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报复 说实在的,别看自己不济,我还挺同情齐放的。齐放是个男人,除了黑洞洞、 脏乎乎、满是烟草味儿的蜗居外,几乎一无所有:离婚两年,没有老婆,也没有固 定的女朋友;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钱。作为一个大男人,没有钱,腰杆儿就挺 不起来,至少不能挺得那么直。齐放的腰就略微有点弯。我们两个一起上街或者在 家时,假如我想揽他的腰,正好可以揽在那略微弯曲处。我有时打趣他:“你那么 高的个子,再弯就成豆芽菜了。” 齐放并不在乎,嘿嘿一笑说:“老了嘛。”露出被烟草熏黑的牙齿。 我忽然觉得不太舒服,似乎在齐放这里,一切都黑乎乎的。先看他本人,或许 是抽烟过多的缘故,牙齿是黑的,嘴唇是黑的,脸上泛着黑光,好像他整个人都笼 罩在一团黑气里。再看他两居室的小屋;一切布置还是八十年代初父母在世的样子, 而且从父母当时搞过的最后一次装修起——如果那也可以称作装修的话,墙壁再没 粉刷过。总之,到处透着黑气。而且屋子里又脏又乱,似乎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 这里面住的人一起都腐烂了一般。我觉得这种黑气是一种不祥之气。黑气不除,被 笼在这里面的一切都不会有好运气,包括自投罗网的我。 齐放现在就是在倒霉运里苦苦挣扎,不知是否能够挣脱出去。我有时想,人一 生的路究竟是注定的?还是自己走出来的?按说,我首先认为是自己走的,因为人 生有许多重大选择都是自己决定的,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假如是注定的, 那应该别无选择,不是吗?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做出了选择后再走下去,你会 发现又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齐放的路就是如此。齐放硕士毕业后到了一家杂志社, 编编稿子。论工作,不忙不闲,不松不紧。论收入,不多不少,不高不低。论感觉, 可能就是不饥不饱,不上不下。很多中国人会安于这种稳定的状态,也有很多人— —比如齐放会觉得太没劲,想摆脱这种状态。至于想摆脱该状态的人,可能瞧不起 安于现状的人,觉得他们太满足于自己碗里的一口食,是一潭不流动的死水。想跳 出的人,都是以眼下的工作为跳板,借此跃上更高的台阶。“人往高处走”,就是 这个道理。所以齐放有了更好的选择之后,便放弃了杂志社的工作。我把它叫做 “更好的选择”,是指当时的收入,但不一定是“最合适”的选择。齐放的新工作 单位是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其实那家公司本没有“信”,所以也不值得“托”, 因为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的“资”。但是齐放却把自己的“未来”“托”给了该公 司。结果果然是“遇‘公司’不淑”,费了好大力气把人事关系转过去以后不到半 年光景,该公司便前途暗淡;再过半年,倒而闭之,关门大吉。齐放的“未来”就 没有了着落。连以前急于摆脱的杂志社的工作也成为不可能。齐放大概后悔当时离 开杂志社,搞得好日子没过几天,饭碗就砸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去一家出 版社应聘。社长听说他以前作过杂志,碰巧该社当时正酝酿办一个期刊,叫做《人 间百态》,便委齐放以重任,主编“百态”。这个工作不比以前杂志社的工作。以 前二三十号人守着一本杂志,每人种好自己名下的一亩三分地就好,而且是正式的 编制,大家平起平坐。现在虽然挂个“执行主编”的名,实际从责任编辑到印刷与 发行,事无巨细都得自己操心,手下只给配了一个临时的招聘人员做些闲杂,每天 忙得焦头烂额不说,真正的“主编”其实还是社长本人。齐放刚来,拿的是最低的 应聘工资,每月只有800 块钱,年终也没有奖金,顶多只拿到以前杂志社的一半。 还有,因为自己是招聘的,在正式员工面前总觉得矮人家一等。这种滋味太不好受。 没办法,船到桥头不直,车到山前无路,只能将就了。 相对而言,我的情况略好一点。我刚刚舌战群雄,以震惊四座的最佳成绩通过 了博士论文答辩,Uni.很想让我留校工作,我们已经签定了初步协议。按说,Uni. 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留下来不过是做点教学与科研工作。如果留在Uni.,我觉得 自己的前途可以一眼看到老:两年后评副教授,然后可以带研究生;然后写论文, 找杂志发表,写书,大不了自己贴钱找出版社;然后晋升为教授;然后可以带博士 生。其实,我不认为自己在专业方面有多出色,论文答辩效果最佳自然不能说明我 的毕业论文写得最好。我有自知之明。我也知道高校里的教师为了评职称、发论文 是怎样求爷爷、告奶奶地拉关系。我们博士生参加毕业答辩的资格是有至少三篇在 国家一级刊物上正式发表的论文,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要是没有ABC 帮忙,我 恐怕很难过这一关。我也大致清楚别的同学甚至有些老师是怎么做的。学术在知情 学子眼里,已经不再那么神圣——这是一个太物化太外在的世界。再说,按学术标 准衡量,学界中也是平庸之辈居多——就像在任何一个社会层次当中,总是中游占 多数一样。我自认为不可能成为泰斗级学术大师,因而做这种学问就没有太大的意 义。做学问,按我的理解,要联系两方面的真实,即文本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其 实也简单,学问是架在文献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的目 的是现实。比如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将科研成果最终转化为生产力;社会科学 在我眼里也是一样,研究的目的应该是解决意识形态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建立起合 理而美好的社会伦理。那种空对空的研究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做这种研究显然 不是我的长项。我当时签协议,也是把Uni.当作垫脚石的,是在此起点上寻求更好 的机会。 什么叫更好的机会?可能这本来就是虚构出来的东西p 时候,我一门心思想出 国。以为到了国外就是遍地机会,以为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更适合在国外发展。那时 我的同学们也都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出过国。 不过当时,确切地说是在认识齐放以前,我出国的期望是完全寄托在艾伦身上 的。我朝思暮想的就是跟艾伦结婚,然后顺理成章地出国。认识齐放的时候,我内 心正处在矛盾与痛苦的深渊。艾伦不同意结婚,更不同意我出国。 我们在电话里一次次争吵,重复的都是同一命题——结婚、出国。最激烈的是 我与Uni.签定留校协议的前夜。 “你不爱我,是吗?”我悲哀地问。 “爱你,当然爱你。”电话那端的回答毫不迟疑。 “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吗?”我的语气里满是幽怨。 “我希望跟你在一起。‘他很平和。 “什么时候?” “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等多久?” “现在还不清楚。”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清楚?”我步步紧逼。 “至少等我毕业以后。” “你准备什么时候毕业?”我穷追不舍。 “当然是尽快。可是……”艾伦已经听出了我的不满。被人追问到这个份上, 很有些被逼急了的味道。 “可是你要先写完论文,是吗?”我抢着说。 “对。你知道。”他的语气开始生硬起来。 “我是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一年半前,还没回国的时候就开始动手写毕业论文。 那时候,我的论文还在收集材料当中呢。你回国一年,我的论文写完了,论文答辩 也顺利通过了。可你自己呢,到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我生气地冲他大嚷。 “你不知道这边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在中国谁都可以毕业,很容易,不是 吗?”他发起反攻。 ‘你以为我的博士学位是大街上捡来的,分文不值,是吗?“我几乎暴跳起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告诉你,在这边毕业比在中国难得多。不仅要请教授 审读论文,通过答辩,而且还要通过主修课与辅修课的口试与笔试。不是随随便便 就毕业,你知道吗?” “可你自己做事总应该有一个计划吧。到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你难道一 点都不自我设计一下,你都读了九年了,还不想毕业?你是不是觉得一辈子当学生 很轻松?工作、家庭的压力一点没有,你害怕毕业,就是不愿承担这些责任是吗? 难道你要一辈子跟着感觉走不成?”我似乎一下子揭到了他的最痛处。 “对,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我听 出他的激动。 “太好了,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你的做法都是对的,是吗!”我冷笑着 说。 “就是对的。”他还在咬着屎头子犟。 “包括你对结婚的态度也是对的,是吗?” “我对结婚什么态度?”他反问。我经常觉得跟艾伦说话费劲就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对于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一些事情,当我挑起话头,他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他偏偏不明白我的意思。德语中形容一个人反应迟钝的一个短语是“导管太长”。 艾伦的“导管”就是太长,简直可以从德国搭到中国。我心情好时会开他玩笑,让 他直接乘坐自己的“导管”来找我,可以省一笔机票钱。不过现在我没心情。 “我们应该互相了解三年以后再结婚呀!这不是你的高见吗!” “对,没错。” “没错啊!”我重复一遍他的话。 “就是没错。” “为什么三年?” “因为一般人都这么做。因为三年时间两个人之间可以更好地互相了解,你觉 得没有道理吗?” “你还在乎别人是怎么做的?你做别的事情从来我行我素,从不考虑别人的态 度。为什么结婚一事,你要学别人?这不像你啊!”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了解三年是对的?” “对。” “我们怎么了解?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就这样通过电话了解?你觉得你 走后一年当中,对我的了解比以前更多更深入了吗?” “没有。”艾伦很尊重事实,这是德国人的好习惯。 “那你觉得再过一两年,我们会了解更多吗?” 艾伦无话可说。 他本来就没有道理。即便通常来讲,考验三年是对的,但用在我们身上也不合 适。可艾伦就是这么固执。德意志民族的执着与固执大概是密不可分的近亲。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喂,喂!”我开始以为掉线了,呼叫几声,对方没有反应。 “喂,喂,艾伦,你听得到我吗?” 还是沉默。 我忽然意识到他的存在。因为我静听的时候,电话里隐约传来他的呼吸。 又是几分钟的沉默。 我等待宣判。 “我还是觉得要了解三年。”他的声音很低沉,似乎是另一个世界里传来。 我则几乎是带着一种心死般的平静倾听。 “所以我也不能现在就出国。是吗?你知道,我现在正面临毕业去向的问题。 我很想借此机会出国,跟你在一起。我不怕吃苦,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相信爱情 是最坚强的支柱,只要我们相爱,就一定能够渡过最初的难关。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会慢慢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我们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去。”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先在中国工作,可以积累一些工作经验,有了经验,将来 到这边也好找工作。我想还是等我的情况明确了,我有了工作,我们有一定的收入, 生活有一定保障时你再过来。否则,两个人没有工作,我们总不能吃空气吧。” “可是,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毕业吗?你知道自己的工作什么时候能有着落吗?” “不知道。” “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你有了工作呀,或许我过去以后,能够先找到工作呢。实 在不行,开始我可以打工嘛,去饭馆端盘子、洗盘子,我都可以做。” “不是那么简单。我的意思还是你先在国内工作。我们尽量寻找我们的路,我 要跟你在一起……” 我们的“路”,我们根本就没有“路”! 我觉得我跟艾伦的思路根本不同。我喜欢设计自己的人生,对自己有一个构想, 然后一步步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只有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而艾伦不一样,我 认为他是今天吃饱就不管明天饥寒的那种人。大概很多外国人都是这样,不知道自 己适合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大概他们追求的就是一种最轻松、最没有 压力的生活。如果换了我,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不安全对我来说是最恐怖的感觉。 因为艾伦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我们两个的未来也有一种不安全感。我那时感觉我 与艾伦之间很可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所以我才会跟齐放在一起。 大概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有一点失衡,总有一方惴惴不安。越是基于将对方抓 到手就越不安,越是急于争取主动的一方实际上就越是被动。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 那样:“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而在我和艾伦之间,操生杀予夺之 大权的自然在他。我心里不平衡,但又无法改变。 跟齐放在一起,没有安全感的却是齐放。 我不是因为爱齐放才跟他在一起的。跟他在一起可以说出于对艾伦的报复,或 者应该说是对自己的放纵。我在极度悲观失望的时候往往放纵自己。我知道这样做 的危险,但还是不能制止自己,或许我骨子里喜欢冒险,是一流的冒险家。也或许 这是人的本性,我放纵自己其实跟有些人在不快的时候喝酒是同样的道理。虽然手 段不同,但是殊途同归。 认识齐放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齐放请我去他那里听音乐,我就去了,虽然我根 本不喜欢流行音乐。九点半的时候,我起身告辞。齐放说:“不着急,再坐一会儿。” 到了十点,我又一次告辞。“不着急,再坐一会儿。” 我也很敏感,虽然齐放一个晚上表现得都很规矩,没有一丝一毫越轨越礼的行 为,越是这样便越证明他心里其实很在乎我。你想,一个三十好几的离过婚的男人, 我可以读懂他的心。可他却一直正襟危坐,一派道貌岸然。 可笑。 我知道,假如第一次劝我是出于中国人的好客,这第二次就不无用心了。我也 知道,假如我执意要走,他不会强留,还会送我回学校。可我就顺水推舟地又坐了 一会儿。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演下去。十点半了,我再不走就回不去了,我从 齐放家搭车回Uni.要二十分钟,晚上出租车不能进校园,我从大门走回宿舍,还需 要十分钟。我回到宿舍,正好十一点,是宿舍楼关大门的时间。齐放也是知道的。 我最后一次告辞,齐放还是说:“再坐一会儿。” 还是一本正经。 可笑,实在可笑。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我这样一杆子插到底,搞得他不能再委婉含蓄。我 已经知道齐放不是个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 “是。”他迟疑一两秒钟后说。 “那你为什么不直说?” 那一夜,我就留在那里…… 没几天我就正式人住,而且俨然成了这两间小屋的女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