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香港回归前的中英较量 香港、澳门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代中国人曾为之英勇奋 斗。回归历程漫长,作为这一代人,我能够亲眼见证回归,已深感幸运,又有机会 亲身参与回归历程,更是感到无比荣幸。 在我的外长任期内,正值两地回归过渡时期的后期,我参与了外交谈判,主持 了两地成立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一段十分难得而又颇 为独特的经历。 香港的回归问题,首先是一个外交问题。从外国占领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 国固有的领土,必须通过外交谈判。 自回归的原则达成协议到政权交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英 方要保证做好香港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保持当地的稳定和繁荣;中方则要承诺根 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为收回后的特别行政区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以 落实“一国两制”,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在这漫长的过渡期内,双方为落实协议、履行彼此的承诺,要在众多领域进行 外交谈判。当时,中方根据协议确定了总体谈判方针:对于对方在过渡期间的日常 行政管理,中方给予合作但不干预;对跨越回归、涉及未来特别行政区权益的事务, 中方有发言权甚至参与权。 邓小平在思考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时,曾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解 决办法的关键,在于过渡时期是否能保持稳定。 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景——领土的最终回归,是充满信心的,但对这么一个 漫长的过渡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还是有所担心的。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和曲 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双方合 作顺利。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蜜月期”尚未结束。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双方 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 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当时,他任外相多年,参 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他对中国和香港问题都十分熟悉,一直与中 方有着很好的合作。1988~1989年间,我同杰弗里·豪会晤过三次。 前两次分别是在1988年6 月纽约的裁军特别联大和9 月的联大会议期间,第三 次是在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之时。记得当时主要的议题,就是中方正在起 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英国似乎 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6 月19日,杰弗里·豪给我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 月举行的中英联合 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自联络小组1985年成立以来, 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 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 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 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 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翻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