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凶手逍遥法外 1994年夏天,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不停地报道同一个案件。 奥·詹·辛普森曾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但调查人员发现了他掩藏得很好的 阴暗面,这只有他妻子才知道。辛普森的妻子尼科尔和朋友罗恩。戈尔德曼刚刚被 残酷杀害之后,我收到了原先的首席律师罗伯特·夏皮罗的一个询问电话。但是很 奇怪的是,奥·詹—方的人们很快就没兴趣寻找凶手了。 在著名的布罗科越野赛马后的几个星期,美国关于家庭暴力的案件报道火箭式 上升。不是案件的数目增加了,而是受伤的配偶揭发他们的勇气增强了。我看了尼 科尔和奥·詹拉着手一起散步的新闻报道中的镜头,他那么自豪地注视着她但他们 是怎么从那种感情戏剧性地过渡到凶杀审判的呢?这个问题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感到 害怕,他们认为就算只有一例家庭暴力,也是太多了。 这个话题很及时。罗伯特的自尊心空前低落,脾气爆发空前地厉害。慢慢变成 了我在养家的局面,我们间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我一遍又一遍听着新闻上尼科 尔的911 电话,我自己也感到恐惧,和她的恐惧产生了共鸣。 我走了自己不想走的一步:我打点起行装,暂时住进了城里一个朋友的家庭旅 店。 1994年9 月号的《麦考氏》杂志在8 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报摊上出现了,上面 有一篇长达六页的文章报道我的工作。尽管文章是围绕贾斯廷·琼斯凶杀案的破案 工作写的,一个加利福尼亚的读者还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自己的命运。 她二十三岁的儿子也被谋杀了。谋杀案发生在亨廷登海滩上,在贾斯廷出事整 整一个星期后。地方警察很快发布了一张嫌疑犯的正面画像,接着说没有其他证人, 尽管谋杀发生在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城镇的主要街道上。案件很奇怪地从地方新闻 中消失了,静静地没有人注意到。 四月上旬,亨廷登海滩旅游区正处于最旺盛的季节。黄昏时分,艾丽斯·索默 尔的儿子肯尼和他最好的朋友摩·布兰查德到店里买匹萨,后者二十三岁,是一个 三岁孩子的父亲,接着走到外面,在傍晚温暖的风里等着他们要的东西。 一个梳着马尾辫、穿着带腰带的双排纽雨衣的男人从相反方向向他们走来,他 从茄克里拔出枪,近距离朝他们开火。摩·布兰查德马上就死了。肯尼·索默尔倒 在人行道上。他试图爬到一边去时,那个人在肯尼身上射光了子弹,然后不慌不忙 地走开了。 两个人死了。嫌疑犯依然逍遥法外。没人知道出于什么动机。 艾丽斯没钱,无法为调查工作提供资金,但这没难住我们。我们通过电话开始 计划洗车,并开始寻找能资助我们的机构。 给亨廷登海滩打电话的间隔中,我收到了一个纽约来的电话。《罗兰达》节目 正计划根据未破的谋杀案拍一个一小时长的片子。他们邀请我参加专家组,讨论见 证人的记忆特点。他们这个节目想拿一个没破的案子做题材,制片人问我是不是知 道这种案件。我就告诉了他们。 虽然艾丽斯身受悲剧的痛苦打击,她充沛的精力还是让制片人折服。制片人让 她飞到纽约和我一起到摄影场来。他们计划我们站在摄影机前时再开始介绍我们认 识。但她一走出洛伊斯宾馆的门,我立即就认出了她。 第二天上午在摄影场,艾丽斯化了装坐在舞台对过。我们在摄影机前假装是第 一次见面,尽管实际上我们的办案计划都已经清楚地筹划好了。罗兰达听完肯尼被 谋杀的事情后,三步两步从走廊里走过来,在新闻广播上宣布这个节目将承担我们 所有的办案费用。我们碰到了奇迹。 节目录制结束后,艾丽斯和我走出演播室、沿着第五大街一直走到有哥特尖顶 的圣帕特里克教堂。我穿过清凉、寂静的教堂为她的儿子肯尼点了一支蜡烛。接着 我为贾斯廷点了第二支,为圣路易斯的安基·霍斯曼和卡西迪·森特各点了一支, 接下来为波莉·克莱斯点了一支,一支又一支…… 很快,一整排的蜡烛烧起来了,每一簇火苗象征着一个死去的年轻的生命。从 开着的门口吹来温和的微风,它们一起摇曳着。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了痛苦 的折磨,他们的灵魂自由了。 那天下午我们直接飞回了洛杉矾开始调查工作。虽然罗兰达是为了她的节目有 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摄影人员还是帮了我们,他们不光是录下我们的行动,还是 我们的非官方安全保护人员。如果我们敲错了门被杀害,至少他们的录像带上有这 些内容。 我们的辛勤调查在亨廷登海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也引起了市政府的兴趣。 肯尼是个运动员,每天在户外锻炼;不吸毒;已经订婚,准备要结婚了。但他死前 不久,为了冲浪头发剪得非常短,看起来几乎像秃头一样。他被杀后,报界受到 “暗示”:此凶杀案很可能和流氓团伙有关。官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纠正这个错误 观点。 在一个旅馆业兴盛的城镇的主要大街上两个人莫名其妙地被谋杀,使这里充满 恶梦般的恐惧。但如果说凶杀案“和流氓团伙有关”,公众很快就会转过身去。尽 管肯尼不是流氓团伙的成员,媒体却接受了这个信息,停止了对此事的报道。 艾丽斯花了几个月时间求救,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她想做两件事:找到凶手, 还有同等重要的一件事,洗清她儿子的名声。有人答应她让她在市政会议上讲话— —这个会议将在当地有线频道播出。但她讲话前,会议突然停止。她努力挤到讲台 边,一把拿过麦克风,请求给她事先答应她的机会,但她开始讲话时,摄影机上的 调光灯突然变暗了。几周前,她说服了市政会提供例行不太多的一笔钱。但除非她 能把事情报道出来,否则她这样做没有用。 她试图筹划一个募捐会,但需要得到市政会允许。她的请求被拒绝了,没人给 她任何解释。 接着她又有了新的希望。行星好莱坞饭店的首席执行官弗兰克·迪贝拉愿意提 供数目相当大的一笔钱。但他想让公众知道他的付出,这需要奥兰治县官员的合作、 支持——就是那些掌管他的新港海滩饭店酒类饮料许可证的官员。可他的提议突然 撤消了。 我们找到的见证人都是远距离看到此案的。没有人距离两个男孩子倒下的地方 不到三十英尺。尽管警察早期发布的是凶手的正面画像,但没有人从正面看到过凶 手。不过有两个女人看到的情况足可以画出一张精细的侧面画像,我们至少可以把 它作为诱饵,使这桩谋杀案重新回到新闻报道中。 我翻遍我的名片盒,找出了通过马丁·甘兹案件认识的洛杉矾的所有媒体的熟 人,邀请他们——和案件的侦探们L 起来——参加画像发布会,我们利用艾丽斯的 业务号码建立了一个情报专线,接下来我们一夜没睡觉,在肯克印刷店准备要分发 给媒体的材料。我们租了画架、音响设备和一个海滨旅馆的会议室,准备召开记者 招待会。 这个案件发生了五个月了,但新闻界都来了,即使我们当中抱希望最大的人也 知道线索已经模糊了。我身体前倾,看着艾丽斯用她自己的声音——她终于可以说 话了——洗清她大儿子的名声,她旁边坐着她的家人。这次摄像机不停地拍着。 但事实上是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可能太少、太晚。但是,一定有什么人知道谁杀 了她的儿子。也许有一个知道内情的人——根据这消息就能知道谁杀了两个年轻人 ——会看着肯尼的妈妈的眼睛,会有勇气和良心拿起话筒。 我把包放在我旅馆房间外的过道里,但得再查看一次我在俄勒冈的语音信箱。 我希望有一个电话,一个和工作没有关系的电话。 “珍妮,我叫贝斯·默拉基,是芝加哥的联邦调查局成员。请你马上给我回电 话好吗?我们有紧急情况,儿童凶杀。现在我们认为有见证人。我们需要你马上到 这里来。” 我意识到这不是我希望的电话,我的希望破灭了。我把回俄勒冈的票和一堆另 外没用过的返程票塞到箱子口袋里,我想我反正是要往东去芝加哥了。我拨了默拉 基探员的号码,但却被直接接到了威斯康星州案件的主要负责探员那里。 “一个连续杀过几个孩子的人正活动在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威斯康星三个州 范围内。”他解释道,“我们认为他行凶犯罪已经有六年了。最近一个受害者看来 是一个外出骑自行车的十二岁的女孩。” 科拉·琼·琼斯是9 月5 日被绑架的,五天以后人们发现她被杀害了。联邦调 查局发现此案案情和系列杀人犯作案的情况相似后,就从系列凶杀工作组派人到威 斯康星的沃帕克帮助当地的司法机构破案。他们一到那里就听说一个女人7 月3 日 受到攻击后,侥幸逃脱,此案的情况和凶手在科拉·琼斯案件中的作案手段很像。 不同的是7 月3 日的受害者逃脱了,并且记得试图绑架她的那个人的脸。这个 案子中的突破六年以来是第一次。警察局已经根据7 月3 日的案件画了两幅画像, 但是活着的受害者对它们都不满,说都不像那个试图绑架她的人。 “你能马上飞过来吗?”那个探员请求道。 南芝加哥联邦调查局现场办公室派了个非常能干的人在奥哈尔接我。贝斯·默 拉基是一个成熟的探员,没有过失记录。她高大、漂亮、风趣;她进入联邦调查局 参加完考试后,他们问她:“你是要知道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是长远来讲你 不符合我们的用人标准,好消息是我们现在需要就像你这样的人。你被录用了。” “我们有个活着的证人。”她笑着说,一边把车从机场停车库里拥挤的地方倒 出来。“我们知道你能画,但你的外交本事怎么样?”她把蓝色福特轻型货车停在 收费亭的划线处。 “怎么,是什么?又一次政治性的轰炸?”我问道。“那么多案件主要是缘于 政治、脸面和部门间的争执,而不是罪行本身。” “哦,天,在这儿不要用‘轰炸’这个词,你知道,你是在芝加哥。”贝斯也 和高航爆炸特别工作组有关系,这个工作组是联邦调查局在芝加哥的办公室的重要 一部分。 “不,不是部门间的争执,是我们的见证人充满敌意。她对我们讲了7 月份发 生的事就完事了。我的意思是,她真的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她不想在这儿,也不 想待在任何附近有人甚至看起来像联邦执法官的地方。很抱歉让你做这件事情,但 你最好调动你所有的魁力攻克这个难关。这孩子很难对付。” 我们快速行驶在车流中,默拉基一边换车道一边讲这起沉重的儿童凶杀案。 三个月前,这个二十岁刚出头的芝加哥女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威斯康星的湖泊 地区度假。独立日节日那天,她外出骑自行车,不知道有个凶手游荡在中西部马路 上,正搜寻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发现目标后,他会有意把对方撞倒在地上,然后 趁她还处于不利状态绑架她。一旦到了他的控制中,被绑架者无一例外地被残酷迫 害致死。 我们的见证人不符合凶手通常的标准,尽管她看起来年龄很小。她梳着一个长 长的马尾辫,一点都不化妆,她比他的口味要大十岁,而且她很自信。她在起伏的 乡村骑车时被一个挥着地图问路的陌生人叫住,她看透了他的诡计,斥责他说不要 来烦她,接着骑车越过他上山了。 刚过山顶,路在另一个山前低下去了。拦她的那个人开着车赶了上来,“砰” 地撞上她的自行车,把她甩出三十英尺远,落到一条沟里。同时,一个开货车的年 纪较大的人从后面过来了,尖利地一声刹车在“出事”地点停下来。 那个企图强奸的人当时一心想着他的猎物,没有注意到有一辆货车和司机当时 已停在几英尺外。他左腿伸出司机车门外,一只手扶住方向盘保持平衡,一只手拿 着枪从开着的门和挡风玻璃间伸出来,指着他前面地上受伤的女孩。 货车司机以为这次碰撞是一次意外事故,但他一看到枪就把变速器上了挡,加 快了速度。嫌疑犯意识到他刚刚被人看见了,跳回汽车,急忙调转车头,速度之快 把砾石都从路基上旋了起来,车回到铺砌的路上,一溜烟开走了。 直到劳动节那个周末——这一天十二岁的科拉·琼·琼斯在距离那个芝加哥女 子的出事地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被绑架,人们才把 7月 3日的攻击事件和以前的凶 杀案联系起来。 科拉来到沃帕克外一个小小的村庄里看望她的祖母。在整个威斯康星,人们都 不敢让他们的孩子独自待上甚至一小会儿,但是祖母乡村房舍的田园氛围看起来没 有什么危险。科拉骑车到附近兜一小圈儿。后来人们在一条僻静的路中央找到了她 被弄坏的自行车,这里离她出发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成百上千的人们主动帮忙 仔细搜寻这个地区。媒体把她的面部照片贴到这则消息旁,照片上她黑色长发,浓 厚的刘海剪得齐齐的。但9 月10日前人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十二岁孩子的任何踪影, 9 月10日这一天,两个猎鹿人在一条沟里绊到她的尸体,这条沟位于靠近肯普斯特 小镇旁的一条林区马路旁边,这里离发现她的自行车的地方有七十五英里。 科拉受过性攻击、毒打后,又被勒死。然后,他先把她的尸体储藏冷冻,再把 她放在看得清楚的、人们肯定很快会发现的地方,这是他的怪诞习惯的一部分。 一把这次凶杀和7 月3 日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警察就联系了年龄稍大的受害者, 请她描述一下嫌疑犯,并利用一种新的计算机编译程序,使像素形成图像,然后打 印出来。这张脸杏仁眼、长鼻子、有一粒大痣。 肖像看起来很卡通、特别,但由于强大的公众和媒体压力,探员们就把他们手 上的东西公开了。他们发布了这幅肖像,请求人们帮忙找到“这个人”一这个被认 为杀害了小科拉·琼斯的人。 7 月 3日的见证人聪敏而善言谈。她对肖像表示剧烈不满,特别工作组决定再 试一次,这次他们请了警察局的一个画家。他采用标准的视觉辅助模式绘制画像, 但却奇怪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侧面像,虽然见证人是从前面看到罪犯的。这是一个男 人的左侧面肖像,头部完整,一头浓厚的黑色直发,呆滞的眼睛,脸上的麻坑很深。 这相貌和第一次发布的画像截然相反。 见证人失望地站起来走出了会议室。但是警察又一次迫于压力发布了新画像, 请公众帮忙找到“这个人”——他可能是杀害科拉·琼斯的凶手。 两个星期内,三州邻接地区的居民看到了一个人两幅截然不同的肖像,人们认 为这个案子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有一连串的作案人。他们吓坏了,又不知道该害怕 哪幅肖像。任何与任意一幅肖像有任何相似点的男人都会被叫住盘问。但是这些 “线索”都没有结果,凶手逍遥法外。 联邦调查局和当地地区执法机关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特别工作组,但 他们还需要公众的支持。同时公众对于他们搜寻到嫌疑犯的信心几乎降低为零了。 7 月3 日的见证人到这时已完全和警方敌对起来。连着两次,他们试图画出她 脑中的形象,都失败了。她这时只想一个人呆着。 联邦调查局暂时把她留在南芝加哥的现场办公室里,等着我的到来。 我得立即让她离开官场氛围,离开官方人士。默拉基开车把我们送到我的旅馆。 我换下米色套装,穿上蓝色牛仔裤和毛衣出来,没穿鞋子,头发披散着,然后盘腿 坐到床上。 “老天,这些人把我完全搞昏了头了。”我说着换成一个舒服的姿势。我说这 话是想解除她的疑虑,但这话不是假的。我是真诚的,破案工作的一系列意外事故 使我非常沮丧。共同的不满、共同的认识,能帮我们打破眼前的僵局。 我告诉她在波莉案件、高航爆炸案,还有其他一些案件中,我们还没能把画像 修改到最终让见证人满意,第一幅肖像就先传开了。 她放松下来了,开始对我倾诉这事让她沮丧、让她付出了多大代价,在薪水方 面、个人自由方面,还有这些留给老板的恶劣印象,她早就不能再容忍了。我们谈 了整整九个小时。一天结束时,我们画出的脸和已经在流传的两幅画像上的非常不 同。一个目击证人,三种办法,三张完全不同的脸。但证人终于满意了。 我不满意。这一次我也难住了。通常情况下,几幅画像会在某些地方有些共同 点,但这张脸对调查人员将完全是意外的,就像对我一样。 新的画像上嫌疑犯的年纪大得令人吃惊,头发稀疏灰白,淡淡的八字须,起皱 的皮肤,苍老的眼睛。他眼睛里有一种清晰可辨的疲惫,一种空洞。好像他恍恍惚 惚,而他的行为都是习惯性的,就像一个看门人在漫长、寒冷的冬天里的一天结束 时去检查学校的门一样。我们按照他被看到的样子画出他来,画的不是侧面像,而 是在她最害怕的、枪口径直对着她的那一刻,她从看得最清楚的有利位置看到他稍 微倾斜向一边的一张无表情的脸。 尽管我们有了画像,我却对它没有信心。有关人员给见证人看了几百张照片, 甚至可能超过一千张,不仅画家们给她看,还有些过度热情的警察踊跃想自己破这 个案子。很可能证人已经改变了脑中的形象——下意识地修改了自己的记忆,使它 和别人给她看的、说的样子一致。她经历了那么多错误行为,我现在对什么都不能 肯定了。 在这样重要的案件中,画像是不是发布意义重大。不仅会影响到有关部门的可 信度,还会给孩子们造成生命危险。如果画像是错误的,就会误导破案人员,使凶 手有再次害人的机会,甚至进一步毁灭公众的信任和信心。 但是这种危机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他们对于在闻名全国的波莉·克莱斯案件中 得来不易的教训这么不在意,这促使我上飞机回家前要求和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见 一面。我不打算吞吞吐吐地说话。 一个小时内,这事就安排好了。第二天一早,沃沙乌的联邦警察局探员埃德· 布鲁纳到芝加哥接我,我们向北开了四个半小时的车到达沃帕克,特别行动组就设 在那里。 我们开车慢慢走过这座饱经风雨的城镇。建沃帕克时就考虑到威斯康星漫长、 严酷的冬天,这里的房屋高大、方正,通向二楼前门的阶梯长长的,地上雪堆深厚 时就开二楼前门,花园里的花几乎没来得及绽放,秋天的寒气就弥漫开来了。 我们在一幢旧的公共建筑旁停下了车——这房子楼梯漆成了棕色,金属栏杆已 经很旧,埃德·布鲁纳领我沿着往下的楼梯走到了会议室。 布赖恩·曼格内罗探员作了自我介绍。我本以为我们会私下里谈谈,但他举起 手止住了我,这时侦探们一个一个进入了房间。 “好,你可以开始了,”曼格内罗说着在前面坐下。我环顾四周,突然意识到 一对一的会面刚刚变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演说。我的气势汹汹突然没了。我不能这 么做。我看看周围,都是疲惫的眼睛,每个人都按自己所知道的办法尽量努力着, 每个人都为失去那个孩子而痛苦,我所有的责备心理都退回去了。 不是有意犯错误的,从来不是。地区、州警察局的探员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 员在见证人记忆的心理特征方面,都没受到过培训。人们还是认为综合素描画像和 一项政府事务的基本程序差不多,认为它不过是一件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在调查表 上打钩的一项。 我没说责备的话,而是慢慢地、难过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布杀害科拉的 凶手的最新画像,接着,我不得已在画像上写明了不可散发给公众。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一人走了很长的路来到城镇中心。将近夜晚的太阳几乎不能 给大气任何热量,空气里飘着苹果和潮湿的叶子腐烂的味道。另外一个小女孩的布 告贴在水果店的门上、汽油加油泵上和汽车的黑色窗子上。我在那天之前从没有到 过沃帕克,但我知道我以前走过同样的街道。 第二天晚上,联邦调查局以向城镇上的人们讲述事态最新发展为幌子,在一个 高中的礼堂里举行了一次活动,其实是想造成一种吸引力,看能否把嫌疑犯吸引到 现场来。 调查人员对杀害科拉的凶手进行了心理分析,相信他会因为自己造成的混乱和 恐惧而高兴,他有可能喜欢出现在公众场合,亲眼看到自己造成的恐惧,变态地感 到兴奋。不允许孩子们来,这样礼堂里可以尽量多容下些与嫌疑犯年龄段接近的成 年人。 首先,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家匡蒂克就这项犯罪的本质和行为讲话,接下来 曼格内罗探员给公众讲述诸线索的最新发展情况。再下面就轮到我了。见证人不想 和这案子有任何关系了,大家相信我在了解嫌疑犯的相貌方面是仅次于见证人的人。 根据先前的安排,在我讲述如何教孩子们识别罪犯的技巧时,我要沿着露天座位走, 检查人群中是否有像凶手的人。同时,外面的探员会记录下所有进出停车场里的车 辆。 后来人群往外走时,我站在临时组成的迎宾队伍里——站在门口,表面上是感 谢人们光临。其实出口有意安排得较窄,让我能够看清楚每一个离开大楼的人。我 跟人们握手听人们说谢谢,直到后来有个男人停下来,伸出他饱经风雨的手握住我 的手。 “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科拉的父亲。”接触到他的手使我感受到他的悲 痛。 “我只是想告诉你,”他说,他妻子在一边看着,“也许你会理解这种事…… 你知道,科拉从来都没有绘画的兴趣或能力,但就在她临死前发生了最奇怪的事情。 她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另一个女孩被绑架的事心神不宁,整天说她很害怕。她活着的 最后几个星期里会梦游。她会拿起一管牙膏或什么东西、任何能画画的东西,画一 个男人的脸。早晨我到楼下看到镜子或浴室的台子,就叫她,”科拉,你到底在这 儿干嘛了?“但她根本不记得画了它。那张脸很像联邦调查局探员给我看的你画的 那张脸。她这些都是在睡眠状态下做的。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知道有些案件中人们有神秘的预感,这一点在孩子们身上尤 其灵验。事实上,我知道的情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1993年夏末,波莉被绑架前两个月里,坚持卧室里开着灯睡觉,因为她觉得肯 定有陌生人夜里会来把她带走。 贾斯廷·琼斯被害前几个月里,就即将来临的死亡写过精美的诗歌。 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名叫塔拉·穆尔的十八岁女孩迷上了《光明之使》,这本 书是讲述天使和人死后的生活的。她把书都读得很破旧了,而且她走到哪里带到哪 里,书页角都卷起来了。1992年8 月15日,她把书给她妹妹戴安娜,解释说:“戴 安娜,我会是个天使,永远守护着你的。” 8 月18日塔拉在和她的家人吃饭时突然问她妈妈:“你做完这个层次的工作时, 有没有可能到较高的层次做工作?”塔拉那天夜里死于车祸。她父母从出事现场回 到家时,发现塔拉房间的地板上有一张纸,这张纸随风飘到了房间对过,在门旁朝 上放着。上面写着一首诗,题目是:“现在我是一个天使”。她的父母、加利福尼 亚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小镇的桑迪和柯克·穆尔,因此被深深改变了。他们现在努 力让其他失去孩子的父母也知道这件事,努力让他们心怀希望,让他们相信人生高 层次的意义。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伊利莎白·库波拉—罗丝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学者,她研究 死亡和死亡过程,写了孩子们死前的无意识绘画、创造性的艺术、诗歌和其他表现。 她说这些孩子的家里人常在他们死后意识到这些看来“不重要的”表达中暗含的信 息和象征性的语言。 人死前是不是普遍地潜意识中知道此事?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都不能反驳这一 点。 科拉的父亲专心致志地听着每一个事件的细节,他仍然握着我的手,也许正试 图想明白他女儿恐惧的原因,或许甚至是他的信念正在进一步加强。 联邦调查局又问我是不是可以公布画像。接着他们把有可能是嫌疑犯的照片拿 到了我的旅馆房间,告诉我在最初采访时受害人看哪些照片时犹豫过。具体细节方 面很接近,但那个问题无法回避,一直回旋在我脑子里:是我们实际上捕捉到了她 脑中原来的形象,还是我们的画像不过是以她受攻击后给她看的那些肖像为根据的? 没法弄清楚这一点。 如果我再见见证人一次,也许这个问题会弄清楚一些。曼格内罗开车把我送到 密尔沃基机场,我从那里乘飞机到芝加哥。贝斯·默拉基和我又见面了,她开车把 我送到受害人在郊区的家,让她最后看一眼画像。她完全同意,甚至是热烈地同意, 但不过是飞快地扫了一眼,太快了,让人不放心。她现在肯定吗?还是她只是解脱 了?在这个问题这样不确定、她的记忆又受到了破坏时,公布画像的危险太大了, 因为它会让公众更迷惑,而且如果抓到了凶手,画像却都不对,这幅画像会对嫌疑 犯辩护有利,这有可能会毁了这案子。这案子搞得太糊涂了,就像池塘里的水大混 浊了。 系列杀人犯仍然逍遥法外,游荡在三个州偏僻的路上,搜寻着下一个受害人。 他会再杀人吗?很可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我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心情沉重地打点起行李,飞回家了。但我的决定对吗? 联邦调查局再也不容出错了,狼已经叫了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