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任务 我将妻子和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彼得留在东京,由岳父母照顾,自己立即返回 华盛顿,通过电话向在维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部报告。因为我仍是“非官方 掩护”身份,而这种身份不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保护方式。如果曾有过“官方掩 护”的身份,要再转成“非官方掩护”身份是极其困难的。非官方掩护身份就意味 着我不能踏足中情局总部,也不能随时会见任何与中情局有关的人,包括中情局的 管理人员、同事、技师、会计和医生等等。我只能在中情局总部以外的某一安全房 间、餐馆或旅馆的房间里与他们取得联系。 可能由于在东京的出色表现,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与我见面的高级官员对我 的工作表示赞赏,我们一致认为我的下一站应是巴黎,理由很简单:我非常熟悉巴 黎,而且是当时唯一一个能讲流利法语、日语、台湾话和普通话的华裔中情局官员。 此外,我所经历的种种考验,也证明我完全能胜任此次巴黎之行。 大多数情报局人员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任何一次行动中,费时最多的往往是 等待。 以我作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情况为例,这种说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必 需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我有准时赴约的习惯,总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到达约会地点, 接下来就是等待,在机场、火车站、旅馆、街角、咖啡馆等或在家中等。中情局人 员要花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等待一件事、一次联络、一次约会,更糟的是,有 时要等待一次已被错过或取消的会见。 “你等我们跟你联系”,是我不喜欢但已习以为常的话。 要忍受等待的痛苦,仅有耐心是不够的。你得学会找些事做,只要在所处环境 中提高警惕,或表现自然,比如阅读、思考或写作,无论什么事,这或许是防止你 易于动怒或神经质的最好方法。 我有时也非常不耐烦,总是想尽快尽早将事情完成;但同时,我也有异乎寻常 的东方人的耐心。谁知道这次新的任务对我这个东方人竟也是一次考验。 一如每个人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都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选 择“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掩护”。 首先,要在所计划的任务中所提到的地方有一个适合你的位置,使你可提出预 算和组建情报网络,你不能总是隶属于情报工作局内的同一地域,根据某一派遣任 务例如欧洲或远东,可作变动。情报工作局必需给你一个位置并有相应的预算和人 力支援,以利你在指定的城市或国家开展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合适的掩护”。很明显,非官方资格的深层掩护是最理 想的,尤其是在像巴黎这样政治敏感的城市。我已经38岁了,以学生的身份显得有 点大。但是有什么组织或私人公司愿意为我提供商业上的掩护呢?我知道一些美国 公司,出于爱国的原因,哪怕当事情变糟、造成即使微不足道但可能引起暴露和窘 境的风险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掩护。在巴黎有这样的公司吗? 对我而言,真有一个这样的位置,但当时已有人占据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密友, 他和我几乎同时加入中情局,并和我在同一间公寓里住过。 他比我年轻5 岁,非常机智和勇敢,但由于其富有的家庭背景,我感到他缺少 强烈的动力。换句话说,他不在“饥饿”状态。我的看法在他以后的活动中得到了 印证。 1966年,我和他在下班后,总是在一起喝啤酒、吃饭和看电视,并一起憧憬未 来。他几乎像我的弟弟一样。 他在巴黎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因为聪明,他是一个好学生,但和大多数去巴黎 的人一样,他受到了称之为“爱”的“巴黎人的流行病”的感染。他狂热地爱上了 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女孩,但并没有得到她。但他却一直紧紧抓住他的巴黎的职位, 等待着已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我嘟嘟哝哝地提醒他,但他听不进去,甚至无法与他 沟通。我只好以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他的职业和责任都使他对一个18岁的女孩的爱 是毫无希望的。 但这是在巴黎,是在“爱之都”。中情局对此仍表现出灵活性和包容性。在这 种情况下,我只好听之任之。 我只有等我这位朋友从巴黎返回,在此期间,我补习一些训练课程。除此之外, 我还得完成人美国国籍程序,使我和我的家人能成为美国公民。 中情局决定为我先在纽约寻找一个临时“非官方掩护”的工作。 至于我亲爱的朋友,两年多以后我见到他时,他已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 (和我数年前在巴黎考虑想获得的博士学位相同),并将和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漂 亮的巴黎女孩结婚。再后来,我听说他们离了婚。 被年轻得多的女人吸引大概类似于吸毒成瘾和一些慢性疾病。他也对我承认他 在巴黎期间实际上没做什么情报工作。 “哦,亲爱的,你让我等待这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 “至少你在那里享受了女人?”我问。 “七八个吧。”他答到。 “才七八个?在巴黎?在三年多时间里?”我说。 “我不滥交的。”他一本正经地答。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非官方掩护”身份的双重生活的最大关键就是“掩护”。 这种掩护必须是尽可能的安全和舒适,而且要非常适合到处走动而不引起任何 怀疑,甚至是共事的美国人的怀疑。 在中情局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为指派到某一个新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个新 “非官方掩护”身份的间谍处理“掩护”等事宜。这个机构里有一个特殊官员神通 广大,他能随便地人美国500 家大公司中任何一家的总部办公室。 如所有认识他的人所知道的,我们这些人就一直等待他一时冲动的念头和摆布。 我听说此公“太神通广大、太有价值”了,你不可能将其解雇。我在东京时的 一个朋友、他的上司亦有类似的评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 在维吉尼亚州的亚灵顿的令人讨厌的公寓里过了三个多月孤独生活后,我妻子 和出生不久的儿子终于和我团聚了。 这时候,我在纽约的掩护身份也已建立起来。我表面上作为一名经济新闻编辑, 在一个与经济新闻没多大关系的大公司驻曼哈顿的办公室工作。只有社长和财务部 主任知晓我的真实身份。工作只是名义,但是我为社长拟定实验性秘密计划书,看 来我受掩护的身份确实受到尊重。 我在曼哈顿东边的一幢著名居民大楼找到一间理想的豪华公寓。租金由于受到 《纽约租金控制法案》的限制而压得较低。除此之外,中情局还有部分租金补助 (那时此补助金只是在纽约和波士顿才有。在纽约,为行动需要,情报官被要求生 活在花费不菲的曼哈顿岛,但没得到全额租金补助)。 该大楼十分庞大,有大约800 个公寓套间,大多数时间在大楼人口处至少有三 个穿着华丽制服的服务人员。 一进门我要穿过50米铺着厚毯的大理石地板到达电梯处。紧邻该大楼的是一个 供小孩玩的小公园。我儿子稍大一点,可以自己走路时,常在那儿玩。 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后来,我想知道一两个高档妓院(因为真实行动需要,请 理解),我向出租车司机询问在哪儿可以找到,司机会毫不犹豫地将我带至我所居 住的大楼。我大感吃惊,因为大楼里居住大约100 名医生和大约100 名律师,还有 大量职业人士。我问妻子是否在大楼里看到什么那类女人时,她非常肯定地说她见 过,后来她指给我看在大楼的便利店里的两个女人就是妓女。再后来我在阅读曾在 此楼住过的女士的自传小说中亦看到这样的描述。 在纽约当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时,纽约“基地”(比站小一级)的上司也是我 们联络官,我将叫他莫里·邓恩,我对他一点都不知晓,我尚未有智慧,先去调查 我将踏进的是什么样的土地。 在纽约,我第一次知道,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工作要容易得多。首先,工作不 很紧张,如果我被抓或不得不对他们暴露身份,尽管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不必 担心诸如纽约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执法机构。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和中情局的 关系并非像蜜月中的情侣,我还是被告知要保持低调。 当我去看公寓时,我可以当场签租单而不必出示信用证。这与莫里告诉我的不 同。我相信能这样快速办理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我看起来很富有。不知怎的,我看 起来总是像个富人。 我曾经读过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得·奥那希斯谈到成功的秘密,一些观点我还记 得:总有深褐色的皮肤(因为皮肤癌,现已不时兴),这使你外表显得优闲而富有 ;总是入住高级旅馆,哪怕你所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并常在酒吧出入。在这些场 合,你会遇到富人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机会。仅仅是你的住址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我注意到,有许多没有看到这些观点的人通常会陷于平庸,更严重的情况是他 迟早会与失败为伍。当然,杰出或优秀者终究会出人头地。在这点上,外表也是重 要的,除非你有爱因斯坦的超常智慧。 我不是在争辩说,你的衣着应像有名的演艺明星那样,毕竟,一名间谍应该显 得不太起眼。我只是说,从长远来看,修饰你的外表可使你得到更多的优势,并使 你显得温文尔雅。作为一名人门者,芽深色。保守的服饰可使你看起来很优雅,由 于同类衣服易搭配,可以节约金钱。 贵重的衣着,尤其是鞋子(传统日式旅馆在弯腰接待客人时可通过其脚上穿的 来准确评价客人)、手表(我注意到,在西班牙皮条客以问时间来评价你所戴的表, 进而来估计你是否是潜在的顾客)、自来水笔(在我的法语学校里,只有一些新生 使用圆珠笔,自来水笔才是标准)、眼镜(当你如此关注你的脸时,为什么却忽视 你的眼镜呢?)等等都将突出你的形象,即信用良好,于是可得出结论:你是可靠 的。 诗人阿希巴尔德·麦克莱斯说道:“成功的秘诀是每天都着盛装。” 这是精英分子的态度吗?是的,千真万确。但是“精英”意味着“被选择”。 由于有正确的态度,精英们就不会犯什么错。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出人头地,即使平 庸之辈也会怀着这样的希望。那些批评精英主义的人实际上是不能达到精英水平的 那些人。 这是自命不凡的态度吗?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吗?不应该是。它是自爱。自尊的 一种表现。一个人若要出人头地,不必非要踩在其他人头上。 好的外表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资本。对一个“非官方掩 护”的间谍来说,这无疑可以极大地增加其安全性。由于政府雇员收人有限,这就 需要时间和精打细算来改善外表和衣着并得到额外的优势。 我对我将要开展的工作任务作一简要交待。我的第一个活动舞台是住有大多目 标国家的联合国。因为我一直在东京当记者并且我是以经济新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 的,我的上司莫里建议我熟悉驻联合国的记者。莫里过份自信地预测只需一个月时 间未获得外国记者的信任,可能需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接近我们已经瞄准的目标。 莫里没有记者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始工作。 不像现在,当时联合国的安全不很严格。为进人联合国大楼,你只要有一个由 大使签发的身份证明卡,或者在大楼里有一个朋友到楼下接待厅来接你并引你人内。 一旦进人大楼,你几乎可以到处走动。当时没有诸如金属探测器或搜身等过程。 中情局不会来帮我得到记者身份证,掩护我的公司也不会。因为这很敏感而不 能实行。我不得不自己在联合国里寻找朋友。 一周之内,我和一些外国记者建立了友好关系并能和我们注意的目标接近。之 所以进行得如此之快,在于我当记者的经验和我的行为举止。 两个月之内,我已经能访问联合国并要里面我的一个朋友下来接我。签到,然 后上楼。要么与他闲谈,要么去喝咖啡或一个人四处转转。 这种进人联合国的方式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直到结束了我在纽约的派遣任务。 在联合国,我结识了一个讲其本土法语的目标,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第一 次打电话给他,用英语说我想请他就一些主题发表专家意见,并和他在联合国约了 见面时间。我准时到达联合国,要求接待人员去告诉目标我已到达,并要他下楼来 接我。 联合国的女接待员通常能讲四五门流利的语言。一会儿,看见目标下来了,我 赶紧大声用法语和女接待员闲谈,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别的什么。我的目标走过来听 见我用法语交谈,只是简单地说:“AllonS prendr un verse!”(我们去喝一杯 吧!)那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纽约,沙利文法案禁止携带枪支和利刀使我感到很不安。但是在那儿,我认 为我的外表和举正将为我和我携带的“利刀”提供了良好的庇护。需要再次说明的 是,“利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而是我的庇护伞。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纽约都是一个危险的城市,不管你怎么说,我必须时时 小心。有时正是所处的环境将我置于不希望见到的危险之中。 有两次,我在唐人街被身着制服的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跟踪数个街区(有一次 是身着皮夹克的一群人),我猜他们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无论如何,我必须保持高 度警惕并尽快离开唐人街。但在跟我妻于和儿子一起来唐人街购物时,就没有什么 麻烦。 现在并非所有人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 获得联合国承认之后,有一影响了中国代表团在纽约出席联大的事件发生。 我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朋友那得知的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一些获准去联合 国的中国外交官住在曼哈顿,有一天晚上他们去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一名年轻的外 交官突然死在饭桌旁。 尸体解剖表明,该人神秘地死于纯尼古丁中毒。纯尼古丁通常是液体,无色无 味,有致命毒性,当然也是很难得到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著有《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 者注)可能也想不到这样杀人。这起事件隐患极大,性质很严重。中国代表团对联 合国所在国——美国提出了强烈抗议。这给当时正与中国进行秘密外交的尼克松政 府带来了极大麻烦。 我已不记得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知此事的,但我记得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 别调查员对无法查出谁是嫌疑犯而十分沮丧。 很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来看(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台湾当局是最大的嫌疑, 其次是美国。 尽管来自中国的讲话暗示并指责有两个政府共同谋划。制造了这起谋杀事件。 但我相信美国和中情局与此次谋杀无关。如果中情局插手此事,没有必要不告诉我。 因为我的工作立场关系,如果要执行此事,至少我应是一个合适通知的人选。当然 这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正如前面提到的,重要的情报机构通常不会从事谋杀(可能是一些需要“以牙 还牙”的原因吧,以色列的默萨德是个例外)等活动,这是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约 定。将别国外交官杀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是非常愚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就 本事件而言,如果美国暗杀中国外交人员,她既得不到什么,也失不掉什么。更何 况,两国之间就发展和平外交关系正在进行秘密谈判。 中情局没有理由谋杀,尤其是不会逆美国政府政策而行。 有人会说,暗杀行动可能是某个凶残的中情局人员所为,我可以完全排除这种 可能性。那么是因为某原因被人雇佣?绝大多数中。清局人员是非常正派的,尽管 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种罪行即使在中情局内部也是严重的,任何小 的纸漏都将很快地由我所属的部门查出。 中情局是唯一一个对其雇员强制性地、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生理及心理测试的 政府组织。这种测试对犯错人员的检查是非常有效的,像谋杀这种性质的罪犯极有 可能逃不过这种测试。 我从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了结的或曾经了结过。 我现在讲述的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电影情节,但如果涉及中情局,那将纯属虚构。 中国外交人员完全停止在餐馆或在某家做客、吃饭。 让我忽略时间顺序详细描述关于以后和中国外交人员一起吃饭的故事。 一段时间之后,我家成为第一个(第一个中情局间谍)中国官员私下拜访外出 到某处做客的地方。 当时我对他们非常友好。我妻子和子当时非常了解各种中国菜式,尽管她是道 地的日本人,和子还是受到曾和日本军队打过战的老资格共产党于部和他们的妻于 的欢迎。 我问莫里是否我可以邀请他们来我所住的公寓吃饭。莫里,一个有着一张圆脸、 狡猾(我后来的发现)的家伙,他年纪和我差不多。他急于了解中国和一些中国人 (好可笑!),但他对安乐的生活和自我保护更有兴趣.他是那种死也不敢冒一点 险的人,在列举了几个“更有资格”的人邀请过中国人并遭到拒绝的例子后,莫里 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想法,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受邀出来吃饭。 有点被他那“无所不知”的态度所激怒,我问到:“我可以试一下吗?” 莫里的答复是:“去干吧,尽你所为。” 莫里做梦也没想到我可能会成功。事情完全出乎这个卑劣、不诚实、原本就不 该被允许加入中情局的阴谋家的意料。 我的理念很简单:我是个中国人,我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妻子中国菜做得很 好(若是法国菜,那就另当别论),她也受中国人欢迎。那么为什么不干呢?处于 这样条件下的人都会去做的。 有人说中情局的暗探生活在他们特别的世界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真的,正如在此故事中所表明的那样。 我是一个中情局间谍,但是没有官方身份,我生活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里, 与在纽约基地或中情局总部的怪异的气氛没有关系。我的观点与莫里的不同。我的 是正常的,他们的有时却是怪异的、有邪念的和偏执的。 对,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到我所住的公寓吃饭了! 这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中情局人员第一次请中国官员到家里做客(我这样说是因 为我对世界各地的情况都非常了解)。莫里对这种努力给了什么评价呢?这将在以 后提及。 应该说,尽管我没有恶意并尽量使两位中国客人更随意些,但他们仍有点紧张。 他们来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对我的信任逐渐增加而且越来越放松。 情报官员确实是请他们的对手来用餐和参加聚会。虽然这是一个阴谋,但这并 不意味着有什么危险。间谍活动常常是彬彬有礼的。 我们也曾搞过一个“女士晚会”,邀请代表团成员的夫人们参加。我和她们打 招呼后就出去,让她们和我妻子闲谈。和子对我的间谍方法或目的一无所知,但这 没关系。不知道这些,她可更好地当好女主人。 这些中国人对我妻子的烹饪技术赞不绝口。这对我的情报来说不算什么,但这 说明我能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 1973年圣诞节,我们的儿子彼得收到一件来自中国代表团的由真羊皮做的毛茸 茸的大熊猫。之后12年间,彼得每天晚上都抱着大熊猫睡觉,直到他14岁。这个可 爱的大熊猫现仍放在他房间里。 我成为第一个会见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中情局人员。 我会见了三位到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大使和他们的妻子。资深大使黄华后来接替 了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 很明显,中国人认为我对帮助他们了解美国及其盟国非常有用,我生在台湾对 他们亦极有吸引力,他们希望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情况(实际上,他们对台湾的了 解比我了解的更多)。至于我,对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有一年,在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一个中等年纪、从其衣着来判断,身份重要 的中国人径直向我走过来,自我介绍了他的姓名,然后说道:“我昨天刚从北京来, 你能为我解答一些问题吗?” 我察知我在中国官员里已经相当有名,觉得有点惊讶荣幸。 我说明我的答复是“很有根据的推测一,其中一个答复两天后上了报纸的头条。 我受到鼓舞,我知道我的资信将因此而提高。 中情局测谎仪进行测谎时,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曾与外国外交官或情报 员有过接触吗?”这理所当然的是中情局最关心的事,这也是变节者里克·爱姆斯 当初接受测试时“卡壳”的问题。 如果答复“是”,那就要进一步交待清楚细节。在我这种情况时,我的答复是 “是的,但我已将我的接触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并将其交给了我的上司”。这就够了, 因为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为能在这敏感性工作上活跃而倍感骄傲。 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人的恐惧感是难于定义和描述的。但恐惧确实存在。恐惧 是在充分考虑到一切后仍存在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如对对手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担心 等等。自信和理性的思考是克服恐惧最有效方法。 有时,恐惧是苍白、抽象和令人压抑的,很难说个究竟;有时,某种危险的确 可能会在脑中浮现。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对恐惧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有一段时间,在我和妻子因儿子一天天长大而高兴时,和子突然问我:“要是 在哪个国家被逮捕,如果我们不坦白,有恶意的政府威胁要杀死我们的儿子,我们 怎么办?” 对其它的中情局官员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间 谍来说,这是一个遥远,但也确实存在的问题。 我想了一下,说道:“如果一个政府这样野蛮并作出这种威胁,而不论我们坦 白与否,它都会将我们全部杀死,我们最好否认一切。” 听完后,我忘不了妻子死一般的沉默。 回过头来说,最重要的是分析形势和处境,正确地看待恐惧,不要让它影响你 的生活和行动,以免使其成为你经常的心理负担。于我们这行,一定的危险和恐惧 均应顺其自然。 你可能会认为从事谍报活动比在比萨饼店工作危险得多。也许吧,但也不尽然。 从事间谍工作在智力和精神上有更大的挑战,因此,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与在比萨 饼店工作相比,间谍工作听起来更神气、更令人激动和有英雄主义。但我敢打赌地 说,同在一年时间里,在美国被抢劫者杀死的比萨饼店雇员比美、英。法、德的间 谍被杀的人数要多得多。当然,这并非说谍报工作更安全,只是不同行业无法互相 比较。 一切进展顺利,我仍然期待着指派我去巴黎的指令和我朋友从巴黎返回。 在此期间,我抽空去华盛顿见中情局驻巴黎站的站长,一个很有名望的先生。 一如他的名望,他看起来庄重、有权威而且也非常英俊。我另外一些上司也在场, 站长和我就我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启程去巴黎进行了讨论。热情的站长的最后一 句话是“几周后咱们巴黎见”。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巴黎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在 哪里,我能做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 事后,出席这次会见的我的一个上司告诉我:你一直在和巴黎站站长讲法语, 而其它人却没懂一句。我根本想不起有这回事。可能我太激动而没注意到这一点。 计划要求我以官方的外交人员身份去巴黎。对此我并没感到不安。可以想象, 以官方身份可能更安全。这样的变更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地点。不管怎样,我们不 会像在东京那样过隐居生活了。 正如谚语所云:命运中注定没有的,似乎伸手可及的官方身份,却突然“消失” 了。 数年之后,我见到那位取代已安排给我的职位的官员,我仍然能很好心情地回 想此事。 我还是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但我那位沉溺于“爱”中的朋友仍在巴黎逗 留。后来,中情局计划要我们两个交换位置:我到巴黎代替他的职位,而他回纽约 代替我的职位。然而这样的事从没发生。 回首往事,我职业生涯的每一个转折点,尽管许多事开始都是失望,但最终都 是福星高照。失去这次去巴黎的任务,尽管我伤心万分,但从许多方面看也是福。 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美国继续我的任务,这我会在下文中提到。从各方面考虑, 巴黎不是我那个时候该去的地方。 最使我伤心的事发生了:我获悉母亲患了霍奇金病,而且已被误诊多时了。 现在,霍奇金病是非常易治的,但在1972年,却不容易,尤其已处于发展阶段。 我飞回台北劝母亲来美国接受更先进的治疗,但是母亲一开始便拒绝到美国去。 母亲一生都是一个战士。在40岁时,她骑自行车去上夜校达4 年之久,并以优 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在这个私立学校4 年的学习中她3 年获得奖学金。她也以此 教示我在巴黎要努力学习,尽管我当时使她失望。 对去美国治病,母亲不太情愿,尽管她英文不错,她说她宁愿留在台湾与父亲 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台湾是故乡,而美国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思想。也许她想到了儿子们的一片好意,毕竟她有 个儿子是医生,一个可以更好地照料她的内科医生。 母亲首先到了纽约。 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我整晚工作,因我要向来访的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讲述关于一个我十分了解的国家的情报摘要(那时,我偶尔要执行这样的任 务)。我妻子去机场接我母亲,但在她可能会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却没有接到. 整个 晚上,我们打了许多长途电话到东京、台北和任何可以想到的地方去查询。第二天 早上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原来,航空公司没有为母亲在东京机场办理转机,将 她安排在东京的一家旅馆里,却又未能通知我们。 在我巴黎之行泡汤和我母亲的健康状况不明朗期间,我在纽约的事业却有了发 展。 我不应该再拘于细节,但我开始做一些其他间谍不能做的事,并使“莫里邓恩” 的事业也有了极大的起色。 是的,我将莫里邓恩加了引号,因为一直到我离开纽约后,在和其他人交谈并 读到了我自己的档案文件之后,我才知道莫里邓恩将我的大部分成绩占为己有。他 还虚构十分卑鄙的谎言来侮蔑和贬低我。 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可卑的、谎话连篇的上司!我虽曾怀疑过他的不轨和堕落, 但我仍不能相信一个每周都要面对的人会做出这样背叛我的事。此外,他毕竟是中 情局的官员。但这件事本身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在他按常规从纽约调到国外任职以后,总监察办“指控”莫里对其另一下属的 成绩据为己有。(他对我的犯罪没有被发觉)他真不该对我这样已经有较高知名度 的出色情报官行此下策。 犯罪分子经常使用同样的手段犯下同样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荣升 至 GS -14时,对其审判亦开始了。 关于他的情况,我将在以后提及。 即使作为一名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我还是招募到了一名新成员。该成员在他的 国家的位置非常敏感,以致于潜伏该国的间谍站起先表示反对,不相信我的这种努 力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非常安全、机智地招募到一个又 一个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通过社交关系,结识了许多美国的敌对国家的外交官和可能的情 报人员,因为这些国家或为会员国,或作为观察员列席联人,他们的新闻记者也遍 布联大。 我的掩护身份非常可靠。因为我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专门的学术和新闻背景。我 可以非常自如和内行地谈论国外一些外交官和记者所感兴趣的话题。一些国家的外 交官甚至新闻记者要么是初来乍到,要么是不熟悉有关新闻主题,我必需跟他们解 释并作分析。他们也情愿和我交往。 那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谈:越战和和平谈判。水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 为一个国际社会新成员的出现、石油危机、国际恐怖分子等等。 美国公众对电视和出版物上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如醉如痴,外国外交官亦是如此, 但他们对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然而.占据我头脑的仍是我母亲的健康。她在芝加哥接受治疗。病症预测并不 乐观,我母亲亦很压抑。 这或许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酗酒,跟妻子频繁激烈地。无羞耻地争吵。我心中唯一的亮点是儿子彼得, 他正开始学走路和说话。 令人称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失误。更令人称奇的是,我妻子仍然和我在一 起。 回忆1973年是非常痛苦的。母亲在手术和化疗之后,癌症有了缓和,但仍然十 分虚弱,在她打算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前两周,即9 月初,因肺炎而去世。 对我而言母亲比什么人都重要,她培养我。教育我,同时也十分理解我。在还 来不及报答她,让她看到她的大儿子成长顺利时,我就失去了她。 我记得她在临终前和我面对面谈到的一件事。她谈到我曾想带当时在纽约的父 亲到一家好的妓院去(我父亲大笑并拒绝了)。母亲微笑着说到:“你是个孝顺儿 子,你考虑这事我们会感谢你的。” 我耸耸肩,对此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插曲,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用酒精来掩盖遗憾、痛苦和羞耻。为了忘却时间和现实,喝酒是我排遣痛苦 唯一的途径。只是有一点,我还能控制我自己,还能过没有过错的双重生活,还能 继续做一个以多面孔出现的情报人员。 对特别重要的任务,我必须深思熟虑。我经常在多人共同执行的任务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所招募的目标到底有多重要?来自总部的一个官员告诉我,局里愿意支付给那 位重要目标人物比我的年薪还要多的钱(应该是免税,那将是我拿回家的钱的两倍), 外加“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如果他愿意的话”。没有开玩笑吧,加利福尼亚的 一个牧场?那好像在天堂有个加有游廊的平房。这对我也好,我可以经常去那儿拜 访,并在那儿呆上一阵子。 这种待遇类似于克格勃提供给来自西方的变节分于如英国情报六处的金菲尔比 和我们亲爱的中情局的里克爱姆斯的苏联乡下别墅。但我们所提供的可能更是真正 意义上的享受。 不幸的是,传达给目标这个好消息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告诉目标人选,中情 局对他非常重视。 在我明确表示要退出后,朋友们几次问我一个情报员应有多少报酬。我通常答 复说,应根据其贡献论功行赏,既不能过高,也不能低得可怜。 但不管你为谁工作,都不能指望间谍职业是座金矿。直到爱姆斯事件发生(1994 年2 月暴露),据报道他被支付270 万美元现金,并允诺再加 190万。最近几年, 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间谍被支付过100 万美元。臭名昭著的约翰沃克家族从克格 勃那儿也只接受了一百万美金。 间谍通常是不稳定的工作,也不是一门赚钱的职业。 如果一个间谍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手工作,要是幸运的话,一年他可得到不到 六位数的酬劳(这个数字来自过去我所知道的案例)。但这几乎要冒一切风险:他 的名誉烬管秘密地进行,但肯定他已经丧失它)、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 未来,如果他有幸活下去的话(正如克格勃的奥立格·克鲁金陈述,苏联人偶尔会 干掉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更可能的是,他要长期食不甘味、寝卧难安。 那些为敌方工作而被美国逮捕的人通常由美国政府提供吃住。然后他们自己再 也不需要金钱了。他们的非法所得将被没收,且不得再与其家庭接触。那么,这值 得吗? 至于我们这些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我只能如上所述,用一句话归纳:按劳取 酬。 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觉得最好是去抢银行,一个月一次,肯定比当间谍 合算。至少抢银行更需周密策划且获利更丰。当然,如果利用你的时间和头脑努力 学习并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你照样可能赚大钱而不必冒生命危险或者持枪行劫。 要是他或她有幸成为中情局的一员,并充当~名情报员,但这不会像听起来那 么容易。新了可能尝到一些从事此工作的“刺激和乐趣”。但薪水按政府规定的, 一般雇员的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薪水标准支付。然而,会有一些附属的好处,如可以 免费旅行或在餐厅和征招对象吃饭(如果该对象值得如此对待的话)。 但要记住,有时旅行并非总是安全或令人愉悦的事。一位女同事就曾告诉我一 个关于妇女地位不如狗的地方。还有一次,她冒险外出,一个乞丐走过来拉她的裙 于以引起注意。当她使劲拉住裙子时,她看见乞丐的几根手指已沾住了她的裙子。 她意识到那个乞丐是个麻疯病患者。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无论站在哪边立场,一个成功的间谍在他退休后可能有点积蓄。当然我对此只 知冰山之一角。但我的确看到一些间谍在退休时名利双收。我也知道一些反西方的 间谍不得不躲进“铁幕”国家,在那儿过得并不如意。 我们的“退休者”境况要好得多。 随着东欧共产政府的倒台,许多(并非全部)传统意义L 的间谍开始失业(几 乎是幅滑稽的漫画:一个曾经颇有价值的间谍整天为面包奔波)。一些人被追捕, 一些被投入监狱、受到惩罚。有的免了处分,有的则还在奔跑。 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间谍是最紧张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假若你要做好的 话。电影或电视明星、体育明星或者某个名人最终或会归于平淡,但在此之前至少 他们享受过荣耀并赚取了大量金钱。对一个间谍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不可 能公开享受他的荣耀或者公开他的富有,真是糟透了。 一些前苏联的背叛者受到了美国“良好的对待”,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高位”, 使他们能为美国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十分关键的信息。 我曾遇见或了解一些拿高报酬的间谍。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有特征。有些人 相当傲慢,如像要补偿他们失去了的荣誉、尊严和自尊。 我也听说过两个贪得无厌的前间谍。例如,当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会见与他们 接头的官员时(这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所涉及的案件毫不相关),走 之前都会随手带走旅馆房间里一些诸如肥皂、洗涤剂甚至纸巾之类的小玩意儿。或 许对他们来说,得到某些东西一直是他们的动力。 我常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曾当过间谍的纯粹是想获得兴奋和刺激。我猜不会很多。 如果你想兴奋排出你的肾上腺素的话,你可以花很小的代价,请医生帮忙;或者, 你自己独自一人不带任何武器行走于漆黑的夜晚,或迟或早你就会有一次发生在你 心脏和肾上腺的难忘经历。但是你可能必须跑得比子弹要快。 谋报工作是黑暗的、充满阴谋的世界里的极为秘密的职业。身处其中的人不可 避免地会感到难以排遣的挫折。我就碰到过比我事先考虑的要多得多的处境。但你 必须继续下去,保持准确的判断。高昂的激情和灵敏的感觉,绝对不能总处于压抑 状态。 我有一个非常独特有用的建议:如果你想感觉好,非常非常好:去找一此三盎 司活着的癞蛤蟆,不是青蛙。通过它们的皮肤分泌粘粘的、各种颜色的物质的丑陋 的癞蛤蟆。 早上一醒来,抓起它的后腿,送进你嘴里,将其生吞下去。 现在你真正知道到底什么是“感觉良好”了。你刚干了想象不到的事,你今天 内不必再干一次,这一定使你觉得整天快乐。这意味着放松、冷淡和信心,意味着 你能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是在开玩笑吗?不,不完全是,不是。 在从事谍报工作时,有时你觉得好像在被迫生吞一只令人作呕的癞蛤蟆。你甚 至不知道为什么被迫这样做。你别无选择。此外,你的上司会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你 这样做。你明知这极不公平,对此你尤能为力。那么你就想想我的关于癞蛤蟆的故 事。只要想想你不必一会儿再吞下另外一只癞蛤蟆,你就会觉得好些。 在曼哈顿,我经常步行。部分原因是出租车费贵,部分原因是不想让莫里怀疑 我骗中情局的钱。他不许我有一些我认为是正当的开销,如在家中准备工作宴会, 要是他不允许我有这种合理的花费的话,不难想象他会怎样算计我其它的开销。 一次宴会,食物和饮料按人头每人补偿我10美元。但其它一切费用由我和妻子 支付:烹凋、劳力、装饰和清洁。打破的瓷器和玻璃器皿,事实上有些还很贵重, 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如果不怎么考虑在家中宴会的效果或对客人的影响的话,我可以非常高兴地邀 请我的客人到一家餐厅,每人花三四十美元,我和妻子也不需承担额外的劳动力或 花销。莫里不让我有这些合理的花费,而他却几乎每天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别官员举 行毫无节制的所谓“工作协调午餐会”。 我从不和莫里就此问题争执。钱在我的议题上并非处于头等地位,所以我不为 钱争执。 纽约是个高消费的城市,甚至很多家庭必需品我们都没有,我们也很少出去吃 饭。我仍然在花我在东京时的积蓄。 一个好心肠的上司十分体贴地劝我带妻于一起去吃一次工作餐,让她放松一下。 但我那时有一些“目标” ,为了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更愿意在家里招待他们, 让自己扮演殷勤的主人角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不起在哪本书上读到富兰克·塞纳特拉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甚至练习丢 弃烟头的方式;我也读到过,劳伦斯·奥立佛爵士在上台演哈姆雷特之前还要在一 面大镜子前练习词句。奥立佛练习调整句? 要是这些伟大的表演艺术家都还要练习这些他们熟悉的动作,肯定我也必须这 样做。 我开始在镜子前面练习我的表达方式和关键对话、借日、妙语等等。 我用各种语言练习可以在哪种场合使用的方式。我经常对一些“目标”同时使 用两种语言。对话、手势或语调的变化往往产生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已成为我在各种聚会上的习惯,这种习惯非常有用。我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 人,但我能用事先准备好的语言、令人信服地“表演”。这对我培养潜在的情报员 或招募他们帮助极大。 在此期间,我接触了一个可能的合作者(与有协约和定期付薪的特工不同), 他似乎不想再提供合作。他和妻子刚搬到纽约。我被告之,他以前一直合作得很好, 可能是与他接头的情报员对他太太流露出不正常的兴趣,因而惹火了丈夫。“去把 他拉回来”,莫里说得很简单。 在电话中,他以种种借口不愿出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对那对夫妇用了一个中国 化名。从与他妻子的电话交谈中,凭直觉,我感到有潜在的危险。我练习得到的对 女人的感觉仍然十分敏锐。 在和他们夫妻令人失望的约会之后,我还约那位丈夫单独吃一顿午餐。 在纽约我经常使用不同的化名。当使用中国化名时,我经常用当时十分著名的 姓如毛、周、邓等。用这些熟悉和著名的名字称呼我会不断地敲击我的记忆神经并 不断提醒我:我是谁,我现在处在什么情况下。 当我同时使用四五个化名和身份时,这尤其有用。我妻子经常感到吃惊的是, 我怎么在晚上能一会儿醉酒,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又被电话吵醒,而且在第二次响 铃时,就能询问对方名称并用正确的化名、身份回答相关问题并畅谈一番。 有一天要赴与他的午餐。提前2 分钟,我去那“目标”的办公室造访。当我进 去时,我问:“嗨,有人吗?”突然有人大叫:“毛先生!毛杰瑞先生!” 我知道是在叫我。可是毛杰瑞不是我对今天要见面的“目标”使用的名字。 我当然知道现在叫我名字的人是谁。他是我接头的一个值得信赖的特工。在这 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知道我叫“毛杰瑞先生”。 由于担心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同时面对他和我的“目标”,因此我得尽快回避他。 我很快地作了一个迷惑的表情,然后走出办公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快步走了 十多步,试图平息一下怦怦的心跳。这时我又听到从办公室门口传来警笛般的尖叫 声:“毛先生,是我——!!” 我知道是你,你这个笨蛋!你不能闭嘴吗?我在心中咒道,我的心现在跳得又 像机关枪了。我意识到我应控制这种形势了,无论事情有多微妙。让我的“目标” 出来见见到底谁是“毛先生”可能还会好些。在这种情形下留下尾巴而不解决.可 能会留下事故隐患。 我停下来,转过身,向我的特工走过去,问到:“你在这儿做什么?办公室里 的老板在哪儿?里面还有其它人吗?” “我一周前开始在这儿工作,老板半小时前外出了,办公室就我一个人。” 在曼哈顿,我的特工为他的新工作偏偏选这一个办公室,但未有机会向我汇报 情况。又是我的狗运高照,差点心脏病发作。 我认识到“目标”从没有和我外出共进午餐的打算。我要求我值得信任的特工 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也不要说我来访过。试叫醒一匹死马是徒劳无功的。 然而这事仍没有结束。 几个月之后,当我离开纽约在华盛顿地区等候新调动时,中情局总部和我联系, 要我回到纽约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合作,我去了。 那个不愿合作的“目标”被怀疑为国外势力作中介试图影响一些国会议员。我 将我的前任特工交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并向他们保证这个特工是明智的、可 靠的。 同往常一样,对此我再也不知下文了。 我从纽约奉召回华盛顿参加一个情况汇报会:他们将指派我一件“最有意义的” 任务。这样的说法令我喜出望外。我花了三天时间在乔治城一旅舍阅读有关分类案 卷,并特别指定了一个人帮助我了解情况。 正是这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我将叫他乔布兰德的人。 他年轻、有活力、机警而且对工作十分投入。他在我被选择参加的宏伟计划中 扮演联络和后援的角色。 乔至少可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他的坦率和直言不讳赢得了我的赏识。在许多方 面,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于。他独特、富有想象力、无所畏惧而且幽默 风趣。 乔对工作的热情令人吃惊。他从国外返回华盛顿已半年了,他和他的家眷仍住 在汽车旅馆里,因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找房子。 他四岁时就是局里最年轻的GS—13(级官员),以后又成为局里最年轻的GS- 14和GS—15。他现是局里资格很高的经理(因为中情局不鼓励退役人员和在任人员 交往,所以我对他以后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从已退休的朋友那儿确实知道他的 一些情况)。 乔留下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职业记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经常和我见面的那段 时间,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我,并积极修补莫里·邓恩对我的伤害,努力为我的新任 务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 有一天,在华盛顿,他来找我,看上去很压抑。他说妻子对他忍无可忍,自己 出去买了一套价格昂贵的房子,已花了一大笔存款。 乔说道:“保罗,你想我该怎么办?按我的计算,在房屋抵押后,我每个月只 剩200 多元过活。” 我不得不劝他回家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再也不知道他和他妻子是否真的买了 房子。这就是乔。 乔对我亦非常同情。他一直在想尽快帮我找到一个可靠的掩护身份。他也是一 个十分正直的人。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他和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负责寻找非官方 身份的官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怒不可遏,站起来准备将那人猛揍一顿。我不得 不阻止他说:“如果要揍,我会自己动手,你不必为我而斗。” 在华盛顿期间,我开始了解到莫里向总部打我的小报告,大意是:我总是酗酒, 以致于早上9 点在我办公室不得不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非常聪明的虚构。我是 一个“醉鬼”,没有能力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说实话,我喝酒从来没达到他所说 的那种情况,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因此,他绝对不可在那时看见我酗酒。我也想不 起早上9 点在我的办公室看见过他。) 他自吹自擂,说我先培养一个“目标”,然后他来招募这个“目标”。简直一 派胡言。来访纽约的督导员向我和莫里转达令人困惑的敬意说,祝贺我和莫里分别 “培养”和“证招”了情报员。 当时我或许太单纯、太惶惑了,尽管这个局外人注意到当时莫里对这样的赞赏 明显地退缩和不自在,但我并没有提出我的疑问。但莫里的不自在增加了问题的神 秘性。 后来当我有机会翻阅我自己档案的记录时,我发现由莫里撰写的两段互相关联 的电报,但这两段放在相近但不同的地方。若将其放在一起来读,就可清楚地看到, 从我第一次将那位十分敏感的“目标”介绍给莫里到“目标”同意做我们的特工的 时间总共不到15分钟!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拳击或摔跤比赛,不是将对 手突然击倒就可宣布比赛结束的事。莫里究竟想说什么呢?他能马上问“目标”是 否想加入中情局而“目标”马上点头同意并举起右手宣誓加盟吗? 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在莫里向“目标”介绍“特工要求”和他每月的薪 水等之前,我已将所有一切事情都概括地告诉了“目标”。莫里对此是十分清楚的。 由莫里记述的他在这次任务中的表现完全掩盖了我的作用,并切断了我与中情局的 直接联系。他知道他不能宣称此次征招是他的功劳,因为我已完成一切并获得了 “目标”的认可。莫里毫无羞耻地背叛了中情局有关荣誉的条令。 我没有公开对莫里指控,只是因为已离开并到了他处任职。我后来在东京听说 他因为类似的欺骗而受到审查。 再后来,我被告之,莫里在他的律师的帮助下,搞出了些“技术”上的理由, “脱离了那次审查”。他人虽仍在中情局,但再也不会获得提升了。 我完全可以用莫里本人亲自撰写的在纽约“招募特工”这样虚假的报告指控他, 让任何人都能读到它,看见莫里的真面目。 我那时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东京,我还要和另一个狡猾的对手周旋。 莫里声称几乎我做的每件工作都有他的功劳,要是我没有讲出来,他也会编造 一个。莫里是唯—一个向总部报告关于我的活动情况的人,他可以在背后做任何事 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声称在他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下,我终于成功地邀请到中国 外交人员到我家作客(好像在开始时,我对此任务非常勉强)。 真是厚颜无耻之极!到底是谁如此傲慢地拒绝了我最初对中国外交人员邀请的 提议? 莫里被调离之后,又来了一个新女老板。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善解人 意、富有同情心的女上司。 她听说过有关我的情况,好的和坏的都有。她希望我继续努力工作。她也见了 我妻子和儿子。 不久,很奇怪,她询问有关我开展行动时重要部分的细节。起初我答复说她可 以到纽约基地档案室找到有关我的记录。问我好几次之后,我意识到莫里(还能有 谁?)破坏了许多重要的报告,工作记录中有关我的成绩很少。由于莫里声称任何 行动都有他的份,因此他破坏这些积累起来的报告就顺理成章了。 就在我退休之前不久,我在总部见过莫里一次。我很想知道在被同事视作窃取 他人成绩的小偷、仅靠上帝的恩赐过活的他,这许多年是如何度过的。 他仍是一副粘粘糊糊、得意洋洋的样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明显有了疲态、 没有了生命或信心的神采。 尽管我的宗教信仰教我学会宽恕,但我对他仍是憎恶之极。看看他,我感到就 像见到不得不吞下的、令人恶心的癞蛤蟆。但知道再也不必和他打交道,我的感觉 又是如此之好。他甚至不值得人们用脚去踩死他,因为没人愿意去踩一只会喷粘液 的癞蛤蟆。 一年过去了,我被要求去西欧作几次临时外派,主要任务是评价,如果可能的 话,培养几名重要的“目标”。尽管工作本身很困难,但仍将是一次愉快的任务。 因为那时我对处理“非官方身份”、评价“目标”、交朋友和培养“目标”,如果 可行,选定一个特工等都十分自信。我没有丝毫的惊慌。此外,在工作之余,我有 时间游览我以前没到过的城市。 在此次特别任务中,也派遣其它人前往欧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工作, 这毕竟是中情局“最有前途”的任务。 我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必须自己去发展目标并与之联系。没有人会主动找 上门来或将我介绍给要招募的对象。这完全要我自己来寻找机会。因此,从根本上 讲,如果我能发现“目标”,那很好;如果我能和他们会面并交谈5 -10分钟,那 更好。只要能有机会对他们的性格、秉性、甚至他们的怪癖和弱点作出评估就行。 将此任务交给我无疑是因为我在东京和纽约发展。培养和招募特工的良好记录。 因此情报局长官选择我来担此重任。 尽管我一直是“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官,不属于从事招募工作那一类,但却逐 渐成了“招募专家”。因为没有官方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经不起失败,因此我既享受 特权又承担风险,因此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但这实在太刺激了。 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的成功是悄无声息、安安静静的事。当你获得成功时, 你的上司只是过来向你表示祝贺。这还算好的,更糟的是,碰到像莫里之流,他还 会窃取你的荣誉而你却一无所知。我们这些人很少能见到自己的档案,除非你有特 别的、可以解释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你的档案在大多数时间里被秘密保存、永不 公开。事实上它“不存在”。尽管你可能听到点什么,但肯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 好几年之后,有一次,我收到来自总部的电传,其中含糊地指责我在国内的行 动报告有问题。我想不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后来当我有机会去总部时,我要求看 看对我的指控书。 给我发电传的上司却不允许我看。这人明显没听说过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说明指控的本质和原因”,“有权知道对他不利的证据”,或者“有权获得对他 有利的证据”等等。 然而,正如本书所述,中情局的一些官员完全不将美国宪法当回事,总是对不 同的意见置若罔闻。 然而,正义很快地惩罚了他。一年后,他因严重违犯保密规则极不光彩地被开 除出中情局。 我一直坚信:一个撒谎者、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一个失去希望的失败者,迟早 会以某种方式或被抓或被惩罚,因为源于其本性和习惯的驱使,他注定要犯错误。 对此现象人们有各种说法:正义、必然性、自我毁灭等等。我更喜欢这样的说 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退休前不久,那份虚假指控报告的作者在总部碰到我。我完全没在意他的存 在。对我来说,他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简短见面之前,我从不认识他,因此 没有理由会成为他的敌人。 当他一眼看到我时,便像惊弓之鸟一样夺门而逃。很明显,他心中有愧。或许 他听说过我曾非常愤怒,也听说过我会对他动粗。这一点他是猜对了。 我只是站在那儿看他跑,真希望这个可悲的恶棍从楼梯上摔下来扭断脖子或突 发心脏病而死。 他真的该陷于心脏病。假如他被通知有一个实验性的、凶暴的计划对他实施逮 捕并投入监狱几天。在他出狱之后,对他这样解释:“我们犯了最令人遗憾的错误, 逮捕你完全错误地依据了所谓通常是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消息来源。” 在执行临时外派任务期间,在西欧各国,我感觉就像在家中一样。在这次旅行 中,我所见的风景名胜最多的是滑铁卢,它像一个优雅、令人兴趣盎然的离婚妇人 游说的。黄昏中的滑铁卢景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感觉好像听到成千上万的鬼魂在风中忸哭。对一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人来说, 我感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壮、不朽的一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结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次临时外派旅行中,我也遭受到了我自己的滑铁卢。 尽管我喝酒,但仍以自己的方式十分小心。时间并没有减轻因为失去母亲而带 来的悲伤和痛苦,压抑感仍然挥之不去。 从欧洲返回纽约时,在机场受到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抓住我并迅速将我带到 一个房间进行全面搜查。我非常迷惑,当然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 们对此很困惑和尴尬。在我一再坚持下,他们解释说我厚厚的冬装“似乎”藏匿了 什么。 但这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可猜出到底为什么。我是个中国人,而且走过的 是一条亚洲毒品贩子贩卖海洛因的、臭名昭著的路线。 刚一到家,尽管妻子劝我先休息一下,但我还是马上给我的女上司报告了有关 我在海关被搜身的情况。这可能是多此一举,但这是我的本性:快速行动,如实汇 报。 此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和妻子剧烈地争吵。然后是去看内科医生、心理医 生和上司等等。 简言之,我变得十分消沉。我被迫停止饮酒(尽管还不是按中情局对“酗酒者” 规定的治疗要求)。最重要的是预定调动去欧洲的计划因此而被取消了。 可以理解,我妻子对此大发雷霆。因为我们已通知亲戚和朋友,我们不久将去 欧洲。现在又不得不解释我们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不知什么原因,原本对我颇为同情的关键人物认为我们的婚姻正在破裂。他建 议我呆在华盛顿什么也不用做,只是一心一意从饮酒和压抑中恢复过来。数年之后, 他竟然问我是否还是和同一个女人结婚。 我的未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此我别无选择。当我从纽约到华盛顿居住时, 我怀着悔悟的心请将妻子和蹒跚学步的儿子送到东京和台北和亲戚朋友在一起住了 两个月。分离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痛苦的。 对我的不良嗜好,我从不需要任何治疗。在有过这样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之后, 戒酒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 在巴黎做学生时,我有一年时间依赖安眠药才能人睡。后来我一夜不睡让自己 出了一身汗就克服了这一毛病。 我也从不服用任何非法药品。在巴黎,当我与朋友或妓女聊天时,有人经常给 我大麻。那时吸食大麻是一种时尚,但我从不去尝试吸一口。 我戒酒肯定不需要什么“意志力”,如果我有这样的“意志力”的话,当初我 就不会沉醉于饮酒。 还有更不妙的事在等着我。 不妙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尽管这些事并没有立即发生。丑恶的嫉妒女神开 始像细菌一样传播流言。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可能是碰巧出了差错。他们说我不适 合担此任务。最终的结果是,我将失去立足之地,并从高山之巅落下,摔得粉碎! 是到了申辩的时候了。 要是我用东方人的陈词滥凋,我的失败可以用东京战犯审判后一些日本战犯的 话来表达,即,“我的失败是由于我缺乏道德和洞查力。” 现在,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或许应该说正是我的骄傲自大或缺乏谦虚才使我 从宏大的招募计划的顶端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上跌下来。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想象一个人很快地跑在最前列,而将其他人远远地抛在后 面会发生什么吧。正如一则日本谚语所说的:突来的钉子肯定要刺伤别人的头。 我属非官方身份的间谍,这意味着我将是孤立无援的。我处于易被责难却不知 为什么、怎样或被谁责难的位置。回首往事,我也对我的直言不讳感到吃惊,以致 于要忍受如此巨大而恶毒的攻击。 一个甚至连行动官都不是的、天份一般、相貌平平的女士说她被指派参加了这 个宏大的计划,想听听我的忠告。(我说:这很适合你!)我能看出她不是一个令 人生畏的大战士。但我还是竭力帮助她,因为我相信合作,相信团队精神。 结果她不仅违背了向我提供欧洲之行所了解的情况的诺言,而且隐匿了一条能 将我置于极度危险境地的重要信息!这是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脱离险境之 后才知道的。 有个我视作朋友、住在欧洲某城市的男同事,后来因为妒忌,冷酷无情地坚持 说有证据表明我在那次行动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在我背后放冷箭。我不知道 该怎样来描述这种令人始料不及、背信弃义的行为。他没有拿出什么证据,可这还 没完,连他都认为没有什么能耐的妻子却无条件地站在他一边。 有一个年老的、已退休的、曾经被认为“博学多才、聪明能干”但私下有人叫 他“蠢驴”的前资深情报员,也被请来参加这个宏大的计划。总部抽调所有人力物 力,甚至像这样的“恐龙”也派上了用场。 这个“恐龙”十分武断地反对我的意见,并“自愿”“花六个月时间亲自对形 势作出评估”。 当我开始考虑任务的具体细节时,还得因为他那“虚无飘渺的灵感”再等六个 月,这对情报站的官员来说也是够长的了。除此之外,他那堂而皇之的意见丝毫也 掩盖不了他想得到在欧洲六个月的高额顾问费和滞留欧洲的额外津贴的个人目的。 直到有个也被“恐龙”赤裸裸的贪婪嘴脸激怒。满怀妒忌的同事告诉我其中因 由,我才意识到原来如此。 我和一个由总部派遣过来、保持中立的情报官员两人反对那对夫妇和“恐龙”, 因此我们属二对三的少数派。 那对夫妇未让我了解计划的全部细节,而其中一些情况将会对我观察和思考问 题提供极大的帮助。这真是太可悲了!他们寻求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幼 稚想法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我的份内事处理得有条不紊。一些重要的、以前从没有任 何人做过的事情,我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连我自己都对这种难以置信的进步感到惊 讶。 但是,情报站主管这一行动的一名新情报官由于不熟悉具体行动方案和进程, 因此他意欲取消我的行动计划。他反对我招募一名十分特别的“目标”,当时我对 该“目标”的招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反对的理由是该“目标”太“古怪”了。 我也承认此“目标”有时行事不太理性。情报站副站长反驳说:“由这个‘古怪’ 目标带出的秘密资料可不‘古怪’。”兴之所至、自作主张似乎成了一种主流,合 作精神不复存在了。 当时那位副站长对我十分了解,他对我充满信心,让我自行选择我认为的合适 方式来达到招募该目标人选的目的。他补充说:“要十分小心,因为我们目前有四 个单方面的行动正在进行。”(这意味着我们有四个正在进行的单方面的行动没有 通知东道国,该国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盟国。任何暴露或“风吹草动”都将妨碍和 破坏国盟关系。〕不知怎的,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客人”不再保持 与我的约会。当天在他的门铃上附有一张既非无礼。亦非道歉且毫无意义的便条, 听到门铃声,也没出来开门。 我想,除了再静等两天外,没有其它办法来解释所发生的事。但总会找到原因 的。我与此次行动联系最为紧密,但对所发生的事毫无头绪。 尽管知道一旦出了岔子,第一个上断头台的是我,但我仍未想到会有什么危险。 只能等到事情结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渐渐地,从那些不愿看到我成功的人那里听说,主管情报官员愿意丢掉——这 个烫手的山芋整个计划。这就是该死的解释! 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此次行动被毫无道理地中止。我被告之忘记一切, 然后离开那里回国。 长达一年半的行动突然中止。 回顾所发生的事,这次行动或许不会非常成功。行动的中止对我也许是福。在 引火上身、坐穿牢底之前,能从行动中及时抽身而退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谁知道呢。 我后来听说此次行动被重新恢复但很快便又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对此我并不吃 惊。但如果有人想做,我仍有信心做好。 在我背后放冷箭的那对夫妇提前退休了。我只希望她妻子在知道了他的所做所 为之后,能用切肉刀断了他的男根。 再回顾所发生的事,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忽略的“大错”:我应该提醒 其他人,要是我成功了,每个人都会荣升,而不仅仅只我一个。 计划中止前一周,我被提升至GS-13,总部行动局局长被问及如果我的计划 “在下星期”获得成功的话,我是否应该提升到GS-14,得到的回答是:“当然, 是的。”“自动提升”是对完成重要招募任务的“常设嘉奖”。(当时我并不知道 有这样的插曲,只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我的成绩远远超过大致和我同时加入中情局的人,因此他们的羡慕和妒忌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参加行动的任何人都会因他或她的努力而得到提升是很自 然的。我的愚蠢之处在于没有想到其他人是多么的愚蠢。 住在北维吉尼亚州“修养生息”并“等候新的调动”期间,我发现自己无所事 事。如果我想找些事做的话,我完全可以呆在家中而不必去那间“安全的办公室”。 但我认为去办公室比呆在家里更有益处,而且我妻子也希望我每天都去那儿。 办公室有两三个同事,他们都在等候命令,偶尔作一次外派。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等待着那一天。 为了重拾有些生疏、以前十分钟爱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我开始阅读中文报纸和 书籍。作了几次前面提到的临时外派旅行。就这样我过着十分悠闲的日子。 我不厌烦这种生活,但却有些不耐烦。我一直在三步并作两步拼命爬楼,为什 么现在让我停下来?至少目前我已停止酗酒,也不想再饮了。我的家庭生活也归于 正常。我学会驾驶,然后再教我妻子。我也教我妻于和儿子学游泳,我有点烦躁了, 迫切要求去同外执行新的任务。由于误解,这种要求引起了我上司的不满(对我们 这些必须通过间接渠道才能转达自己的想法的“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来说,这是再 正常不过的了)。上司认为我在“威胁”他。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他终于同意 派遣我去香港,这是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而,上司从没有理解或原谅我对他的冒犯,在未来的数年里,他仍然没有忘 记,香港就香港吧。我不会讲广东话,这是遍布全香港的中国方言。但我被告之, 我的“目标”不是中国人。 当时我已是一个多面手.因而对完成那个任务很有信心。 一个能于的情报官员要求是个多面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人打 交道。我确实有自己的好恶,但我清楚自己有能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在我的情报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与间谍有关的工作我并没有干过。我从 没有执行过跟踪监视任务(除了最初偶尔经历的观察任务),也从没有鬼鬼祟祟地 破门而人过(我太笨拙了,会碰倒东西,发出声响)。 但也从没人要求我做这样的零碎事。我对自己擅长做的事感到很满足。 首先,我开始研究香港。我深知我不可能将广东话讲得很好,但我认为可能也 用不上它。由于从中国大陆逃港的人开始多起来,普通话在香港也变得普遍了。 为了解道路名称,我拼命记香港街道图,熟悉主要场所的位置,这花了我半年 时间。 但就像以前常常发生的那样,有一天,我被告之我的新上司决定让我去东京会 更好些。 我对自己像一件毫不重要的家具被人搬来搬去十分恼火。然而我岳父刚去世不 久,而我又没有什么积蓄送妻子回家奔丧。我想,对失去亲人的妻于来说,前往日 本是最好不过的了。从另一方面考虑,再调到日本工作五年,对我儿子也大有益处, 因为他还可以进一步学习日语。 在等待建立合适的掩护身份期间,我接受了一些训练课程。正是这一次,我渐 渐加深了对一名具中国血统的情报人员的了解,在我刚加入中情局时我曾见过他并 对他有点了解。 他被认为能干而巨值得信任。我也听说他是个最擅长语言的间谍。他作为非官 方身份间谍在东京已服务了很长时间,我将在他手下工作。我叫他梅巴尼。 见尼大约50岁,过早的白发总是染得很黑。他脸色平静,毫无表情,按中国算 命术的说法,他的短下巴的脸表明他很阴险,整张脸给人不祥之感。 从一开始我就对旦尼心怀疑虑。 他不愿告诉我有关他的年龄,我猜他可能比我大4 -5 岁。 即使在中情局,除非是论及有关行动计划,“没有坦诚的友谊就不算是真正的 友谊”。我也开始了解有关旦尼的情况,但所见所闻令人忧虑。 我发现旦尼在东京这么多年,却根本不会日语!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只是以 官方身份呆在大使馆和美国同事打交道还说得过去。但作为一个隐蔽良好、且要在 城市中工作的非官方身份的情报人员来说,使用日语在餐厅安排一顿饭都不行,真 是令人难以想象!这和一个职业冰球运动员不懂滑冰有什么两样? 梅旦尼是唯—一个在东京连续生活七年却连一级日语水平都达不到的非官方身 份的间谍。(官方语言等级分为五级,三级是基本工作水平。) 对一名高级侦察员来说,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为其获得成功提供“可靠的 保证”。 我认为对一般的职业而言,在同一外国城市生活七年后,一个普通智力的人至 少可达至二级以上的水平。 旦尼是个中国人,他在学习与汉语一脉相承的日语时应有比白人更大的优势。 其他大多数在东京的白人。情报员都能讲流利的日语,有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 日文报纸。如果是个体育迷的话,通常都随身带着日语体育报纸。 梅旦尼在日本生活数年却对基本日语如此无知,让他的许多同事感到迷惑不解。 旦尼的那些上司这么多年难道没发现这事很奇怪吗:)或仅仅是一时疏忽?这 听起来更像掩耳盗铃。 这的确是难以想象、耐人寻味的事,我不敢想象中情局还有类似的无能的非官 方身份的情报员存在。 旦尼现在或许可能会辩解说他曾经可以讲一点日语,但过了数年后又忘记了。 这样的借口有可能会出自他的口。因为后来我知道巴尼表现出令人难以容忍的 不诚实。我们大多数同事都知道他甚至不能用日语问到洗手间该怎么走。 此外,旦尼还有其它有名的不良德行。最明显的是贪婪、耍手段和虚伪。 我从巴尼的朋友处听说他曾从中情局骗取搬迁费。在香港期间,他让搬家公司 提高货币兑换率,条件是搬家公司必须将差价给他以补偿中情局不付的保险费用。 这只能在像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做,因为在那儿,对货币的兑换率时常变动,他以 为没法查出。(不是很准确的。图书馆的旧报纸或银行记录可能有比较合适的数字。) 巴尼还向其朋友炫耀他的这一小伎俩。 只是一个小骗子,肯定不能算作大盗窃犯。但对一名中情局情报员来说,任何 微小的、简单的和虚假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怎么相信。直到在东京,旦尼亲自向我吹嘘搬家费的事我才 对此深信不疑。 有天,我俩在一起接受训练时,巴尼问我:“你认识杨爱克吗?” 杨爱克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官员。但见尼却知道他。 “杨有大麻烦了,因为他从特工的薪水中捞取好处被抓。”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初的答复是:“怎么这么坏!” 截取特工的薪水在中情局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这个来自巴尼的谎言是他最典型的害人方式。因为以后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不认识杨,我至始至终也没见过他。我所知道的是在我从巴尼那儿听到这个 致命的小道消息后几个月,杨得到了提升。这意味着所有围绕他的卑劣的谣言和指 责被一扫而空。 “加强相互信任感、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是中情局,情报员的行为准则。 认识到旦尼是个一贯性的、变态的说谎者并不花费我太长时间。我对有这样一 个上司作为我与情报站的沟通渠道而感到不幸。 如果你觉得本书中与我相关的人或事听起来太荒谬了,请允许我指出,这些故 事已讲了数年了,有证据和记录来证实。 梅里尼比我加入中情局早五六年,主要充当语言学家。在我去东京时,我的职 位已赶上他,但不久他在那儿又得到提升,也成了我的上司。 旦尼感觉到我的威胁了吗?可能会。他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但不管诽谤杨的 事实如何暴露,他仍会无中生有或毫无根据地撒谎——正是一个变态撒谎者的标准。 奇怪的是,他的攻击对象经常是中国人。或许他觉得自己比其它中国人优越但又不 如白种人。这使他成为中国人中最为可怜之辈! 我在中情局22年的时间里,梅旦尼是最欺诈成性的官员之一,因为原谅他那明 显的罪行,他的一些上司应对其行动承担责任。大家在背后都嘲笑旦尼生存的法宝 就是溜须拍马。 中国同奥特曼帝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有一类玩弄权术的特殊群体, 即太监。他们在身体和灵魂上所具有的双重特性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 为:阴险、狡猾和懦弱。 似乎历史和传统有时会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旦尼总是将自己装成在教堂中高唱圣歌的仁慈的、虔诚的基督徒。 我曾研究过基督教的理论和哲学,后来又在罗马得到了专门的指导。 甚至当时在东京,我就经常想:梅旦尼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否和我知道的是同一 个耶稣基督。 我常提到“天报”,我坚信这一点,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例子。 梅里尼将成为让我憎恨的受报应的人。 但我受到的教育说:上帝是博爱和宽容的。 我必须宽恕他,以免自己不被宽恕。 我试着这样做,在一些方面,我成功了。 但无论什么时候一想起梅里尼对我和我的家庭的所作所为,我就不得不在另一 个说教中寻找安慰:伪善是一种难以被饶恕的罪恶。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