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大鱼” 在表面上,我的婚礼如预想的一样举行厂。我体会到一种新的生活,所有的骚 动和不安都可以得到平复。 但是,我心里却越来越着急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一年半没做过与情报工作有关 的事了。这使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不是那种不思进取、可以在几个星期内 都毫无长进的人、东事情报站的新管理层也注意到我近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新来的副站长会见了我,给我打气一我一方面承认自己有些耽于疏懒,另一方 面也告诉他我的掩护工作非常繁重,严重影响了我进行情报工作,通讯社记者和间 谍的双重身份迟早会发生冲突。我当然知道一但发生这种冲突将意味着什么,我得 作好思想准备。 我请求,在有必要的时候放弃通讯社记者的掩护工作。副站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因为我已经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在社交圈内得到了认 同。对于深度潜伏的情报官而言,掩护工作几乎与情报工作同等重要,但是我认为, 日本已是我们的友好同盟国,我在掩护身份方面,可能无须像在不太友好的国家里 一样时刻绷紧发条。 我的心情轻松下来,日常生活也有了一些新意。 一天,我光顾了一个重要的目标机构,和一个人谈话。他就像一枚坚果一样, 顽梗不化,表面上彬彬有礼,骨于里却充满敌意,尤其是对我这么一个所谓的新闻 记者。谈话时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场,姑且称他为奥野吧。谈话显得十分枯燥 无味,碰巧那个顽固的家伙有电话找他,暂时走开了,留下了我和奥野二人。 那个年代,凡厉害的对手无例外都表现得沉默寡言,因为都怕“祸从口出”。 奥野也不例外。 他静静地同我一起坐在那儿,面上毫无表情,抽出一支烟,从口袋里掏出火机, 点着火。 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普通的动作,但此时,我对日本人的了解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知道日本男人,尤其是商人,都喜欢带一些可以表示其身份地位的物件。奥 野在点烟时,手执火机划了一道比一般人要大一些的弧线,可能是在有意无意间, 使我注意到他手执的火机正巧同我的一模一样,是一种典型的高尚地位的象征。 扑克牌场上造就的本能告诉我,奥野是一个自负的人,因而也是易受影响的人。 (自负的人往往也是脆弱的人。) 我抓住时机,直接说:“有空一块出去吃饭?” 他冷淡地回答说:“不,我不能去。” 我并不觉得脸上无光,又说:“我跟你打电话。” 奥野还来不及拒绝,那顽固的家伙已回来了。奥野没有对他说什么,这使我倍 受鼓舞,觉得有苗头。 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我当时只觉得,这可能是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一个良 好开端,谁曾想到,这次偶然的机会后来竟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个人 前途,甚至于改变了我的一生。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打电话给奥野。我不想给他留任何选择的余地,直截了 当地告诉他我要在某天某时在一间很有名的餐厅的酒吧里和他见面。 “你一定要去。”我说完就立即挂上了电话,完全不理会奥野有什么反应。 我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也无法确定奥野是否一定会赴约,或者他会不会还 带其他同事一同赴约,对方当时最喜欢这样做。但我觉得我抓住了他虚荣、跃跃欲 试的心理。我也希望我所约定的豪华餐厅对他会有些吸引力。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 人行动,但我知道应当如何应付。 东方武术有一招,称曰:欺身直进下三路,抓他卵子不放松!!! 我开始准备和奥野的私人会晤,这是一次好机会,要一击中的,不能大意。那 么,我要从奥野那儿得到些什么呢?我完全明白什么才是我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招 募,这是同每一个对方的新的目标人选见面最终的目的。当时,这对我还显得很遥 远,给我的压力也很大。我不能一味空想如水中月、雾中花似的结果,而要付诸计 划和行动。我开始一步步筹划该如何实施。 我喜欢事事深思熟虑,未雨绸缨,花了很长时间做思想准备。我试着想象每一 种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相应的对策,以防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 赴约那天,我比约定时间早很多到了那间酒吧,边观察四周的,清形,边等奥 野。约定时间过5 分钟后,他也到了酒吧。 他迟到了一些,对我作了简短的道歉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女朋友正在外面等着我。” “嗅,为什么不叫她进来一起聊聊?”(我想中情局对这类娱乐是极乐意“资 助”的。) “我叫她在外面等我,如果10分钟不见我出去,就自己离开,去她要去的地方。” (她一定是个典型的日本姑娘。) “好吧,那么请坐一会儿,喝点什么?” 我猜想奥野虽然已经结婚了,但仍想向我炫耀他还有这个“女朋友”。 奥野坐下,叫了饮料。我的手上也正端着酒杯。我仔细观察起奥野来。 他穿戴很整洁。从他眼角瞟向门口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女朋友在外头 等他的话是可信的。他是一位30来岁的身材瘦削行动敏捷的人。 我要赶紧有所行动,以留住他。开始的几句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 我问道:“你已经结婚了吧?” “是的。”他依然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哦,你已经结婚了。你每天至少要工作10-12小时,每周工作6 天。而你还 有一个女朋友。你一礼拜要操几次?” 我这话就像是一颗炸弹。奥野有点畏缩,看着我的笑脸。 我前面已提到过,日语很文雅。那时在日语里还没有一个与“操”对等的词, 虽然现在年轻人受外来语影响已开始直接用这个词。 一般日本人用“干”这个字眼表示性交行为。但如果我问奥野“你每星期干几 次”,又能文雅到哪儿去?对日本人而言,这一样会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这话竟 出自一个第一次真真正正与他交谈的外国人之口! 奥野竟回答了我的问题!脸上带着一丝自豪的微笑。 我不记得他说几次了,8 次,10次?这都已没太大关系。我知道的是我已经把 握住了他,奉承了他的虚荣心,找到了他自负的弱点。 “啊!”我惊呼起来,显出我对他的钦佩和敬畏,脱口赞叹他精猛,有男子气 概,同时心里想:今晚我可抓住你啦,你的女朋友只有自己走了。 奥野深坐进了他的椅子,沉浸在他自我荣耀的光圈里。 从那以后,我和他整个晚上都没有再提及他的女朋友,这一话题被完全忽略了。 我们开始像朋友似地闲谈起来。 奥野是个骄傲自大、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但是因为我是一名“受人尊敬”的 外国记者,而且比他大5 岁——这在东方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对我的态度又有所不 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我主要目的以外的话题。 我引出了“间谍”这个话题。奥野于是说起曾听说一个关于“间谍”活动的小 小酬劳的故事。 我评说:“太少了!” 他悄声向我:“你认为间谍值多少钱?” 这下轮到我惊慌失措了。 中情局有一条基本原则:未经允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私自作出钱财的承诺。 奥野可能会极有利用价值,但目前还无法知道到底他有多大价值,所以我实在无法 正面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我对一名间谍,或者是像他一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间谍 身价几何,全无概念。但是,他正等着我给他开价,想知道我的诱饵有多大。 我一边晃动着双手,假装胸有成竹,一边却搜肠刮肚,寻思对策,然后说: “嗯,我敢说至少值100 万日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相当于2800美元,但购买力极强,约相当于现时的28000 美元 在东京的购买力。 奥野沉默起来,像是在体会我的言下之意,而后说:“不过我是开玩笑啦。” “那当然是开玩笑”,我也说。 但我知道他并非是开玩笑,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们各自沉思 起来,都收住笑容,情绪也跟着低沉起来。谈话到紧要关头,意向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一晚,我们再也没谈论这个话题了。 临别时,我诚挚地对奥野说:“希望尽快再次和你见面。”他表示同意。 我的脑里一片混乱。 我即将抓住一条大鱼。将对方机构中的人发展成我们的间谍,绝对是一个大胜 利。我胡思乱想着,如果仅仅靠我的“职业技巧”就能发展奥野成为我们的间谍, 那我将会是何等的荣耀!这可是我情报生涯的一个良好开端呀,我对自己说。 在确认了自己没被人盯梢后,我回到家中,紧紧拥抱着觉得莫名其妙的妻子。 我并没向她作解释,只告诉她晚上碰上了很值得高兴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容易 出纸漏。 我认真写了一份详细的交往报告,第二天交了上去。 我的联络官员虽然已在中情局工作多年,但对于组织情报行动却没什么经验。 他粗略地看了看我写的报告,不置一词。我觉得很失望。 后来他对我说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特工”,自己更是一个也未曾掌握过。他是 一个学者型的人物,缺乏行动能力。我怀疑他可能是不相信我在交往报告中提及的 事情,故而没有答复我。 几天后我又约了奥野。这次我没作什么掩饰,谈到“情报”时就好像那是我们 注意的一部分内容。谈话中我不用“间谍”等扎人的字眼,而只说他可以“为一群 人提供可靠的有用信息”。 我也从不提及会令人反感的“中情局”。我只不过是一名新闻记者,与这样的 阴险机构毫无瓜葛。这样我的所做所为使我看起来更象是一个“中间人”。 奥野说了他的情况和酬金要求。他没有要求100 万日元,但确实是要价不低。 这一次,我很轻松地回答他:“我回去请示一下。” 我又写了一份交往报告,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奥野的酬金要求。我的想法 应该获得批准,因为大鱼终于吞了诱饵,上了钩,可以收线了。 但使我懊恼的是,联络官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叫我回去商量这件事。到底出了 什么事?至少我们要给鱼下诱饵。 我打电话到站里,向新任的部长询问,语气中夹杂着失意和不满,直接打到大 使馆的公开电话在说:“你们到底要不要他?我必须给他一个答复!” 虽看不到部长的脸色,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吃了一惊:“晤,晤,请等一等。” 他停下来与其他人商量。 “行。你答复他可以。我们见面再细谈。” 绿灯亮了。 东京情报站在过去的七年中,至少有20个或更多的情报官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发 展像奥野一样的特工,但都失败了。奥野是我们第一个“渗透间谍”。 站里开始觉得这事难以置信,所以迟迟没有答复我。五年后,当我提及当时没 有人对我的紧急请求作答复时,当时的副站长满怀歉意地承认他有责任。他解释说 开始他无法相信我的报告,把它当作谎报邀功,未予重视,以为是早些时候他给我 鼓舞士气而引起的。 第一个“渗透间谍”发展成功了。这成了东京站的当月成果、季度成果和年度 成果,一遍遍地上报。 我开始出名了。同事们对我的日常问候也从“保罗,你好厂变成了“有什么需 要我帮忙的吗,保罗?” 对奥野的工作成了难点,耗费颇多,但是极有价值。他不单单自己能弄到“硬” 情报,而且还厚颜无耻地提出经费要求,声称可以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关键部门, 建立一个情报网。我们觉得他太不知趣了,拒绝了他的请求。由此也可见,中情局 在这方面非常保守。 他的建议极具诱惑性,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和胆量。 我的联络官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奥野提出的经费要求,而不是 空头支票般的情报许诺中的画饼的幻想。 我们又发展了两个重要特工,这当中奥野起了关键作用。我后来的新任联络官 告诉我,那两个特工后来不只成为“渗透间谍”,还成为了“电子渗透间谍”,则 是渗透进那机构的电脑,所有的情报都一网打尽。 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了由美国大使馆举办的自助晚会。在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站 长(COS )及其夫人,还见到了情报站的其他高级官员。这对于一个非官方掩护情 报官而言,是很不同寻常的,我猜想可能是站里的官员着意安排,想找机会见见我。 他们都轻声祝贺我。很多外国人、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和一些我认识的情报官 员参加了晚会。我和妻子在那呆了很久,直至夜深了才离开大使馆。 后来我获知,那天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实都是以不 同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员。 不久,总站长夫妇知会副总站长夫妇,在部长家中宴请了我和和子。对于像我 一样的小字辈,这无疑是一种荣幸,尤其我还属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如此际遇更 是难得。为了减少我们暴露的风险,部长夫人还遣走了仆人,亲自下厨准备晚餐。 这次成功使我在发展新特工方向有了名气,而且最终形成了我的工作特长。 我们专门来探讨一下从敌方阵营中发展能取得“硬”情报的特工的重要性。 “硬”特工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间谍,他们和帮助看管秘密处所、参加监视,或收集 和翻译公开资料的“援助”特工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间谍活动”是不可能脱离“间谍”进行的。所以,发展间谍是情 报活动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情报官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但这决不是 一项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需要敏锐的嗅觉、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力。所 以,只有极少数优秀的人才,才能从事这项大多数业务官员都倍感羡慕的工作。 有时也有贪功的情报官未经批准便发展特工,这无疑是急十求成的表现。 因为发展特工是一项敏感的工作,所以,中情局为此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 度,是非有论,赏罚分明。那些未经批准即盲目发展特工的情报官,最终都会急得 直跺脚,害怕被发现后受到总部的惩诫。 曾有一个胆大妄为的情报官,没有采取任何初步措施,就擅自发展特工。结果 仅和对方接触一次,就立即被局里招回,并予以开除。 我们部长说,大概只有5 %的业务官员能领悟到这里面的“窍门”,成功地发 展特工。能够正确地发现、评估、培养、发展和招募间谍的人也因此可称得上是行 内的“明星”。 作为一个新手,我仅用了短短的5 个星期,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环节,顺利将奥 野发展为我们的特工。奥野正是站里这几年来着意寻找的那类特工。这当然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事。 我个人认为,我的成功在于运气和时机,赌场上得来的直觉经验和对日本人的 了解也帮了大忙。这并不是什么即兴之作,而是水到渠成。 拥有外交豁免权和受政府保护的业务官员,最适于操作和发展特工。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发展特工如果遭受失败,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是不可 接受的。 要发展一个特工,首先要评估发展对象的价值、潜力和可靠性,同时权衡很多 这样那样的因素,包括他的种族、教育背景、家庭情况和个人倾向等等。 如果行动失败,就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从而可能使负责发展的情报官遭到生命 威胁。假如他受到官方保护,则可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对方驱逐出境。 因此,发展特工过程中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得到总部的批准。 一般来说,发展特工不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外交豁免权, 也不受政府保护,一旦行动失败,结果将更为严重。所以,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才会参与发展特工的工作。 我是用第三方护照、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情形更为敏感,因此尤 其不适于承担发展特工的任务。 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最适于发展特工。招募者和发展对象间进行沟通时要使 用共同的语言,以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和增进相互了解。还要准备相应的应变措施, 以便一旦失败后能迅速脱身。 在发展对象所处的环境不适于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指 派受政府保护的官员去当地执行发展任务,这样如有不测,中情局和政府就可因势 介人,并实施保护措施。 培养发展对象的情报官一般不参与最后的招募行动,以避开可能发生的危险。 但如果他与发展对象关系融洽,只有他才能最后说服发展对象,保证成功招募的话, 他就会获委派,直接与发展对象摊牌。不论最后执行的是谁,所有参与过此事的人 都将共同分享成功的荣誉。 我发现,中情局如果成功地发展了一个特工,那成功的果实就像一个魔饼,所 有参与的人平均瓜分,而且魔饼好像会自己长大一样,不管是多少人参与瓜分,每 块的大小依然如故。 几年后我问起如果有75%的成功把握,能否向发展对象摊牌。回答是:“见鬼, 不行!要有95%左右的把握才行。” 我有时并不遵循这个“95%原则”,但却时时将这个原则牢记在心头。 在我从事特工招募的工作经历中,对方对我表示拒绝的情形共有6 次。不过没 有一次造成混乱和麻烦。大多数的发展对象在拒绝了我的要求后仍能同我保持朋友 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为止。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作较难开展 的“敌对”国家的政府官员。作为“培养人”,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亲自出面“摊牌”,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时间和机会也不允许他人出面。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一般只与已经招募的可靠特工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也参与 对该特工所介绍的“二手特工”的考察和评估。 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我很幸运,在参加工作的早期就有成功招募特工的事迹。 因而后来我竟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身份成为一个“招募专家”。这是我所始料不 及的。 不过要说明,这是20年前的情况。到后来,虽然基本意思没什么改变,但规则 还是有一些松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特工发展工作,虽然这与其 主要任务相距甚远。 在前苏联解体后,日本记者曾采访克格勃的奥利格·克鲁金中将。在谈到发展 特工时,这位将军说:“啥!发展地下特工!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干这种活!很困难。 在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中,真会有人愿意成为我们的间谍吗?很难搞清他到底是不 是由中情局派来的。极其困难。只有在通过对他的家人和他的私生活进行一段时间 的观察后,才能下结论。” 在那次采访中,克鲁金还谈到克格勃如何费尽心机以发展一名中情局人员成为 他们的特工,“我们虽然曾经处决过克格勃的特工,但是从来都没杀过美国人。” 对于所谓“刺杀美国总统”,克鲁金说:“那只不过是小说里想象的故事,… …我们从没想过。” 克格勃很难招募到美国人或中情局人员作为其特工。不知道克鲁金是否知道中 情局的官员爱姆斯在1985年一路跑进苏联大使馆,把自己像礼物一样送给克格勃这 回事。(仍是难以想象,令人难以置信。) 克格勃“从不杀害”任何美国人,虽然他们可能会处决他们自己的特工。克格 勃连想都没想过什么刺杀美国总统。但是却有美国人在所谓“并非虚构”的小说里 大肆虚构这些事。 我们再回头说说奥野。 他答应向我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常常是一些影印的文件,而我们则按月付 钱给“那些”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我则扮演一个“好心的”中间人的角色。 招募特工所要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他签署一份字据。这有点像是进入兄弟 会或黑帮——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的惯例一样。 字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确有合约存在,或证明该特工的确曾收受钱物。这也 是案官与特工之间的一条纽带。如果特工后来改变主意和反悔,字据还可起到威慑 作用,以防他到处胡说。 不少特工不愿意签署任何字据,开始时感到心理极不平衡。他们会觉得这就好 比是签卖身契一样,会想象字据一旦泄漏会有什么后果。于是招募官员就要苦口婆 心地去说服他,打保票,甚至甜言蜜语,直到特工签字为正。 事实上,特工叛变的行为是极少发生的,虽然我也曾遇到过一次(后面的章节 中将会谈到),还有一名特工被对方情报部门抓获,要他交待问题,可怜他已成为 案上之组,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较为常见的是缺乏慎重——把自己吹嘘成007 一类的人物。 如果一个特工因为无法接触到所需要的情报而无法再提供情报,或由于某种原 因缺乏积极性,或特工或负责他的案官搬离了原先所在的城市,那么其特工使命即 告终结。 具有重要价值的特工在签署字据时可以用假名,以防字据万一落入他人之手, 造成麻烦。字据内容其实很简单,仅包括日期、金额和签名。 奥野是我发展的第一个特工。因此,第一次给他钱并要他签署字据的日子,对 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表明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的关键日子_(新特工所提供 的情报获得总部证实后,招募才算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天意的安排,那天所发生的事竟成为我后来放弃掩护工作的起因。 我选择在星期一的晚上和奥野见面,给他第一笔酬金。那天我计划早晨6 点上 班,下午4 点下班,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晚上7 点同奥野会面。 站里对这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我叮以理解,但还是感到有些不快。 他们确实把我当作没有经验的新手,但却不知道我多么了解日本人的脾性。我 心里明白,我已踏上成功之路。奥野的一举一动,言语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目前的进展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满怀信心,要证明给站里看我是对的。 到目前为止,站里对奥野的认识仅限于我的报告。我下决心邀请我的联络官秘 密查看我和奥野的初次交易,以证明我所言不虚。此外,我想,联络官曾说过他从 没见过真正的特工,现在就让他见识见识活生生的地下特工吧。我和奥野将在一幢 大楼见面,我约好联络官在大楼的人口处先碰头。 下午4 点,我正要从通讯社下班,我掩护工作的老板突然要我参加一个在7 : 30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不行,老板,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换班的同事也来了。”我表示拒绝。 不知为什么,对我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的老板却执意要我参加那个毫无意义的 新闻发布会。我只好不顾一切,强行离开办公室。 我赶到大楼,见到联络官,向他示意远远地跟着我,到约定的咖啡厅去。 这次,我又获得了一个教训,不管你觉得你对接头的地点有多熟悉,都应事先 对接头地点进行确认。 我一下子竟找不到我自认为很熟悉的咖啡厅了!我们一层层地找,一条走廊一 条走廊地找,那神情就如同两只瞎老鼠,在迷宫一样的大楼里乱窜,真是难堪!这 也成了我这位联络官日后常常取笑我的笑柄。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那间可恨的咖啡厅,所幸还没有错过时间,我进屋坐下, 随后联络官也走了进来,占据了有利地形,在离我较远的一张桌子坐下。 奥野如期而至,收下了我给他的酬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很痛快地在字据 上签了名。联络官偷偷地瞥视,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我把一些基本安全守则告诉了奥野:如何避免被其同事发觉,如何和我接头, 以及如何用密语向我家中打电话等等。 我开始信任奥野了。他虽然也有弱点,但他精力充沛,自负,有胆量也有野心, 这样的特工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也相信,像他一样果敢努力的人,是一定会 成功的。奥野没有让我失望。 他开始提供情报。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接头,有时还在我常去的一间酒吧。 我们交换着情报和金钱。我一般不查看情报内容,而是把它们连同我给联络官的交 往报告和费用报告一起直接上交,因为我无须理会这些情报的价值。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奥野打电话约我在一间我们常去的酒吧接头。我到酒吧 时,发现奥野正一个人喝着黑标签的瓦尔克酒,这种酒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一种尊贵 身份的象征,而我们过去常喝的只是廉价的日本威士忌。奥野带来了一叠子约2 英 寸厚的复印文件,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他是如何如何费尽心思才把这些情报资料弄 到手的。我相信他。 后来,一位东京站情报官员告诉我,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归纳整理这一叠 子文件,最后从中提练出多达门份情报报告。门份! 成功招募奥野后的一天,我的联络官对我说:“保罗,你调到我们站工作的2 年期限还没到期,而且你希望能在东京多工作2 年。你成功招募奥野,已经提前超 额完成了4 年的任务。从现在开始,直到4 年期满,你再干的活都可以算是‘外快 ’了。” 奥野非常傲慢,言行难以预料,听不进我的忠告,所以很难控制。他还常常提 出新的经费要求,或者自用,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要用。在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注意 他的安全,尤其是他花钱大手大脚,远远超出他的正常收人,很容易招致怀疑。 有额外收人是一件好事,但作为一名间谍,大肆花销额外收人,却是一个极大 的弊端。能长期幸存而不引起别人注意的间谍,在使用额外收入时都十分慎重。除 非他是一个不计较报酬、为理想奋斗的间谍。 奥野还有其它方面令我担心。由于他知道我的真名和真实身份,所以,我将他 的安全等同于我自身的安全一样看待。但他十分自大,喜欢炫耀他的能力和聪明。 有时他甚至还作弄我,取笑我的日语如何如何不地道等。其实,因为熟知一般日本 人甚少涉猎的中国古典文学,我对日语的体会要比他深刻得多。 总之,奥野十分乐于炫耀,而且也没有什么能使他收敛的。他傲慢地把我对他 的安全忠告当作耳边风。 我越来越觉得事态严重,下决心当面警告奥野。 一天晚上我和奥野一起到一家餐厅吃河豚火锅,喝米酒。他察觉到我正用尖锐 的目光盯着他,于是叫我别板着面孔对他怒目相视。我顿了一顿,移开目光说: “我这样的面孔算什么!如果你听不进我的忠告,总有一天你的尸体会脸朝下背朝 天浮肿地漂在河里,污秽环绕,腐烂发臭,被警察捞起来,送去解剖,并发现你体 内有酒精,而且中了河豚的毒!” 奥野脸上顿时显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拿着筷子伸向河豚火锅的右手不禁停在半 空中。 这番话果然十分奏效。我拍了拍他停在空中的右手,说:“别这么蠢啦。我们 现在是在一个锅里吃河豚。我只不过是描述一下如果你被你的同事怀疑后会有什么 下场,他们可是疑心颇重的。我们是不会杀你的,但你的同事却肯定不会放过你, 这一点你应当比我更清楚。” 这次警告的效力只不过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奥野秉性难移。 因为奥野极有利用价值,但又没经过考验确认,所以每当他外出时,应会受到 站里派出的日籍特工的跟踪。 而当他要与我见面时,站里又会有意识地抽回毫不知情跟踪他的特工,以保护 我深度潜伏的身份。 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还是出了差错。一天,我的联络官告知我,我和奥野被发 现进入一家餐厅。他不但没有认识到是他犯了错误,没有抽回跟踪奥野的特工,而 是责备我粗心大意,没有采取反盯梢措施。 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和奥野仅在一起走了很短一段路,一定是他在进入餐 厅以前就已经被跟踪了。 我自己也确实可能有些疏忽,但我的联络官应负更大的责任。他不顾后果的工 作方式直接危及到我的安全。我沉默不言,内心却非常恼怒。 我知道,由于联络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失误之处,以后即使在我在场的情况 下,也依然会有人跟踪奥野,错误还会继续下去。 果然,我再次与奥野接头的时候,就发现身后有尾巴,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年 日本男人。我立即带奥野走进一间我十分熟悉的高档酒吧。 所谓“十分熟悉”,就是我知道有什么路通向这间酒吧,知道酒吧的入口有几 个,收款台在什么位置,厕所在哪儿,哪有公用电话,座椅是怎么摆放的,哪个座 位最适于观察人口的动静、适于交换物件,或适于长时间休息和私人谈话,以及什 么时候人最少等等。熟悉的环境对一个业务官员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地方知道 得越多越好。 我和奥野喝酒时,那个跟踪我们的家伙了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在柜台前的椅子 上坐下,背对着我们。当他转过头来偷偷看我们时,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然后突 然对奥野说去另一个酒吧——这在日本是很常有的事儿。 奥野走出酒吧后,我到柜台付帐,看到跟踪我们的那个家伙一脸沮丧,可怜兮 兮地全身在不住发抖,这立即使我想起我第一次访谈对手时的情形。这时我也不禁 心寒发抖,我虽然内心同情他,但表面上依然以目光威胁他。而后,我一言不发地 走出了酒吧。他没有再跟来,也一定意识到已被发觉,我不知道他回去是如何交差 的。 我告诉我的联络官我止住了跟踪我的人,再次要求在我和奥野接头时不要派人 盯梢。 那时,我已经被掩护工作的老板解职,觉得解脱了不少。我从不愿意在不称职 的老板手下工作,我想也没人会愿意,何况他还以自高自大来掩饰其无能。 但对于我父亲和岳父来说,我“失去工作”却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他们属 于一辈子为一个老板打工的那一代人,虽然我岳父的经历稍有不同。我不得不向他 保证我绝不会让他的女儿挨饿。他对我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许多年后,我妻子还 会不时笑我:“你得承认,你当时确实差不多养不起我了。”“或许吧。但你想想, 我们现在有多少东西吃。”) 像巧合似的,奥野这时也失去了工作,原因很荒唐,同我方无关。这意味着他 不能再获得我们所要的情报了,也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价值。这无疑会令站里和我失 望。但是,奥野向我保证,他可以在他的原单位发展一个后继者,继续为我们提供 情报。他也确实这样做。 在受了这次惊吓后,站里决定将奥野交给一位有官方身份、会讲日语而且经验 丰富的情报官领导。同为一旦我被暴露,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没有表示 异议。 一般来说,将领导特工的工作转交给其他情报官之前,需经过原先案官的同意。 有时,如果该特工非常优秀,对负责他的案官的前途会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职位升 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案官可能会激烈反对,拒绝移交特工。 曾有一位案官执意宣称,除非他从中情局退休,才会将他手下的一名特工移交 给别人。(后来的确如此,他和那位特工同时退休,现在的生活都很幸福。) 对于奥野,我并没有执意要他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他确实助我建立起了个人事 业的基础,因为他我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我由衷感谢他。但是我想,我还年轻,事 业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不应耽于现状,而应该不断挑战自我。第一次成功激发了我 的能量,也使我更加自信。 我向接手的人介绍了奥野的情况,提醒他奥野的古怪行为和傲慢。我想奥野可 能也会嘲笑新案官的日语水平。 我的后继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白人,柔道功夫高超,已经获得黑带。他的日语 也很流利,很不高兴地问我:“保罗,你是不是想现在就考考我的日语?” 他的阶衔要高出我很多,性格又很暴燥,我可不敢考究他的日语水平。但是,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一定会碰到不少麻烦。 过了大半个月,这位白人果然咆哮如雷,发誓恨不得要拧断奥野的脖子。 只能再换案官。站里不能容忍任何那怕是只会伤及自身羽毛的事,更惶论要拧 断某某的脖子了。 这一决定给我们的“拧脖子专家”触动不小,他的暴躁脾气从此平息了不少。 几个月后,他被正常调往一个外国小城市。也是巧合,后来有一次奥野也被安排到 那个小城市逗留了3 天。由于那座城市并不如日本那般“文明”,我们都不禁担心 若他们不期而遇的话,奥野会不会真的在僻静的小巷里被人拧断脖子。 我和奥野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肯切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我最后的结局会怎样, 请收下这张照片吧,上面是我的两个孩子,作个纪念。”我一时觉得无话可说,心 中却感触良多:伤心,愧疚,释然,理解,同情?我从内心深处为他祝福。照片是 要随同接触报告一同上交到站上的,但我一时没找到,也因此没有再上交。三年后, 我在那晚我穿的茄克衫的胸袋里找到了那张相片,至今依然保存着它。 其后不久,我回华盛顿休假,有人告诉我奥野非常有用,但是花费太大。他在 虚报费用,私下贪污了很大数目的经费。我觉得惊讶。 奥野花起钱来确实是大手大脚,但他绝不会侵吞公款。我询问这个问题是什么 人反映上来的,回答是:“你们站长。” 我顿住了,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说:“站长一定是听信了错误的消息。” 我的判断没错。回东京后,我核对了奥野的花费清单,他的帐目清清楚楚,虽 然他挥霍甚巨,但我也是一样。对于花钱,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讲求效率,即 有效使用。 这一原则使我没少受敌人的攻击和熟人甚至亲戚家人的指责。但我坚持,考虑 到奥野的工作成绩,这些钱是值得花在他身上的。当然使用经费也应当慎重,不能 乱花不属于我们的钱。但是许多人只顾算计开销,而不注重花钱的效率,这是他们 目光短浅。思想僵化的表现,也难于获得成功,同时还少了一层生活的乐趣。 他们忘记了,要找到一个像奥野一样有效的特工要花去多少人的精力,多长的 时间,而这岂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不可靠的特工?或许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疑虑。但笼络和驾驭他不正是 我们要做的工作吗,从事间谍工作什么时候没有危险?而且,间谍工作从来都是花 费甚巨的,要秘密进行,不为外人知晓,充分的掩护和补偿是必须的。在信任、友 情。荣誉。乐趣、款待和技艺之后,排在最末位的才是——金钱。 后来,有一次我在国内把一位优秀的合作者(并不是特工)移交给下任时,对 下任说:“这位先生帮助我们,而他自己却要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付出了他宝贵的 时间,勤力为我们工作,应当得到补偿。至少我们应该摆出一桌盛餐,请他享用, 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怀疑这位中级官员到底是本性可鄙,还是缺乏教养,他后来竟嗜谈他是如何 如何请我那位合作者在一间快餐店一块吃早餐!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做?他在替谁省钱?我立即警告他,他会很快失去这位优秀的合作者。 他当然失去了。而他却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位合作者会越来越不愿意同他见 面。这并不是吃饭花多少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吝啬使对方由然而生鄙视之 心。而我们所失去的合作价值,却远远不是他在吃饭“省下”的钱所能相提并论的。 六年后,我再次在东京碰到奥野。他没有认出我,我也无意和他谈话,因为当 时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往事已矣,就把它抛在身后,忘却吧。奥野这些年来一 定一直在找我,或许还恨不得掐我的脖子呢。 不过,我由衷高兴地看到奥野还是那副老样子,他的步态和举止都依然如故。 他看起来很不错,脑袋还好好的安在脖子和肩上。没人拧断他的脖子。 当年奥野交给我那一叠于复印文件时(信不信由你,那时复印机还只能“出租”, 不容许个人购买),我提醒他要小心使用那台复印机的复印纸。他从没在意我的警 告,后来我也忘了这事儿。 大概过了一年多,站里的一位同事向我讲述了一段后话:奥野后来在他原先供 职的机构里成功发展了两个很有用的新特工,以至于我们的人竟可以从容进出原先 被视为禁区的大楼,整本整本地复印文件和资料。 但这个机构的财务主管却发现复印纸的消耗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于是起了疑 心。 一天晚上,那家机构派了几个人悄悄守候在复印室门口,就像是我们在电影里 看到的情形一样。终于看到有一个人走进办公室用复印机,于是就逮捕了那人。 那人不是我们的特工,而是机构内部的,他只不过是想帮人复印几页纸,以赚 取15美分的一点可怜的外快而已。 那倒霉的家伙被炒了鱿鱼。那机构内报道的这一事件却为我们的人敲响了警钟。 这一事件突兀其来,对我们的人来说则是幸运之极。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事先仔 细考虑,要远比靠运气避过大劫好得多。 失去掩护工作后,我又得重新考虑新的表面工作和我的收人了。我于是声称自 己是新闻自由撰稿人。由于没有固定收人,这很难经得起家人的审视。还好,我妻 于的阿姨站出来说她知道一个和我一样的自由撰稿人收入颇丰,这才打消了亲戚们 的顾虑。 但日本外交部对我这样的所谓“自由撰稿人”可不太欢迎,如果还要自称是新 闻记者,我就至少必须跟某个新闻媒体挂上钩,作为其特约通讯员或兼职记者什么 的才能蒙混过关。 中情局神通广大,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局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动员我,要我在国外一家毫不起眼的、说起来自己都觉 得丢人的新闻机构从事“新闻”工作。 他们给我开了封皱巴巴的证明信,要我递交给日本外交部。外交部里为我办手 续的那位年轻女职员对我很友善,她很有礼貌但有些迟疑地对我说,当地的日本大 使馆没有查到我所在的那家新闻机构,因而要我提供更多的资料。 她问我这家报纸是用什么语言印行的?流通量有多大?是日报还是周报?以及 一些其它基本情况。而局里甚至连这些最基本的资料都没有提供给我!我只能搪塞 这位漂亮女性所提的问题,我知道她的主要工作即是尽她的最大可能接待好外国的 新闻通讯员。 真正使我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大概过了一年后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过关于这家报 纸的消息,说是一份用英语和当地语言混合出版的日报,而且在那家日报的经理给 我写了证明信后不久,报社即告破产倒闭。没人告诉我这件对我来说是釜底抽薪、 生死攸关的事儿,这完全可以把我送进监狱。总算我命硬,当地日本的大使馆没有 及时发现事情的真象。 但当我知道我的“雇主”破产后,就十分担心被日本外交部查验,因此,在日 本的最后一年是我最担惊受怕的一年,同别人说我是自由撰稿人时心里每每都有些 发怵,难以理直气壮地作出回答。 那位女士还在日本外交部工作。但愿她能原谅我24年前所说的谎言。我真希望 能当面感谢她。她非常乐于帮助我,我觉得她现在一定还像当时一样善解人意。 当我结束事业上最轰轰烈烈的日子,忙于再找合适的新的掩护工作时,站里已 经在考虑为我指派新的重要任务了。 同时,组长在向其它同事介绍我时,都把我说成是“一级情报官员”,我想他 是确实如此认为的。其实那时我还只有两年半的专业工作经验,很多时候还需要别 人指导和传授经验。这说明我的初次工作表现已经给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 想分派给我有份量而且具开拓性的任务。我年轻,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过去 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我也渴望承担充满挑战性的任务。 我的想法很简单:情报工作是一项危险性大难度高的工作,如果不想去冒险的 话,那又何必要干这一行呢,何况我本身正是一个赌徒! 我首先携妻子回美国休假。 外派人员可带薪回国休假长达4 -8 个星期,有薪水,但没有外派任务的津贴。 在中情局,这种休假是强制性的,除非是有充足的理由如掩护工作需要、疾病等。 回国休假的主要目的,是让外派人员加深自己是美国人的概念。带L 自己的家人, 看自己喜欢的美式足球和棒球,吃肯德鸡和汉堡包,找回真正美国人的感觉。(虽 然因卫星电视转播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世界与过去已经不同了,但是这种休假方式 仍然被采用,而且大多还与以前一样。) 许多情报官员长居海外达5 年甚至10年,他们的确需要每2 -3 年回美国一趟, 以了解和体会国内的新旧事物。对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言,这一措施更是至为重 要。他们在国外不参加大使馆的正常业务活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使用别国的语言, 无暇理会是谁人主白宫,却常常置身于别国的政治纠纷中。 7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邂逅一位高级官方掩护情报人员,他生性秉直。我把我 随身携带的色情书籍和杂志给他看时(那是我用自己的钱买来给自己做掩饰或利用 于工作上的,这往往十分有效),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并诚心告诫我过美国海关 时要小心。我只能告诉他,在美国隔白宫两个街区的地方就可以随手买到这些东西。 我怕他难以接受,还没有告诉他我们有个业务官员甚至要定期地呈送这些东西 给某国的一位女强人。 美国是我的第三故乡。我出生于受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台湾光复,我又成了中国台湾当局的人。 故而,我对美国的情感与一般美国人不同。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别人那么爱美国。 事实上我对美国是既爱之,又向往之(虽然当时我还未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其中 还有感激、骄傲之情。我深深觉得对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有着义务和责任。 回美国休假对我来说是要花费很多钱的。虽然我的两个弟弟当时都在美国,一 个是医生,一个在攻读博士学位,但我却难以有“回家”的感觉,毕竟,我在美国 没有“根”。我只能呆在朋友那儿,或住在酒店里,花销自然不小。但是,我迫不 及待地要带和子回美国,想让她看看这个可爱的国家。 由于我的身份特殊,回美国的过程也就很复杂。局里已经为我申请到了美国的 永久居留权,但又不允许我以这层身份直接离开日本回美国(我登机时会在日本出 人境管理部门留下记录)。然而,按照美国的移民法例,我一旦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就必须以此身份进入美国。于是他们开动脑筋,要我先用台湾护照从东京飞到泰国 曼谷,在那里拿到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证明文件,再以之从曼谷飞到夏威夷,与我的 妻子在那儿会合。她则事先以日本护照从东京直飞夏威夷。 事实上却并非他们所设想的那么简单,生活好比航行,处处都有明礁暗垒。和 手虽然曾在1964年去过埃及和西欧国家,但出门旅行的经验却十分贫乏,她的英语 也仅能应付一般性的会话。而我则从未到过曼谷。 他们告诉我,把台湾护照递给泰国出入境管理部门时,最好在里面先夹上一张 5 美元的纸币,这样有利于顺利过关。我觉得这真有点令人作呕,这样有用吗?我 持的是合法的台湾护照和泰国签证,本来就理直气壮,有此必要吗?和子身边没带 多少钱,正独自在曼谷等候我,我们还没有联系上,如果出人境当局以“贿赂泰国 官员”的罪名将我羁留,那可就麻烦了。再者假如,仅仅是假如,一旦出了空难事 故,我或者和子又如何对当局解释我们离开东京分头走这回事呢?谁又会想到日本 政府会否依此推断我和美国的关系呢?毕竟我最初是从美国进入日本的,有证可查。 我只能按他们给我拟定的计划行事,在中情局,有时是不允许你有所选择和改 变计划的。我所乘坐的班机在夜晚飞过越南的上空,我看到下面电光飞散,那是炮 火?或是高射炮在射击?战争的场面就在眼前,我在想会是怎样糟糕的结果,同机 的其他人却依然说笑,他们真幼稚得有点可爱。 我从心里喜欢曼谷这座城市。但也有一个缺点,我到那儿正是最热最潮湿的季 节(虽然当时并不是夏天,但曼谷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尽管我是在台湾长大的, 却也从没见过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候。 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用煤焦油铺成的路面,汽车驶过,卷起阵阵黑尘,四处弥漫。 泰国人非常友善好客。泰国的东西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还有女人,是的,女 人!泰国女人可谓是柔雅靓丽。给我送来出人境证明的是一位我以前认识的朋友, 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趣事。 我很会买东西,知道如何鉴别质量的好坏,以及价钱是否公道,这与我过去爱 好设计鞋于和衣服有关。我还习惯于随时随地问这问那,与行家或是在极少人光顾 的豪华商店里百无聊赖的女店员闲聊,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他们大多喜欢叨叨不 停地向你介绍他们熟悉的货品。在曼谷,我给和子买了不少礼物。直到现在,在一 番比较后,最后拿主意的人通常是我,我给和子买的东西,像手提包、鞋子。衣服、 大衣、手表、围巾、饰品、厨房用品、茶具等等,向来能得到和子的认同和赞赏。 多年来,我教授和子购物的技巧和对品质的鉴赏能力。我也教给我们的儿子彼 得。我尤其教他们要注意商品的详细说明以及购物的时机。他们现在已经是购物专 家了。 我在曼谷登机前往檀香山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一阵喧叫声从我身后 传来。 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冲向我。他们瞪着眼,表情严肃。我的脸变得煞白,我知道 这一幕对一个间谍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我在夜里梦到过这样可怕的场景。 他们那副样于,使人觉得我定是将这个国家的神像之类的东西偷带出国。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要给我注射霍乱疫苗罢了。但是,我真不明白,离起飞只 有10多分钟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如果我是从夏威夷回曼谷,他们这样做还情 有可原。 由于我在飞机上不停地喝酒,使霍乱免疫注射在我体内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 等到了檀香山下飞机时,情况变得更为严重,面孔发烫,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当和 子看到我手上拿着5 瓶免税威士忌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已经差不多过了20年了,和子还一直咕咕哝哝地抱怨,说我们在夏威夷海滩时 没有一点浪漫之意。事实上,当时在酒店我正猛喝威士忌,也可以说是我想减轻行 李负担,几乎完全没在意我们竟是在夏威夷。 我们也到珍珠港作了一次观光游。我能感觉到,和子对于珍珠港事件深感愧疚, 我劝她跳进海里以表达她心中的歉意。但是她却说表示歉意不必做到这程度。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次旅行也深有悔意,我们本是在天堂般的旅游胜地畅游, 但由于我只顾贪杯,竟浪费了这唯一的浪漫机遇。以后和子一直说我“不懂浪漫”。 这使我体会到:千万不要错失良机。我们从夏威夷到东海岸,再到西海岸,虽 然不时也发生争吵,但总的来说是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和子很固执,也很自立, 很坚强,每当与我发生争吵时,一点也不会表现出要人同情的样子。 我们探访了在北卡罗来纳洲的弟弟,在迪斯尼乐园游玩,参观了中情局,并到 我的朋友唐·布朗家串门。 等我们回到东京时,皮肤已经晒得黝黑,大家见到我们,嘴角都不禁流露出笑 意。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