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每次破案工作最后出结果时总会比较慢。莉莎·达尔是1994年复活节星期日最 后一次见到她儿子。五个星期后,二十一岁的何塞·阿维纳供认杀害了贾斯廷·韦 斯利·琼斯,漫长的审讯过程开始了,如果一切顺利,有一天会有公正的结果。这 个消息我是先从安吉拉那儿、后从莉莎那儿知道的。我乘飞机到旧金山参加传讯。 旧金山警察局认为功劳是自己的,因为此案的侦破易如反掌,现在他们只说逮 捕了杀害贾斯廷的凶手。 莉莎、安德里亚、杰伊、迈克尔、麦克和我紧紧靠着彼此,想看一下罪犯的眼 睛,但是我们没得到这种奢侈待遇,杀害贾斯廷的凶手带着手铐在法庭里走过我们, 一直就没抬起眼。 我在纸上画的成千上万张脸中,唯一的共同点是用铅笔写在某个不明显的地方 的我的签名,没有其他共同的地方。眼睛离眼睛并不总是一眼宽,虹膜并不总是和 外嘴角在一条直线上。艺术学校的“常规”在人体解剖方面行不通。即使是同一个 种族的人,面部也像矿场里的石头一样各不相像。 那么凶手的脸看起来什么样子呢?这个人只有贾斯廷那么大,很年轻,大眼睛, 有一种近乎嘲讽的率真的表情。他家孩子多,每一个都有长长的犯罪记录。 阿维纳那天夜里用来杀害贾斯廷的凶器是一把尖利的木凿——这是有原因的。 阿维纳有携带武器抢劫的犯罪历史,但他的哥哥们会教他如何避开法律条文规 定。他知道如果一个被释放的犯人被发现带着武器,假释就会被取消。但一个木凿 被定义为工具,带着工具是合法的,如果凿子很尖利,和任何刀子一样致命。这合 法的、致命的第二十二条条规能帮一个凶手逃避最严厉的判决。 何塞·阿维纳知道监狱外的规定,事先考虑了这个问题——他的犯罪行径升级 到杀人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他妈妈一个人坐在房间对过,静静地哭了。 我身体前倾,想近一点仔细看他的脸。皮肤浅黑的巴西男孩说他皮肤“白皙”, 但相对于谁白皙?一个高加索人说他皮肤浅黑,又相对于谁黑呢?一个亚洲人说他 是亚洲人,主要是联系到他对自己的认识。 事实上,每一个证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事物的看法都是对的。他们的话不同 只是反映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我们避开某个种族的人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偏见,把每一个见证人实际 看到的轮廓、质地、形状和风格分别绘制成画像。 我把任何画像发布给报界时,总是有意不提嫌疑犯的种族归属。 把一个嫌疑犯看作是拉丁美洲人、墨西哥人或亚洲人意味着我只能接受一个视 角,或是只能站在一个见证人的眼睛后看嫌疑犯;不说明种族归属,每个人看画像 时都能按照他或她自己的认识标准、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来看嫌疑犯的脸,不应该事 先贴上任何标签暗示他们看到的应该是什么。 嫌疑犯的真面目是通过形状浮现出来的,而不是用标签指明的。每次警察说某 个嫌疑犯是某个种族时,第一个要先问这个问题:“那么,是谁说的呢?” 对何塞·阿维纳的审判定在秋天。“芝加哥”会被叫来作证。但他能为我们再 一次挺过去吗?这个盲人用他的心、而不是他的眼睛帮我们找到了凶手。有种感觉 告诉我他会来的。 四月下旬班德的雪融化了,埋在雪下面过冬后的草乱糟糟的。我们买这个房子 时,罗伯特立了合同约定由我做庭院里所有的事情。我确实签了合同,我以为他不 过是开玩笑。但我错了。庭院后来变成了我心灵的避难所。我热爱我待在户外的每 一刻,虽然做这些事情会损害手指甲。我刚把春天的植物种在花园里,通知来了, 叫我去法庭。我又一次得去面对一个杀人犯了。 1993年12月4 日,理查德·艾伦·戴维斯供认他杀害了波莉·克莱斯,预审定 于五个月后进行。帕特拉摩区检察官格雷格·雅各布斯做公诉人,凯特和吉莉安是 两个主要证人,雅各布斯同意她们每个人自己选一个成年人在证人席上陪她们。那 天我的电话响了两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请我去证人席上。 5 月10日我开车到了加利福尼亚,当天晚上登记住人圣罗莎宾馆,第二天早上 在索诺马县法院大楼和凯特、吉莉安见面。警察局帕克斯上尉悄悄地带我们避开大 群要采访的记者,通过后门,穿过走廊,来到后面一个房间,我们就在那儿等着。 波莉的妈妈首先作证。她沉默着走回来,虚弱、苍白,机械地朝一把椅子走去, 用她瘦瘦的胳膊支撑着自己慢慢倒在椅子里。没人敢问她的感觉怎么样。她疲倦的 脸说明了一切。 公诉人接下来传孩子们作证。凯特首先起来走过去。我们在离戴维斯几英尺的 地方停下来。她举起右手,发誓所述一切属实,我一只胳膊拥着她的肩膀,用我的 身体挡住罪犯对她的注视。我们坐下时,她在木头斜架子下握紧我的手。 “请你环视审判室,这里是否有把波莉从她卧室绑架走的人?”雅各布斯轻轻 问她。 维奥利特和波莉的祖父母在法庭光线较暗处的座位上紧握着彼此的手。 “是的,他在那里。就是那里那个人。”凯特坚定地回答道。她不知不觉中握 紧了我的手。 第一次对他的书面描述说他是个“六英尺三英寸高”的“怪物”,这甚至都形 成了我的先人之见。但戴维斯身材矮得令人吃惊。他粗壮的胳膊上有文身花纹,像 是从他黄色衬衫解开的短袖里爬出来的蛇,他穿着灰色宽松裤,短而多毛的腿上裤 脚翻边很高。他躲在镜框粗重、深黑色的特大号眼镜后面。我看到凯特讲话时他两 只手相互缠绕着,就是这双粗壮的手夺去了一个十二岁孩子的生命。 接下来轮到了吉莉安。她所有的轻怫都没了,好像一夜之间成了个成人。她的 声音果断有力。当要她指出杀害波莉的凶手时,她毫无畏缩。 我无法把眼睛从戴维斯身上移开。我知道这张脸的每一个拐角。我以为我会感 到憎恨,可能我是需要这样的感觉。但相反我发现我只感到怜悯。这种没有痛恨的 感觉让我自己吃惊,我努力用意志力改变这一点。但憎恨不是我的本性,正像凶杀 是他的本性一样。 逮捕戴维斯和阿维纳的事情有了结果,两个凶手现在都在监狱里。我开车回家 时不停地看着后视镜,看着原来在我身上很占上风的一部分从我身上消失。每一英 里好像是一百英里,每一英里都进一步让我远离过去。 我回到家时,滑雪的季节都结束了,人们会最后收起滑雪的工具,至少我希望 如此。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罗伯特和我可以完全专心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将来。这次,没人能把它夺走了。 我从乡村的路上拐弯进来,在砾石车道上减速行驶。罗伯特正站在阳台上从后 面抓着迪伦的颈圈。我关掉收音机,有什么地方不对,我能从他垂着的肩膀和眯着 的眼睛中看出来。我下了车,车门摇晃着,开着,我沿人行道跑向房间。 我伸开胳膊拥抱他,但他绷紧了,接着转过背去。 “生意失败了。”他说,背倚着前面阳台上的巨大的圆木。 我又一次接近他,但他又一次抽身而去。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他周围一直是有 钱人,很有钱的人,他自己也渴望那样的财富。他的销售人员身份从来没有带给他 那样的社会地位,他计划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这些。他不想迎合生意人,他想成为生 意人。这计划正式失败了,一时间他好像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对于我来说,顺序正好相反。我的事业从来不是赚钱。我勉强过得去,我回家 后有时几乎忘记把账单寄过去了。有某个人受伤、失踪或者被害时,我会去。如果 办案的特别工作组打来电话要我去,我要他们付出所有的费用;但如果某个家庭打 电话叫我,我几乎不要对方付什么钱。如果没有钱开销,我们就想办法。我们一起 争取找到打折机票,在家门口安排旧货出售,争取受害者团体和机构的帮助一一尽 可能争取维持收支平衡。 但是媒体不屈不挠地想知道有关财务方面的情况。每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总会有 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那么,博伊兰女士,你得到了多少酬金?”我总是避免这个 问题,从来不是因为钱多不方便说,而经常是因为太少了。 由于罗伯特的高品位和眼前的收入匾乏之间的差距,我们的生活局面不得不改 变。我现在不得不优先考虑赚钱,否则就得眼看着他在压力下自我毁灭。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命运会安排这样的转折,我开始希望电话铃响了。 六月下旬,电视节目《未解之谜》打电话来,想就我的工作拍一个特写报道。 他们等合适的案子等了一段时间,后来找到了一个历时五个月未破的谋杀案,他们 想以我的侦破工作作为特写报道的主要内容。他们一谈好具体的细节,制片人就打 电话来要我立即飞到新墨西哥州去见他们的工作人员。 这项光荣的事情同时带来一张我需要的薪金支票,但我又要站在摄影机前了, 不只是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讲话。这一次,我将是故事的中心,将使我和我的工作 更加引人注目,我还以为我终于成功摆脱了这项工作。 罗伯特现在一无所有,我这个时候回到聚光灯下不是时候,但我不得不如此。 他的焦虑开始反映在行为中,他使我害怕。他声音提高时,即使迪伦也会缩到桌子 底下。他的脾气在升级,他承受的压力会杀了他自己,或是杀了我。 我上了去阿尔布开克的飞机,登记住人了古老、著名的拉波萨达饭店。 如果我以为我不会再心碎了,我就错了。十六岁的乔纳森·弗兰西亚是个大孩 子。六个月前,1994年1 月,他开车带一个朋友去阿尔布开克的丹尼取一张支付薪 金的支票,他在停车场里等着朋友,发动机转着。 这时,两个乘公交车去弗拉格斯塔夫的叛教者被一个失去耐心的司机半路撵下 了车。他们不想因被撵下车中断他们的行程,就跳下高速公路的路堤,想偷一辆车。 乔纳森的发动机是转着的。他们没有仅仅把车抢走,而是带着车内的男孩开车走了。 那天夜里,他们到弗拉格斯塔夫以前需要处理掉自己的乘客。他们把车开到路 边,拿刀捅了乔纳森,把他扔到后面的行李箱里,然后开车去了市里。他们在市里 一个女友的房子里停留了一下,洗去他们结在手上的血块。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那三个人又开车出来了,但他们开上路时听到砰的一声。 乔纳森还活着。他们把他受伤的身体拉出来,这次在那个女友的帮助下,他们把他 剖开了,从脖子到腹股沟,在他身体里灌满汽油,又把他扔回到行李箱。他们想把 他连车一起清理掉,找地方的过程中,车子陷到了一个沟里。在附近建筑工地做事 的两个印第安人用一个轻型货车帮他们把车拖了出来,收了五美元的酬金。嫌疑犯 们就开车走了,后来在市外一个偏远的山区放火烧了这辆车。乔纳森的尸体在自己 的车的行李箱里被焚化。 其中一个凶手使用偷来的信用卡后很快被捕,后来在监狱里上吊死了。那个女 朋友在等着审讯,不肯对官方讲话,但是第二个人仍然逍遥法外。联邦警察局需要 画出那个逃跑的凶手的画像,以此发起这个地区的搜捕行动。 在弗兰西亚家录制节目时,《未解之谜》制片人在起居室里采访乔纳森的妈妈, 我和乔纳森的爸爸坐在客厅里的地板上。我拨了马克·克莱斯的号码,找到了他, 请他安慰乔纳森的爸爸。马克大理解他的遭遇了,他随时都会安慰一个被这么残酷 地夺去孩子的父母。我给他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知道他劝解别人的同时,也是 帮助自己的伤口愈合。 我等在那里,看到弗兰西亚夫人坐在电视摄影机前,请求某个地方正看电视的 某个人来帮助她。她说话很吃力,在深深的、痛苦的呼吸间哽咽着。 她十六岁的儿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找到凶手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很小。唯一一 个找到的见证人对于当时情况的记忆已被严重破坏。同样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他们 开始就随意画出了根本不准确的画像,最宝贵的破案时间已过去很久了。线索越来 越模糊,公众对此案的兴趣越来越小,成功破案的可能性很小。 同样的情况,以前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发生在不同的家庭身上。执法部门能不 能有一天明白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常常破坏见证人对嫌疑犯那么脆弱、关键的记忆。 他们能不能理解人脑的情绪问题和人的记忆规律呢?他们是否还会固执地按以前的 方法做事呢?如果那样,上述情形会一再出现,不过是在不同的城镇,不同的年份, 又一个母亲祈求人们的帮助,她根本不知道如果早期的破案工作有一点点改变,可 以比眼下多取得更多进展。 我和乔纳森的父母见过面后,请求《未解之谜》和阿尔布开克联邦调查局探员 约翰·沙姆为我安排在弗拉格斯塔夫见两个人,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警察早就认定,凶杀案发生的那天帮嫌疑犯们从沟里拖出车子的两个印第安人 没有正常见证人提供证据的能力,他们说那两个人“没受过教育”,都不会说英语。 但这种疏忽倒是我们工作的潜在突破口。如果他们作为见证人的能力被轻视、 忽略了,那意味着他们的记忆没有被破坏。如果他们不讲英语,我们就找个翻译。 “没有受过教育”和观察能力不相干。四岁的孩子也有观察能力。 如果说这种语言差异会有什么影响,那就是见证人和嫌疑犯之间的语言差异倒 很可能使这两个见证人更加警惕嫌疑犯。他们看到嫌疑犯时没有受到什么痛苦。这 一点可能是唯一的能让他们忆起那么久以前的细节的因素。警察认为是不利的东西 可能正是我们的好运所在。 沙姆探员同意了,他叫弗拉格斯塔夫警察局的一个探员去找那两个人。 “我们不能为此付你钱,但我们会报销你的花费。把收据留着。嗅,珍妮—— 祝你好运。”《未解之谜》的制片人和员工带着他们拍摄的节目片段飞回洛杉矾去 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机场大厅里,去追踪这条线索。 我坐下来采访弗拉格斯塔夫的两个人时,他们开始时说本族语,后来突然换成 了英语,娴熟的英语,我惊呆了。他们笑着解释他们一个人有亚利桑那大学的硕士 学位。六个月前他们在一个调查人员面前说本族语只是因为他们偶然听到那人在猜 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受教育程度。他们一直没有透露他们的英语没任何问题。这一 天结束时,我们终于有了通缉罪犯的画像,完整、没有假疵。接下来就是搜寻这个 人了。 我打电话告诉了《未解之谜》制片人这个消息,并把新画像连夜快递给洛杉矾 摄影室。第二天早上,我上了一架去菲尼克斯的定期短途航班,在旧金山最后换一 次飞机,这样我可以快点赶回班德我的家。 我担心罗伯特,非常担心离开他。生意的失败引起的沮丧使他焦躁不安。我担 心他会出什么事情,担心他是否会把怒气转向心里。 但在旧金山换飞机时,出乎意外地,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这一拍把我连夜 带到了盐湖城,去搜寻一个爆炸凶手的脸,这个人使整个国家恐惧。 这次官方搜寻的这张脸已经有了一个名字:高航爆炸凶手。 “你为什么就不能正常些呢!”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不能淡去罗伯特愤怒的声 音。前一天晚上我在盐湖城宾馆房间里给他打电话时他说的话仍然回荡在我脑子里。 我回家的整个飞行过程中,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也许其实问题在于这个问 题本身。 准确地说什么叫“正常”呢?还有,什么叫“不正常”呢?我想改变陈旧的警 察系统,想帮助一个痛苦的家庭,或是想找到一个失去的孩子,我的行为真的就那 么出格吗? 我把这些真的上升到概念、观点、看问题的角度时,忽然意识到罗伯特个人的 思想在我脑中长了根,刻在了我脑中,甚至扭曲了我的信仰。几年以来我拼命地想 摆脱这个工作,成为另外的什么人,符合他希望我是“正常”的定义。但是每次我 不情愿地为一个案件离开家时,我认为我是在帮助别人,事实上,最后是我碰到的 受害者们帮了我。 不幸的经历使人变得深刻,激发人的活力,点燃人们的热情。这不仅反映在罪 行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身上,也反映在每一个被他们的痛苦感动的人身上。这些 事情让我们摆脱开日常生活的麻木和我们解释为满足的惰性。 有时以悲剧形式发生的事情能够孵育新的生命、启迪人的高尚情操。我遇见的 所有和这些案件有关系的人们无不曾经被深深感动——所有的人。我们都变得更好、 更坚强、更睿智、更理解人。更有爱心、更真实了。 我不需要劳力士、钻石来证明我的财富。我的财富形式非常不同。有了与死亡 擦肩而过的经历,我逐步懂得了生活。经历过憎恨之后,我开始理解了爱的无限珍 贵。我的经历可能占去了我在家和我的婚姻生活中的不少时间,但它们正引导我树 立起自己的生活观念。 一阵安静和踏实感拂过我心中。事实上,我没什么需要辩解的。我终于对我丈 夫的问题有了答案。但罗伯特自己没经历过这些,他能够理解吗?或者说我的感悟 只会让他眼睛闹得更紧一些? 我很快就会知道的。我感到飞机开始降落,精神开始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