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外派任务 在我对上司说要折断那家伙的胳膊之后两个礼拜,我突然获指派去执行一项两 个多月的临时任务(TDY ),去的国家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国度,我的第一外语和最 早接受教育的地方——日本。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同事排挤和想象中折断那家伙胳膊的快意,顿时都统统地被抛到了脑后。我很 兴奋。去日本,去那个我熟知其文学和语言的国家,去那个我过去呆得最久的国家。 梦想成真,这正是我到中情局最想做的工作。 这还不是007 式的冒险游戏,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从原 先不满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揭开一片新天地,重新开始。我将面对什么呢?在日本 我可以再次见到我的父母。 我已有12年没见过他们了。我想我是不能回台湾了,因为我已经被作为共产党 同情分子或台独活动分子,列入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其实我两者都不是,中情局 对我的安全清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不能对任何人提及安全清查这回事)。 台湾设在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馆以前曾多次对我进行暗示威胁和警告。政府官 员对我父亲也施加压力,要他让我完成巴黎的学业后回台湾,并严厉警告说我父亲 “在巴黎所受的教育太解放了”。(就好像他们知道我在巴黎的学习内容似的!) 在台湾之外,我最容易与父母见面的地方就只有日本了。12年的分离,我终于 又可以见到慈爱的双亲了。我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言语表达。 我还没有执行海外任务必需的绿卡。现在好了,局里需要我去。只要是局里需 要的事,哪怕是再严的规则都可以变通,从速办理。 中情局是少有的几个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之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 目的均可不择手段,也不是所有手段都可使用,而是在某种限度范围内。 1967年9 月我的东京之行,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离奇。 这一临时任务并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 但我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在这两个月内,力争今后能调到东京情报站工作, 要抓住这两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可能很难有其它机会再外派到日本。 我的动机还不止如此,我还要抓住这次机会,完成从含糊的“语言专家”到真 正的“情报官”的质的转变,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努力做到最好。我不顾现有工作条件的 艰苦,全身心投入到新的任务中去,成绩显著。 我的上司是一个自负的白人。年轻,单身,长相英俊,带点奶油味儿。他能讲 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手下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善良,曾私下偷偷告诉我如何避 免冒犯这位白人老板。 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是要离老板的桌子远些,就像是这位小组负责人身边有一 条看不见的界线一样,离他的“氛围”远些。我的中国同胞告诫我,除非老板明确 指示,千万不要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这真是一条愚蠢可笑的规矩。他把他的座位当作是什么宝座,当作是他手中小 小的权力的象征。不过我遵守了这条规矩,我没有时间将心思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 情上。 回首往事,我对这位老板没有什么可怀念的。几年后我又第二次去日本,他已 获迁为部长,有些地方他确实曾伤害过我。他很聪明,几近于狡猾。不过,与我后 来所遇到的许多难忘的人物相比,他还算是比较温和宽容的。 他有两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下属,有谣言说他和其中一位有染,并差点使她的 婚姻破裂。作为上司,有如此行为显然令人吃惊。如果此事通过正当渠道被反映上 去,他可能就要接受和军事法庭对等的中情局总监察办的调查和裁决。 中情局无需像联邦调查局(FBI )一样,采用和军队相仿的统一规章制度,职 务甚或语言,而是一个在人事关系上极为松弛的机构。除非级别相差很大,在中情 局极少使用“是的,长官”或“不是的,长官”之类的套话。同事间大多以名相称。 甚至,在和中层上司交谈的时候,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脚跷在桌面上。这在联邦调 查局是不可想象的举动。 在礼节问题上我比较独特,是极少数固执对上级遵守正规礼节的人之一。不但 是对我的上司,甚至对同事,在谈话中我都使用“长官”和“先生”一类字眼。我 过去是这样,现在还如此。 这可能是由于我讲日语所形成的习惯。 我认为日语是世界上最礼貌、微妙和精细的语言。例如,日语日常所用的第二 人称单数就有4 、5 或6 种之多,差错一级对对方的称呼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假如 差错两级的称呼则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我所知,日语中男女使用的语气截然不同, 即有明显的阳性与阴性之分。在现代日语中,还有第三种中性化的语气,男女均可 用,主要见于媒介报道、学术报告、法律和专业演讲之中。 这是过去男权时代的产物和遗风。如果是在小说中,读者很容易知道一句诸如 “今天天睛”是出自男人口中还是女子口中,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阳性与阴性的 区别,仅见诸于形容词的词尾;而在日语言谈中,阳性与阴性,男女之别随处有之 :主语、动词、形容词、副词、人称、感叹等均有不同,尤其见于讲述古代故事的 小说当中。 不过,近年来有一个明显趋势,日本妇女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在口语中使用中 性语气,甚至是使用男子语气,毫无疑问,这是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 我也觉得女人不必用奴侍式的语言同男人说话,这种情况应当让它成为过去。 妇女在追求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女人味,这使我每觉遗憾。在我想来, 女人味对于妇女来说其实是一种力量和优势,而不是弱点。 在日语中,最脏的骂人字眼就是“愚蠢”、“懦夫”、“禽兽”和“白痴”之 类的话了,都不带任何性的涵义。也只有日语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其它语言中 那些粗俗滥用的语气词,真是不堪入耳。 人们都在谈论日本精神、日本的教育体制、日本效率和生产力,以及日本伦理 等等。但却极少深人分析日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特点——礼的产生过程和基础。 日本的礼已为世人所皆知。但是,礼是如何深植于日本社会人心之中,并成为日本 语言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如果人们都停止相互使用暴力和辱骂,我想犯罪率肯定会大大下降。 日本人常被人指责为“狡诈,具侵犯性,不守信用”,甚至指责为“说谎”、 “不诚实”和“欺骗”。有时这些指责可能是对的。 考察一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会发现,日本人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 在谈话中喜欢委婉、理解和圆滑的语气。在日本,直截了当地说话被视为“粗鲁” (正因为如此,我的日本妻子说我有时是“极其粗鲁,令人无法忍受”,这当然是 缘于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个人性格了)。 这种文化的差异在其它领域也存在。比如,日本人喜欢看美国电影,但是很难 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带武器并求诸于枪击解决问题。 在1995年1 月门日发生在神户—大坂地区的地震灾难中,受难者的平静、克制 和守纪律充分彰显了日本民族气质,没有争抢和敲诈勒索的事发生,有的只是相互 理解,相互接受和相互合作。 当然近现代日本也有用暴力野蛮侵略他国的历史污迹。在1995年8 月15日的 “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会”上,社会党的村山富一首相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 了“深切自责”和“道歉”,这是在排除了顽固的右翼反对意见后作出的表态(虽 然这一表态是经由内阁批准的,但是很快“解释”为村山首相的“个人”看法)。 这种表态对于受害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经表态,大部 分日本人民也认识到他们应当回归过去的善仪做正确的事情,也认识到表态虽迟, 但迟甚于无。每个国家都不太愿意承认过去的过错和道歉。这个例子表明了日本的 保守传统和所谓的礼,我认为,这有助于理解其他国家和日本在对待问题上的不同 态度。 我自小浸淫在日本文化的氛围之中,很难以名称人而不以姓称人,讲法语时, 也不能自觉把“vons”说作“in”。如果未获指示,我也不会自觉地对前辈同事和 上级以直呼其名,这种转变对我而言跨度的确太大了。 再回头谈我那位自负的上司。八年后我再次在他手下工作,发现他还是一个孑 然一身的单身汉,那时我已很有信心,足能揣知他的所思所想。我从不怕任何人, 也没有怕过他。有一次我还故意以行动表示不怕他,尽管知道不应该这样说。 他曾带我和一个同事去中国餐馆,一直谈论餐厅里他想征服的那位漂亮女侍应 生。 她的确长得漂亮。我发现她竟是台湾人,和我是来自同一个省的同胞。我和她 用别人听不懂的台湾话交谈,很谈得来。在离开餐馆时,当着两位同事的面,我亲 切地拍了拍她那裹在紧绷绷的旗袍下性感的臀部,我笑了,她也极其情愿地笑了, 两位同事的眼却直了。 年轻时我常用这样的手段。 我所期望的幸运之神,不久就意外地降临了。 到东京后约两个星期,我见到了我的大老板,支部负责人。 那时,我已经被众人所接受,觉得很舒适。我可以使用美国军事福利社(PX) 和官员俱乐部,这是在我之前还没有临时任务员能够享受的特权。 一天,我突然见到一个矮胖的人,他向我亲切问好,脸上的笑容和那张令人肃 然起敬的饱经苍桑的脸很不协调,脖子短短的近乎没有,一头乱发像疯长的野草。 我立即意认到,他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成为中情局里最为 称职的情报站长(COS )、被赞誉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他的事迹常常成为世 界各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当然报章中不会指出是他所为,也不会说是中情局所为。 我在大场面上从不退却:“您是谁?” 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很威严地说:“我就是——部长。” 想象一下军队里的少尉初次见到上校时的那种情景吧,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级别 差异就像是少尉和上校的级别差异一样。我需要鼓足勇气。但如果我怕丑的话就不 会加入中情局了,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抓住机会说:“太好了,长官,您正是我要 见的人。” 他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之情:“嗅?那你想说什么呢?” 我直截了当地说:“长官,我想调到东京情报站做一个情报官。” 我想没有一个临时任务员,在其两个月的任务期限中的头两个礼拜里就敢提出 如此的要求。 部长问我:“你能做些什么?”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一个念头,没有一丝停顿就回答说:“十次里有九次别人 会把我当日本人。” 作为一个文化和语言背景与日本相去甚远的中国人,敢说这样的话是十分令人 感到意外的。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笔极有价值的本钱。部长也意识到这 一点。他双眼直视我的眼底,像是审视着我的灵魂,寻找着真实答案。而后,他抬 起头恢复了常态:“好,就这样,我同意。停下你手头的工作。你以前在东京生活 过吗?没有?那就把你这次临时任务剩下的时间用来逛逛东京,熟悉这个城市。哦, 有一组情报官可能会要你协助他们工作。去问问他们想让你做什么。祝你好运!” 就这样,我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他真能“呼风唤雨”。 而且,部长还把我从我不喜欢的临时任务中解脱出来。我知道他们的确需要完 成这项临时任务,而且也知道,华盛顿中情局总部也没有其他人选可以派来东京, 顶替我的工作。而我事先没能拿到绿卡,还匆忙派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他人无 法代替。 那正处在中情局的好时光。效率高,没有官僚作风的羁绊,当断则断。 我很快退出了临时任务,并避免和那位自负的上司说太多话,因为我能理解他 的不满和失意,他要找人填补我突然离开的岗位。但他又能怎样呢?这世界本是为 权力和能力所统驭,我知道至少我有能力,我要向大权在握的上级证明我的能力。 “熟悉这个城市。” 我由衷喜欢这句话。这表示我手头暂时没有专门的任务,可以在东京城里闲逛, 了解这个城市的街道、商店、酒吧、餐厅、酒店、公园、传布消息的地方和历史遗 迹,一句话,了解东京。 那时美元是强劲货币。我拿着GS-7 级别的工资,加上临时任务的津贴,可以 在体面的餐厅、酒吧里随心吃喝,且几乎每天光顾有名的按摩浴室,还可以有节制 地购买一些东西。 (有一点我要向我的神职教父和认为我行为不妥的人表示歉意。日本当时称为 “土耳其浴室”的,事实上就是男人寻求性满足的妓院。我很早之前就已是一个性 享乐主义者。在此,如果不提及我这方面的生活,也就无法诚实地讲述我生活中的 故事。)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快乐极了,因为很多街道、地点和商店的名字本是我从书报 刊中读到过的。还有一些我想去参访和了解的地方的名称可以溯源到封建的幕府时 代。 要我帮手于的活则是:在一间特定的酒店租一间特定位置的房间,观察报告对 面街道上的一间办公室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行动时的任务。听起来很简单,但比预想的要复杂一些。 首先,酒店总台的服务员本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当他看到我的台湾护照时,潜 在的种族主义意识就使他问我一些我不喜欢的问题,说话的语调也使人回想起二战 之前日本的特殊警察。最难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房间,而不要同层的 别的房间? 我没有准备这个问题,紧张得出起汗来。突然我来了灵感。我不说日语,而改 口说英语。我深深体会到,很多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人和朝鲜人面前都会表露出优越 感,但同时在美国人和讲英语的其它国家的人面前,又有自卑感。 这一招果然灵验,在我的傲慢举止和要求下,那个服务员又变得像平时一样奴 性十足。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房间,开始断断续续地执行起监视任务。 如此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满足监视任务的房间,很出乎负责这次任务的案官的预 料,他很满意,几乎天天都要到这个房间,间或用一部带长焦镜头的高级相机拍摄 对方的动静。 危险终于来了。一天当案官用望远镜隔着水平百叶窗观察对方时,突然惊叫起 来。我一跃而起,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对方办公室里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但令我惊惧的是,在对方办公室楼上 的一个房间里,有五六个办公人员正聚集在窗口,对着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口指指点 点。案官由于一直聚精会神地观察我们的监视目标,未能及时发现他们的举动。 我赶忙压低声音(虽然完全无此必要)对案官说:“快收拾东西,离开房间。 从左手边的走廊离开酒店,这样可以避开从对面冲过来的人!保持联系!” 他非常专业地收拾好东西,撤走了。五分钟后,我也偷偷走出房间,下楼到了 酒吧,深饮了一大杯啤酒。这是太需要酒了。 我仔细回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考虑着可能采用的藉口,突然记起案官的记录 本竟还忘在房间里的椅子上,那上面可有很多敏感的资料啊!天啊,鬼知道还忘记 了什么东西在椅子上。我发疯似地又冲回房内,果然,我记得没错,黄色的记录本 还在那儿。我抓起记录本,又冲回了酒吧,我不愿在房内与任何人打照面。 在酒吧里,我猛喝着冰冻啤酒,借以给火急异常的心降降温,心想:就算是007 ,这也他妈的会是一件麻烦事。 15分钟后,我想出了几种可能有效的藉口和抵赖方式,走回房间。这时电话铃 响了,是案官打来的,我知道一定会是那本笔记本的事。 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慌乱之情溢于言语,可以想象他觉得这是多么紧急的情 况。 “保罗,我忘了,我忘了。” 我慰告他我已经拿到“那东西”了,并请他在酒店外的某处和我会面。 案官是业内的高手,绝对的资深间谍。他走起路来的样子,每每使我想起一头 猛虎,凶猛异常,自信十足。 有一点很奇怪,顶级的情报行动官员走起路来都像是食肉动物,像猛虎,像猎 豹(还要加上一句,也像残酷的狗)。也正因如此,肖恩·康纳昨所扮演的007 的 形象与真实的间谍很形似,性格硬朗,威武有力,多谋善断,目的明确,不论男女, 都充满信心。 显然,案官觉得很窘迫。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如此周密策划和布置的行动中, 还会出这样的纰漏。他非常感激地说:“保罗,多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所发 生的事。” 我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也很高兴。 后来我知道,我们中情局的人闯进了我们监视的那间办公室。使我诧异的是, 在真正冲入那间办公室之前,我们的人事实上已十数次进入过那间办公室,有时是 在晚上黑暗时进入的,为的是充分操演,以保证能确实拿到我们所要的“材料”。 当部长又一次下令再进入那间办公室时,我刚好也在场。 “哎,老板,我们已经来这12次了,上帝知道了都会感动的。” 正如预期的一样,整个行动完成得非常成功。 几年后,在对水门事件的国会电视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局长说水门事件中的人 屋行窃只不过是“业余档次”,这使我记忆犹新。赫尔姆斯先生继续解释说,在直 到真正进入一间屋子之前的半小时,中情局的行动人员还会在不断练习开锁。这一 点我绝对可以证明,确是如此。我坚持不懈,尽可能多地学习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 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些我实际上已很熟悉了。 。虽然我能流利地说、读和写日语,甚至强过日本大学毕业生,但我说话时还 是带有一些口音。(在巴黎时,我交过几个日本女朋友,也有不少日本酒友,这已 经使我的日语水平提高了不少。)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我的口音可能来自日本的其 它地区,而不怀疑我是否日本人,因为我的日语词汇和表达都十分地道,不像学过 日本语的外国人。 不过,虽然我对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已有了解,但真正学起他们的风俗习惯 和处世之道还是有不少困难的。 我第一次到一间日式餐馆,当我依例脱下鞋子时,迎接我的女传应看着我的动 作说:“先生,您一定是外国人吧!” 从我说的日语中她是无法发现我不是日本人的,但从我脱鞋的方式上却可以断 定我不是地道的日本人。 可能最难把握的就是何时要摆出傲慢姿态,何时又要显得谦卑。如果一成不变, 就很易被人察觉。 作为情报官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令自己不引人注目,他们教我,要像一团灰色 的影子。但我却发现,有时又要表现得傲慢放肆,以摆脱紧张局势,就像我订房时 一样。故而,随机应变的态度和举止才是最重要的。 这又令我想起在一组北朝鲜别动队潜人南朝鲜袭击总统府之后,南朝鲜当局所 发布的一个公告:“……注意从北朝鲜来的特工。注意说话带有北朝鲜口音的人。 注意身穿有皱纹的衣服的人。注意表情卑躬一心怕引起麻烦的人。一经发现,立即 向有关当局报告。……” 这一警告所言,可谓精辟。我引以为训,尽量使自己不像其中所描述的人。 我发现,在很多土耳其浴室最能探听到内部秘闻和了解日本男人的习性,享受 性服务还在其次。 我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大多数按摩女都对我很友善,渴望为我服务,也乐于回 答我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日本男人及其弱点的问题。不久我就成了一间消息最 多的土耳其浴室的常客,并享受贵宾待遇。 哦,他们还特别给我打折扣,真是谢谢。 就在这时,东京情报部已决定将我调到另一个部去,因为我会讲法语,当时越 战正酣,中国大陆也正为文革浪潮所席卷,中情局就要找一个懂法语、还懂日语和 中文的人。而这些语言我都会,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语言天才,而是我的个人经历 所赐。 那时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会这五种语言的人:日语是由于我在台湾出生时,台 湾正受日本统治,二战后又自然学会了台湾话;1945年后蒋介石军阀政府接管台湾, 我又学会了中国普通话;英语和法语则是我长大后在美国和法国生活和学习时所习。 只有在1934年左右生于台湾,后又学习过英语和法语的人,才会有同时掌握这五种 语言的优势。二战后终止了学校的日语教学,所以四年级以下的学生不具日语能力。 鉴于这些原因,我想没有其它台湾人有同我相似的背景。 我早就意识到我的语言优势有一天会对我有利,现在机会来了。 新部长唐纳尔德·布朗先生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想象力和极具才干的人。 他尤其是一个最能理解下属的上司。他个头很高,像运动员,动作敏捷,有教 养且易于相处,是那个年代里典型的中情局中层管理人员。第一次见面,他问了我 很多问题,也向我提了不少建议。虽然我因不能在当初充分理解我、并将我转成正 式行动官员的那位部长手下工作,感到有些沮丧,但我发现我很喜欢唐(布朗先生 名的便称)。 (当我后来有机会表达对那位部长的歉意时,他宽慰地对我说:“只要是有益 于工作,我都满意。”) 第一次见到唐·布朗时,我和他进行了有益的思想交流。我告诉唐我嗜饮,但 喝醉以后不会失去自制力,绝对不会说任何不该说的话。我可以看出唐接受了我所 说的意思,他对我如此信任,使我深受感动。依我的经验,我对我所说的话绝对有 信心。人生至此,饮酒方面,我已完全不同于早先的几年。现在即使是喝得烂醉如 泥,我也不会丧失理智或失去自制力,尽管说话和走路可能都会变得磕磕碰碰。 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对唐许下的诺言,虽然在11年后才戒了酒。 我还向唐表白:“我不撒谎,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撒谎。” 这话不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通常从不说谎,故而说起谎来一点儿 也不熟练。 唐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看着我说:“哦,那你最好是学学。” 我并没有言过其实,也不是什么道学家,但不久我确实发现,真诚是避免疑虑 和猜忌的良方,从事间谍工作如此,其他行当也一样。于是这成了我一个固执的信 条,即“说真话要比靠谎言生活容易得多”。 即使你只想撒个小谎,那么从一开始,就要切切记住千万不要自相矛盾。从人 之常情上说这已经很重要,在间谍工作中这一点更应是首要原则,因为有信心和守 信用几乎就是间谍行当里的硬通货。除非是有很正当的理由,自相矛盾是间谍活动 中的大忌,会被认作是不诚实,进而成为失去信任的缘由。而且,这个行当里是不 会给你什么机会去“解释”你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和前后不符的。 说真话就要容易很多。我认为一但出现误会,你就应当立即坦言承认,老老实 实道歉。大部分人都乐于接受真诚的道歉。有时,圆滑老练会有助于澄清误会。但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诚实的误会,容易解释。最好和最容易的办法,还是从一开始就 说真话。 另一方面,即使只是最“无罪”最“平常”的谎话,也会使你失去很多。如果 是因为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或只是因为不真实、而使谎言被戳穿,那么,不知不 觉中,说谎者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 说谎不是什么玩笑,开玩笑时人们会知道是玩笑,而谎言一旦说出,以后再想 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就太迟了。 我无法喜欢电视情景喜剧和广告节目中的所谓“幽默”的“白色”谎言,它们 看起来就像是在愚弄观众的诚实之心,同时也表明,一个小小的谎言往往会导致一 个更大的谎言。 我记忆力极佳。依照事情的主题,我可以很轻松地记起一周前,一月前,一年 前,甚至十几二十年前别人告诉我的事。 我们经常听到自相矛盾的故事。如果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出自不同人之口,来 自不同的地方,就会使人们怀疑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如果是出自同一个人之口, 那么人们对他的信任就会发生动摇。反正是哪里出了差错。要么是这个人记错了, 那么故事就不可信;要么是这个人在胡编乱造,那么他就不可信任。总之,这是一 个警告信号。 我个人认为,一个无法否定的谎言,或一个不必要的谎言,足以使我对说谎者 的人格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确信一个人在成年以后,他的人格极少能完全改变。不诚实的品行迟早会露 出马脚,不诚实的所做所为也迟早会被揭穿。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这是一条颠扑 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不止是讨厌谎言,还厌恶那些惯于说谎的人和病态的说谎者。试鉴别 之:惯于说谎者在说起谎来时一点儿也不会觉得难为情;而病态的说谎者则在完全 没必要时也说谎,且说起谎来,不暇思索,毫无愧疚之心。这两类人在心理上都有 自卑情结,爱慕虚荣,对他人发泄自己的怨恨。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易相处的。 当被问及新奥尔良的天气如何之类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会说:“不知道。”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新奥尔良的天气,并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知道了 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但是,如果扯到诸如“我知道一个迷人的人物”之类的话题时,五花八门各式 各样的吹嘘,添油加醋以及不实之辞就会满天招摇。因为这正是说谎者可资利用以 引人注目的话题,他会表现得高人一等,炫耀自己如何比别人知道得多,比别人更 会说笑,而不怕会被当场戳穿。 说谎者是不会对着镜子向自己撒谎的,因为他没有说谎的动机。他要显示的是 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而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过去我见过很多惯于说谎的人。 一个女人曾连续几个星期向我叨咕有趣的故事,但后来我从她那借了几本杂志, 却发现她所说的所谓“有趣的个人经历”原来都出自那本杂志。 还有一个中国人对我讲述他在上海亲身经历的趣事。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这 故事很熟悉,但又不想说出我的感受,怕他尴尬。我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发现原来 他所说的竞完全雷同于一则中国古文故事,20几年前上高中时我就读过而且现在还 记得。我这位同胞生长在大陆的文革环境中,他不知道,在台湾学校里这则古文是 必读和必诵的课文! 还有一个日本女人嫁给了美国人。她过去常常在她的美国朋友面前炫耀她在一 座日本古城堡前的玉照,并言称那城堡就是她的家。结果,她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 朋友都不买她的帐,还在背后给她安了个“公主”的雅号。 既然我这样看待不诚之举,那么我从事这个以欺骗为基本方法的工作,真是具 讽刺意味。要把说谎当成必备工具,委实令人难以掌握,但我要顺利完成任务,就 必须学会这门“功夫”。 我们中情局官员也每每喜欢即景闲谈,相互抖落在工作中所撒的谎言,但都只 是聊博一笑。我的好朋友山姆说起谎来可以以假乱真,但如果有人说他是骗子,他 会气得须发皆直,并声色俱厉地声言他只说一些高雅和令人羡慕的谎言,而且全是 在“正规工作的需要下”说的。 根据唐·布朗明智的建议,我独自找到了一份可以掩盖我真实身份的伪装工作 (Cover Work),表面上成了一名在日本工作的新闻记者,招聘我的单位全然不知 我的真实身份。 这对我而言实在是美妙之极,像我一样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没受过专门训练的 人,本是很难在外国新闻机构中谋到记者的差事的。学历和语言背景可能是我获得 这份工作的主要资本。 这样,我就依中情局的指示,调整自己,开始了一种敏感的深度潜伏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除了从事对外秘而不宣的秘密情报工作外,在表面上要从事一份合法的 全日制工作。我不能公开暴露自己和美国的任何关系,即使是美国永久居留权,也 不能公开。(我本可以拿到绿卡,但局里没为我办理,以防我遇到麻烦。)这样, 我用台湾护照工作。从此,我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双重生活”。 这就是我长达20年的深度潜伏工作的开始。 深度潜伏,或非官方掩护(NOC )的生活自然也意味着艰辛:冒着暴露的危险、 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双重生活而且又像永无终结。在遇到危险和被捕时,也得不到 美国政府或大使馆的保护。 还要尽量远离美国官方机构和美国俱乐部。社交圈子里没有或少有美国朋友或 同事。尤其是像我一样以第三方护照做掩护的,更要注意在表面上尽量不与美国发 生联系。与联络官或其他官员碰头的地点,一般都选在咖啡厅、餐馆、酒吧、秘密 房屋或酒店房间里。 最为重要的,则是使自己在做表面工作时完全变成情报官身份以外的另一个人, 把表面工作的生活,当作自己真正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灵气与悟性的, 仅仅做表面文章,或名不符实的伪装,是远远不够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非官方掩护(NOC )情报官与同事碰面是受到限制的。他或 他的家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受禁止,除非是像圣诞节一样的特别时间。总而言之, 他只能是他自己,一只孤独的披着伪装的狼。靠自己的能量、机智和本能而生存。 通常,中情局工作的行动官员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做两年到三年的深度潜伏情报 官。至少过去是如此。深度潜伏工作一般不超过两次,因为这项工作极为艰难、孤 独,而且危险。潜伏间谍与情报站间的联络是由一到两名官员负责的,一般晚上在 指定时间和地点见面,传达有关命令。这类官员称为“联络官”,读者将会发现, 联络官对于潜伏情报官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必须牺牲自己所有的美国社交生活,远离有关 社交场合。怎样生活都行,就是不能像美国人。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命运、福祸,都是从联络官那儿开始的,也在联络官手中 结束。 如果联络官称职,可资信任,情愿把时间花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身上,那就不 会有什么闪失。而如果这条与情报站沟通的唯一管道生锈或阻塞,出了问题,那就 等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被折断了翅膀,甚至更糟——我下面还要说明。 联络官是沟通管道,更精确地说则是潜伏情报官的生命线。 在中情局里有一种说法,说非官方掩护任务可以区分一名情报官是男人还是男 孩(当然,中情局也有女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这说明了任务的艰巨性和残酷性。 我作了20年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在局里至今总共只有6 个人有如此长时间的潜伏工 作经验。我认为我有资格说上述说法有失偏颇,是不正确的。 联络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工作和生活。联络官既能造就、 又能毁掉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一位熟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境遇的官员曾经评价说:“这就是很多长期潜伏的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不值得去冒险的原因。” 无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自己的能耐有多高,都需有一位能胜任的并且有同情心 的联络官与之配合。我喜欢长期潜伏工作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虽然艰苦、有缺点, 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至少更具冒险性。 我后来在欧洲碰到一位高级情报官,看起来他十分乐于当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 官。使我惊奇的是,他曾作为一名官方保护的外交人员而被我们碰面所在的国家列 为“不受欢迎的人”。 “你怎么还敢留在这里,不怕被捕吗?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惊讶地问他。 “小心一点就是了”,他说道。显然,他大钟情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潜伏生 活了。 小心谨慎可谓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处世真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顺利地度 过近20年的长期潜伏岁月,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谨小慎微,时刻 警惕可能存在的危险,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曾与一位在不同国家的情报站担任过站长的退休官员倾谈过。他对非官方掩 护情报官有不同一般的灼见。他告诉我,他曾有一次在当时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非官 方掩护情报官。在卡特总统发动从德黑兰美国大使馆拯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失败后, 他即在德黑兰担任非官方掩护情报站站长。 很难想象在那种非常时期和充满敌意的异域之邦开展情报工作,单是在那儿设 “站”已极其不易。官方保护是绝对谈不上的。我不禁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叹服。 从他的介绍中我获益匪浅。我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如此艰苦的任务中幸存下来,说 他们小心谨慎到神经过敏都不过分,也唯其如此,方得幸存。 唐·布朗亲自担任我的联络官,在情报站和我之间传递讯息和情报,负责所有 的与我有关的情报指令、要求、掩护、社交以及繁琐的行政和财务问题。像他一样 以部长的身份直接联络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在中情局里是极少有的。(其下属有 副部长、科长和许多高级官员。我当时是站内最低级别的情报官。) 唐·布朗一心希望帮助我,使我成功。尽管他的工作负担很重,但仍对我悉悉 关护,这令我感激备至。 虽然唐后来离开了我,给我派了另一名联络官,但他仍对我极其关心,看我能 否自立。 在唐·布朗领导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发过牢骚,犯过很多错误,有时也令唐 觉得十分头痛。虽然我很努力工作,但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来说,我尚欠火候,没有 做出什么值得唐夸耀的成绩。唐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所责备。如果我犯了明显的错 误,他就会间接地提醒我,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之处和弱点。作为一名优秀的 领导,他善良,深请领导艺术。 很自然地,后来看到唐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掌握大权,我一点也不觉意外。 我的任务是“熟悉这个城市”,这给我以很大的便利和幸运之机。那位安排我 调到东京站的部长将我移交到唐·布朗手下,当唐知道我还从未接受过真正意义上 的职业训练后,又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滂花大雨中陪我在街上走了三个半小时, 边走边谈,向我传授情报工作中的主要技巧和注意事项。 他本是这个行当的顶尖高手,早年间,就曾以在东柏林的工作事迹而享有盛名, 颇有传奇色彩。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所盯梢,就索性走入一条死胡洞, 盯梢他的秘密警察自认为对地形十分熟悉,就很自信地守在巷口,但却没有发现他 再出来。其实当他返身出巷的时候,已伪装得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人,就这样,从 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经过而不被察觉,摆脱了盯梢。 我曾使用过很多他教授给我的技巧。每次都能从危难紧急的情况下巧妙脱身。 例如,他曾教我如何暂时伪装成跛子,在何种情况下需这样装扮,这样装扮会 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有好多次在狭窄的走道上和对方人员不期而遇,为使对方不致认出我,我就 装扮成破子,仿佛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10公分似的。与对方擦肩而过时,眼睛 转向另一方向并向下看。对方从没认出过我。 不注意基本要领曾令我陷入困境。有一次我拜访一个敌对机构,与三个对方的 情报官员谈话。要装扮成跛子。只需在袜子里放上一块从铅笔头削下来的橡皮笔擦 就可以了,橡皮不会弄疼你,但却在你每迈一步时都提醒你必须跛着走路。 我那次没有依要领做此准备,我只拿了根拐杖,装得一瘸一拐地到对方那里, 说我患了关节炎(所以我迟迟不露面同他们接触可以说得过去)。那三个敌方官员 都很强壮,目光像刀锋一样锐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我解释。我感到一种不同 寻常的紧张气氛,不久就觉得作呕。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拿拐杖,用两条健康的腿 冲进了洗手间,露馅了! 叫我怎样解释我的荒唐愚蠢之举!我从洗手间出来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还好 那次谈话是我掌握主动权,所以对方没追问令人尴尬的问题,在情势上占明显优势 挽救了我。但这一教训却深铭于心。 我同我未来的妻子初次相识也是这个时候。 一次我给一位我在巴黎学习时认识的日本女士打电话。她是一位年迈的贵妇人, 以前曾以无忧无虑的爱情生活闻名。我想对她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赌场表示感谢之 情,于是请她吃晚饭,而她就将我介绍给她——我未来的妻子。 我的女伙伴在电话里高谈说正同照顾她孩子的一位年轻女人在一起,我说我不 在意,邀请她一起来。她们来了。 老妇人向我介绍了那位年轻女士,并且加重语气说:“现在,她是一位良家妇 女,我要对她负责。你要保证永远别碰她。放老实点厂现在我和和子一起回忆我们 初次见面的那晚时,都会禁不住笑出声来。和子那时刚刚洗过头,用一方头巾包住 头发,那样子有点令我反感。她个头不大却骨架粗壮,脂粉不施,完全本来面目。 虽然她长得并不“丑”,而且开朗友好地对我微笑,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说: “不怎么样。” 我带两位女士到位于著名的银座区的高级日式餐厅去用餐。我当时拿着工资和 临时任务津贴,经济条件不错。当时我们三个人的一餐饭,在现在东京相近档次的 餐厅可能要花费至少700 美元。 和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妇女,很少在餐厅吃饭,所以对餐厅的环境感到陌生。 那家餐厅有一道河豚菜式,虽然河豚的血液里有致命毒素,但却被日本人视为 珍馔。河豚须由特殊牌照的厨师宰杀制作。此时,餐厅的老板正在我们前面的柜台 上准备河豚。 和子听到我们准备吃这道少见的菜式,惊道:“哦!我们不会中毒吧?” 真是尴尬。不过餐厅老板的脾气还不错,并没理会她的话,这倒使我宽心了些。 还有很多精美的菜式。我吃得忘形,竟失礼轻声对和子说:“如果你喜欢,还 可以吃我的。”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良家妇女一言不发,真的开始一盘一盘地吃我 的菜! 后来我知道,和子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信徒,这在日本人中是极少的。她曾想进 入修道院做修女,但修道院主事出于不知道的理由两次拒绝了她。那时她正在一间 孤儿院做义工,照顾行动不便或先天有缺陷的儿童。 到我和和子第二次见面,已经过了4 个多月。这也是情报官的职业特点所致。 事情不可预见,无法给自己设定日程安排,有事时还无法解释,可谓身不由已。 四年后,当我快要结束派遣东京任务的时候,有亲戚朋友问及我:“你要搬去 哪儿叩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去华盛顿,那儿比较适合我。”不久后,我却 突然搬到了“大城市”纽约,只好又含含糊糊地说:“今后还有可能再搬回我的家 乡巴黎。” 我父亲和我的岳父都未意识到我的真正职业,他们的看法是我可能不能坚持从 事一份固定的工作。 临时任务结束时,我返回华盛顿特区,为长期驻扎东京做准备。 局里向我下达了指令,要我向大多数同事解释我之所以退出中情局是因为我在 东京执行临时任务时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非官方 掩护情报官的敏感之处。即使对我的同事,我也必须隐瞒我自己的真实身份。 谈到我作为外国报刊记者的掩护身份,有一段趣事。 一家外国媒体意外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职位,在华盛顿充当全 权白宫通讯员。这是一个极为特殊荣幸的职位,尤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办 刊经验的新手而言,更是一份意外的好差事。这可能也是很多年轻男女都十分渴求 的职位。 但是,一个中情局官员有什么理由必须每天守坐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呢?除 非我辞去中情局的工作,否则就永远无法开始做这份差事。 我依然想成为一名间谍,尝试冒险的滋味,而不是想成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而且,我还想在日本住上一段时间。 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成为一名世界舞台中心的政治新闻记者的机会。现在回头 看看,诚心地说:我不敢肯定我当时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