第六十章 非洲国家给了中国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12月2 日,我按照外交部发来的说帖,向几方系统介绍我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的 立场。外长西索科一听就知道问题的重要,立即找来了记录员,一字不漏地记下了 谈话。除了“30分钟后即向总统报告”这句话外,他没有做任何表态。 之后,安哥拉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了,双方再未讨论。直到1976年10月28日我离 任前向杜尔总统辞行拜会时,他才又谈及此事,不过,有点像是在自我辩解。 杜尔总统对我说,几方对中国是充分信任的,即使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这一信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正在为本国及全世界的无产者而奋斗,因此,在几 内亚人民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总是崇高的。几方决心保持、发展和加强中几关系。 他接着说,关于非洲问题,中几两国应有亲密无间的合作,期望能在任何考验 中始终团结在一起。如有不同意见,那只是两国之间的事,不能让双方共同的敌人 知晓。 我感谢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理解他对中苏分歧的担心。我告诉他,中国同 几内亚的友好合作是不会改变的。双方对苏联的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中方不会 要求几内亚在对苏关系上采取与我们相同的政策。 杜尔总统是从事工会运动出身的,以雄辩而闻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民众 有很大的煽动性,其演讲集当年就已出到60多卷了。在几内亚脱离法国统治争取独 立的斗争中,他几乎是一呼百应,最终取得了成功。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的年代里,杜尔始终对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满腔热忱,只是他不善于管理经济事务, 在他的领导下,几内亚始终没有摆脱经济困难。 1984年3 月,杜尔总统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时年62岁。 同是发展中国家,又都有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中国和 非洲各国,彼此容易理解对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支持非洲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并积极援 助非洲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因此,非洲人民及其领导人一直视中国为最可信 赖的朋友。同时,非洲国家也给了中国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最令中国人民难忘的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决议时,7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其中26个是非洲国家,占了三 分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在这 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权斗争中,中国之所以能连续十次挫败反华提案,应该说与绝 大多数非洲国家给予我国的坚决支持分不开。 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也是如此。尽管台湾当局利用非洲国家的经济困 难,大搞“金钱外交”,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站在我们一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 场,反对搞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 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在很多问题上,不 断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这时,又是非洲朋友挺身相助,在艰难的时刻伸出友谊 之手。 1989年7 月中旬,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创外交新局面,我们召开了第 七次驻外使节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报告,强调不管 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放,并继续奉行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走出去,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让世界各国 看到,中国的大政方针没有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