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素质忧思录 张贤亮 哪一层干部令人忧思?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及全中国人民的不幸,但这场不幸也给中国及中国人民 造成了“幸运的机缘”,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才得以登上中国政 治舞台,在“被一群矫揉造作的执政者们弄得举国陆沉”的时刻使中国得到复兴的 转机。我想,如果当时中国像西方国家一样举行公众投票选举,也未必有在各个方 面比小平同志更为合适的领袖人选了。历史的自然选择往往比公众意愿还准确,我 这样说并不是唐突历史,唐突公众意愿,历史有历史的自然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一个需要伟大人物的时代,必然会有伟大人物产生出来。这已有20年的中国现实 历史为证。 挑选接班人,一直是中国、东欧与前苏联共产党领袖们晚年考虑的一个主要问 题,而此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又确凿地证明共产党领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总 是阴错阳差,总是千虑一失,总是含恨而终。对接班人的选择,不管选择者有多么 大的权力,最后也拗不过历史自身的选择。毛泽东花了很大心血,反复思量考验, 直至不计代价地在中国搞出一场旷古浩劫,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临 终时最放心不下的大概仍是这件事。这是专制政体或说是民主制度不够充分发展的 政体中,每一位统治者或国家领导人逝世前无法避免的悲剧。但世界上执政的共产 党领袖在挑选接班人上几经反复,也给后人提供了足够的历史鉴戒;上一代领袖没 有留下好的经验,却传下了教训,可以使后人变历史的偶然性为必然性的认识。小 平同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挑选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这又是中国的一 次“幸运的机缘”。所以,在中国,虽然在形成第三代领导集体方面也有过曲折和 波动,但终究在小平同志生前非常恰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局面,不上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令人鼓舞的,也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小 平同志所奠定的新时代的基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 三代领导集体是完全合格完全胜任的领导班子,这也有近10年的历史为证。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以文学的语言“幸运的机缘”一句话来解释,这是在历史 中并且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形成的。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建国后的中国人 也已到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践已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 世界的知识和对本国国情的知识已达到一定深度,对处于世界潮流中的社会主义必 须不断改革、不断自我完善的认识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总之,历史已经培育出了 一代新人,再加上小平同志长期治国经验和政治斗争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睿 智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同时配以废除干部终身制给予制度上的保障,才得以形成今 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得之不易的,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所以,本章的标题“干部素质忧思录”其“忧思”所在,并不在于高层领导人 上面,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高层面和次高层面,已有足够理由让全体中国人民包括 笔者放心。如果说还有一点“忧思”的话,那也仅仅是“第四代领导人”如何产生。 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逐步发展健全,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 心,将会有一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产生过程和交接形式,那是未来的事了,不提。 这里我所“忧思”的,主要在中层和基层干部身上。这并非“老太大吃柿子— —专拣软的捏”,或是与高层及次高层领导人没有接触抑很少接触而缺乏了解,因 为近10年来,我国大政方针可说基本上没有失误,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也是 进行前人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不可避免会出现 的情况。在国企改革、物价问题、经济软着陆、金融外贸体制改革、法制建设与维 持全社会正常秩序等等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各个方面,高层领导的思路和决策 的分寸与进度,都是把握得相当精明有序的,如果再将处理种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复 杂问题算计在内,这已经很能说明当今领导人的素质了。尤其在国际交往中的“有 理有利有节”地周旋处理及有胆识、有步骤地与国际社会接轨上,更表现了第三代 领导人继承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风格与气度。当今西方舆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 的高层领导阶层是一群可被称为“老练的、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在国际上属于一 流政治家的行列。 然而,问题也就表露在这里。在如今尚未进入法治社会而仍徘徊在法治与人治 的边缘的中国,基本上还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算数:“县官不如现管”!在很多 方面、在不少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管”的各级各部门干部起着关键性甚 至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容我提醒一下读者,我们不用仔细调查,请粗略翻阅一下传 播媒体上所揭露的干部的各种不良表现,与中央领导人在国内国外大政方针上的处 理两相对照,你就会发现各级各部门的许多具体领导者与高层领导人在素质上的差 距;你甚至会惊奇各级各部门的许多领导者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干部素质”应该 是高于一般“国民素质”的,但你不用跑远,仅就你身边去观察都会产生这样的遗 憾:并非如此! 在荷兰鹿特丹,一次国际小说家会议的间歇中,来自各国的小说家们聚在咖啡 座聊天,我只能和几位来听会的中国留学生扎在一起,通过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行 交谈。不记得我们中国人说到一件什么难办的事,我随口说了句“那咱们就开个现 场办公会吧!”留学生们都笑起来。外国人不知我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引得大家如此 高兴,好奇地问。留学生就向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明白“现场办公会”的意思, 留学生嘀里嘟噜说了好些话,等他们明白了,他们也大笑,好像觉得我真幽默、真 有想像力。原来他们感到好笑的是:一件本来可以由下级、中级官员当即直接办理 的事,必须要高级官员亲自到“场”,把有关的下级中级官员全召集到“现场”来 才得以解决,在他们听来,的确很滑稽。他们以为“现场办公会”一词是我的即兴 创作,是我随意发明的,哪里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早已制度化地成为解决问题的办 事方法和会议形式。 这种中国特有的“现场办公会”,就很能说明中国一般办事官员的素质。为什 么非要等到开“现场办公会”才能立竿见影地办事呢? 犯罪成本论 我从来不将“素质”问题单纯地看作个人道德品质和教养问题,“素质”是在 制度、环境、历史中形成的。 譬如,现在干部廉政问题被当成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一般老百姓总以为抓出 级别越高的贪官污吏就表明抓廉政抓出了成效,抓出的官越大越过瘾,就“人心大 快”。而我却相信级别越高的干部越少有违法犯罪的可能,如果人们将目光专注在 抓高级干部中的贪官污吏上,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总以为“反腐败”还没反彻底, 或是只有抓了不少“大老虎”出来才证明“反腐败”反彻底了。我担心这会不知不 觉地成为“反腐败”的一个思想误区:抓几个“大老虎”出来,反腐败也就大功告 成。 我对高层官员的信任和做这样的分析,也决不是从高级干部的个人道德品质和 教养上去推断,更没有一点维护他们的意思。我的看法是:抛开个人具备一定的思 想、道德、品质、教养程度在犯罪动机上起遏制作用的因素不谈,犯罪,是需要付 出“犯罪成本”的。我们首先要承认每个正常人都很会算计个人利益的得失,能做 到高级官员,更不会是傻瓜。人人都懂得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干部的级别越高,要 犯罪,付出的“犯罪成本”也越高,二者成正比地上升。 郑也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表面看来,我们的高级公务员的货币收入与 普通公民相差无几,但是若加上专车、专职司机。宽敞的住房、特殊的病房、保健 医生、警卫,以及司机、警卫的住房,折合货币收入,实际上,我国高级公务员的 收入恐怕可同发达社会的高级官僚比肩。”郑也夫先生还没有将秘书、家庭佣工等 等高级公务员的卫星系统说全,如再加上出国机会与货币含金量的差异,那就更为 可观。历史上一直有“高薪养廉”的说法,我们的高干已经达到了“高薪”,这就 具备了“廉”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说有了基本条件就人人皆“廉”,但毕竟是一 个保证。这是其一。 其二,个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和随之而产生的权威感、成就感及受人重视 尊敬的感觉,即构成人生价值取向的那一部分,是一种很重要的个人无形利益,很 多人追求这种人生价值的体现比对物质享受更加重视。要犯罪,这些无形利益立即 转化为“犯罪成本”中非常巨大的资本投入,头脑正常的高级干部在非法货币物质 收入面前,是绝对要掂量利弊得失和风险程度的,只有个别思想意识极为恶劣或心 理变态的高级干部才会利令智昏,丧心病狂。 其三,以上所说的一、二,即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对每一个拥有者都会是一 种实际的心理制约,所拥有量越大,则心理制约越强。就拿我们这些常会放浪形骸 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也有这种感觉,稍稍有点名气马上不自由起来。所以中国民间 有“无官一身轻”、“为人别当官,当官不自在”等等谚语。 而中、基层干部官员尤其数量最大的基层干部却较少有这种约束力,在公务员 工资偏低、尤其是基层干部工资偏低的情况下,要违法犯罪,付出的“犯罪成本” 也相对较低。如果一次违法犯罪用“投入产出比”来计算是合算的,风险程度不大 的,就足以诱惑人去冒一次险。一次冒险成功,就难免不让人继续冒险,而中、基 层干部由于所掌握的权力有限,每次的“交易额度”不会太大,屡次冒险皆会成功 的可能性也就较高。 “权钱交易”现象开始发生时,也会遭到公民们包括买方当事人的不齿、不满 和谴责,但“交易额度”较小,在“权钱交易”中,用各种形式、方式、花样、渠 道付费的买方也有很大收获(不然便不会发生交易),更重要的是买方的收获通常 会大大高于付出的费用,因为官员手中的权不用官员本人花多少力气,既不用“十 年寒窗苦”下功夫读书,又不用像西方国家那样要花本钱四处“竞选”,所以, “权”永远是“贱卖”的。这样,付费的买方也认为很“值”,极少有买方抱怨其 交易所得而跑到检查机关揭发的事,于是不良性就会逐渐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变为 正常性,最后被社会普遍承认。一般人会根本忽略这种现象是“腐败”、是“违法”、 是“犯罪”,交易双方都心安理得。常此以往,蔓延开去,便自然而然逐渐衍化为 社会风气。 中国最难治的腐败现象 1996年《参考消息》上发表过世界银行一项对亚洲各国及地区政府腐败和官员 效率的调查报告,中国在第七位,夺冠的好像是印度尼西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泰国、菲律宾都排在我国前面。但这并不值得我们自豪,世界银行只调查了二十几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第七位已经可说是“名列前茅”了,而且我也很怀疑这种调查 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问题是,从社会宏观上俯视,在以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在某方面还可作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这种不良社会现象不止是 经济腾飞的伴生物,在某些经济行为中还是一种催化物,像细菌一样,使用得当还 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在我国,由于社会制度与它国有别,所有制以国 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为主,所以很多“权钱交易”的双方侵吞的都是国家财产, 损害的都是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贪污受贿除了败坏作用再起不到任何一点点促进 作用。 我认为,我们现在对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着重点仅放在部分干部官员 中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之类的行为上是不全面的。“腐败”,其实有其更为 广泛的涵义。 请读者仔细想想:是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即贪污受贿对整个社会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阻力与破坏大,还是干部官员普遍办事效率低、不负责任、有法不依、 执法不力、尸位素餐、说谎吹牛、因循守旧、阳奉阴违、决策失当、乱“交学费” 等等行为对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阻力和破坏大?像后者这般干部官员,从他们个人不 负责任的行为中,多半并没有得到非法收入,然而对社会的破坏性和经济发展的阻 力却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廉洁”却不负责任的低素质官员,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 无形及有形的损失,恐怕数百倍数千倍地超过所有贪官污吏收受贿赂的全部金额, 仅仅一项不负责任、不懂科学的决策,就可能使国家上亿元人民币付诸东流。可是 你下定决心追查到底,上亿元人民币未必有一分钱流入这类“傻学生”、“肉头干 部”的口袋。恐怕他不仅不会受处分,还会受表扬哩。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腾飞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高官的贪污现 象可说层出不穷。韩国接连两个总统因贪污罪被判重刑,而恰恰是这两个总统当政 期间韩国摇身一变脐于亚洲“四小龙”。尽管个别高官甚至总统贪赃枉法,大多数 韩国官员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和勤勤恳恳的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是凡去过韩国的中 国人有目共睹,无不留下深刻印象的。 这应该引起我们思考,“反腐败”就是抓“老虎”吗?为了对“腐败”一词有 较深的理解,我查了一下《辞海》,“腐败”条目这样解释:“腐烂。《汉书·食 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也泛指败坏、堕 落。”这就对了!“腐败”是“泛指败坏、堕落”的,贪污受贿几个钱,仅仅是腐 败的表现之一。 在中国,腐败现象具有“中国国情”的特殊发生地,那就像“太仓之粟”似的, 埋在最下层的先开始“腐烂”,从广大基层向上滋长。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却是“农村包围城市”式的从基层不断向上、向周围、向中层、向高层、向部门机 关、向最正统的文化教育科研单位侵蚀;“农村包围城市”是个借喻,不专指是先 从农村发生的,而是说先从边缘到中心、从素质较差的向素质应该较好的机关部门 蔓延。 自上而下的腐败有法可治,也较易制止,抓几个“大老虎”出来下面就不得不 有所收敛,仅仅敲山镇“虎”也会稍见成效,就像韩国那样。而自下而上的侵蚀才 最可怕,因为它随处可见、随时可见、随事可见。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腐蚀,并有不 可遏制的腐蚀强度和爬升力。 一则,“县官不如现管”。基层办具体事务的干部自有他(她)“基层”的素 质,他的工资收入几乎会引起你的同情,你很难对他(她)高要求,他(她)的办 事能力、理解能力、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常常还不如你,再加上中国一贯有“阎王 好见小鬼难挡”的传统国情,你不如付费了结,达成交易省事,你甚至会为达成这 笔“权钱交易”而高兴;二则,“法不责众”一向是中国的政治传统,轻微的违法 犯罪数量一大,低素质的无能干部人数一多,在执法力度不强、人民群众普遍缺乏 法制观念的时期,也易于取得群众和上级无可奈何的默认,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因 为其他强有力的前任上级领导已经屡治屡败,以致上级拿下级没有办法,望“贪” 兴叹,望“无能”兴叹;令不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终于造成现在非常 不正常的现象:上级很难推动下级去展开工作,很多事情要上面“哄”着下面去办, 紧急的事情只好由首长亲自去开“现场办公会”。“工作动员会”往往成了“说好 话会”、“许愿会”、“商谈条件会”:“你上面不给我这样那样的条件、不答应 我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下面就办不了!”撤换干部吧,换人不换马,速度不会加快。 有的上级领导还以为某些下级“吃”饱了,也许情况能有所好转。于是处处都雁过 拔毛,人人都“吃”,犯法出事被抓起来的,多半是“吃”饱了还贪得无厌的干部, 会“吃”的人是“少吃多餐”,饱了就知足,适可而上,然后想法调动到其它单位 再慢慢“吃”。如你有机会与上级见面申诉,上级还可能会对你摊开两手摇头叹道: “你就那样做吧!有什么办法呢?” 在此“国情”中,高层领导人和模范先进典型的事迹都很难起到示范带头的教 化作用。不说别的被树立起来的优秀干部的高大形象了,一代伟人、人民群众仍然 热爱的毛泽东,简朴到睡衣上补丁叠补丁,吃碗红烧肉就算奢侈,在他老人家生前 大家还不知道,老人家去世后尤其在近年来宣传得妇孺皆知,有的人听了都掉眼泪, 其感化强度应该是任何模范及先进典型都无可比拟的吧,但又有多大效果?大家心 里有数。同时,抓“大老虎”也难以起到警戒作用,遏制腐败现象,很多干部都以 旁观者身份把抓高于中的“大老虎”与高级领导人的风范并列,全当热闹看。 现代“中国国情”的腐败是从基层蔓生的遍地杂草,是土壤性问题,是根植于 制度的历史中的,不像旧时代阶级社会中那样是从社会高层带头开始的。封建社会, 尽管历代开国之君都曾像唐太宗似地不断告诫他们的继承人:“为君之道,必须先 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但极少继承人能坚持 不渝地奉行禁欲主义的教条,最终总是弄得国亡家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因为王权制度本身就埋伏下了高层腐败的种子,决定了高层非腐败不可,不是任何 道德说教能够防止得了的。 插个小插曲: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干部的确是经济的“圈外人”,一次他们去 商店买几箱肥皂粉准备分发给大家当福利,售货员开发票时问写多少钱,两人说是 多少钱就写多少钱嘛,售货员诧异地朝他们白了一眼,笑了笑说: “你们俩大概有‘病’!谁都要多开点的。” 这现象就在北京——“首善之区”!作协那两位当事人还当做新鲜事告诉我, 我也笑,我笑的是他们无知:多开发票、多报销现在在中国已经是家常便饭,北京 地铁车站里就经常有专卖发票的人出没,生意还很好。大大小小贪官污吏遍布全世 界,哪国都有,唯独这种将正常交易视为“有病”的社会现象为“中国一绝”。人 人都有机会贪污,小额非法收入已经被视为“正常行为”。这不仅对国有经济损害 极大,而且对民间企业甚至个体经济,即任何一种经济成份的企业都有威胁。这是 遍及整个社会经济的霉菌。 “权钱交易”的社会风气得以出现,在于开始时这种交易中有很大部分买方所 提出的都是正当要求,绝不是非法要求。很多该办、该速办、该正常办理、该依法 办理的种种正当事务,在受到“不办”、“缓办”、“不正常办理”和“不依法办 理”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易取得完备手续的。这就是“中国国 情”:在低素质、不讲效率的干部官员面前,解决正当事务也必须有附加费用或附 加情感(“拉关系”)作为推动力。发展到一定时候,不合法的事情就“搭便车”, 乘虚而入了,以至“搭便车”的乘客最后成了主要乘客。 也就是说,干部腐败表现之一的“权钱交易”现象,是在追求工作效率的过程 中成长壮大,取得“合理性”外衣的。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效率和效益成为主要追 求目标,“权钱交易”就更为泛滥。在如今一片高昂的“反贪”声中,许多民间企 业家、个体经营者直到普通老百姓甚至国有企业的某些干部官员,仍私下认为有 “权钱交易市场”比没有“权钱交易市场”可能对加快经济发展更有利。西方经济 学的“寻租理论”,在中国随处能找到实例,一方面“反贪”,一方面仍有不少人 在四处寻找权的“卖方市场”,情愿花钱办事。这听起来非常荒唐可笑,但其中饱 含了经验的无奈和悲哀。 这才是当今中国反腐败行动中最大的也是最艰巨、最长期的任务! 你不信,如果没有其它方式方法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提高干部素质,将工作效 率提到正常水平,今天就立即全面制止(姑且假设真能制止住)所有形式的“权钱 交易”,我国有相当多正当事务的办理速度,至少会慢下半个节拍,该一周解决的 要十天,该一月解决的要一个半月。有了“权钱交易”市场,该一周解决的快的会 只用五天,该一月解决的搞得好半月二十天就能见分晓,至少可以如期得到结果。 “权钱交易”的根子之一,是由于中国干部官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办事效率低, 速度慢。 这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中的懒惰和懒散习性造成的,仍然是历史性制度性的结果。 如果要谈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体制下,处于弱势,所以中 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知感恩戴德的民族,是最“善良”、最有人情味的民族,是最怀 有“盼望救世主”心态的民族,别人稍微给点好处就会记在心里并马上想到怎样回 报,“一饭之恩必偿”是传统美德之一,会比大仲马笔下的基度山伯爵还记得牢。 举常见的例子说,中国各医院、招待所、公交部门直到为公众服务的公安机关, (连有的县、镇国营商店)墙上多半挂着群众赠送的表示感谢的锦旗,红红绿绿, 琳琅满目。人大、政协这样高级庄严的会议,开完会后,代表委员们也会给各自居 住的宾馆服务人员写封感谢信用大红纸张贴出来。感谢信都出自国家精英、“大手 笔”之手,平时那是一字千金的。这种情况在外国极少见,西方国家更见不到。因 为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消费者权益意识薄弱,纳税人 权益意识更缺乏,国家主人翁还没有进入角色,离真正坐上头把交椅还有段距离, 于是很多行政事务商业行为就混淆在“人情”的施恩受惠当中。 拿小事说吧,在发达国家购物,售货员要对顾客说谢谢,在我们这儿,顾客会 向态度好的售货员说谢谢。更别说干部官员“为人民服务”,政府为老百姓做了好 事实事,在施与受两方面都会下意识地当做“恩典”了。政府应该办的社会福利事 业,如失业救济、养老补贴、贫困救济、物价上涨补贴、公交补贴、住房补贴、特 困学生助学金直到“安居工程’等等,宣传媒体都有意无意地当成政府的恩惠加以 报道,得到好处的人民群众一律要表示感谢。中央电视台在某一年春节期间的新闻 联播中,居然将某省省长下到贫困户发放救济款,贫困户给省长下跪的镜头也闪出 了一下。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大氛围,给一些干部索取“施恩”的回报提供了心理准 备,不少老百姓也认为合理:“某某干部对咱们这么好,不‘意思意思’过意不去。” 这也是造成今天“权钱交易”的一个民族心理根源。中国干部官员当中的腐败现象, 是在一种上下互动力量中自然促成的。 总起来说,由我国特殊的意识形态、民族心理、制度体制等构成的特殊的社会 文化大氛围中,在高层干部中较易产生权力膨胀,而在中、基层干部官员中却较易 产生权力腐败。 败坏干部素质的历史性因素 我一再申明这是一部个性化的散文文本,是纯粹从个人角度作的观察与思考, 谈不上有什么社会科学的严谨性,更不想貌似社会科学著述。从1979年有阅读权利 并以文学创作为职业后,我阅读较多的是古今文学作品和著名哲学家的代表著作, 填补前二十几年所缺的文学课。1992年才开始注意有关世界和中国社会的评论文章 和报道,平时浏览了也不过获得一些印象,从不有意收集材料或剪报,更没有做成 卡片以备参考。我知道作社会科学性的研究不是我的专长。但我要请读者相信的是, 我从1992年底“下海”以来,在社会的各色人等中穿行,确实有许许多多亲身感受。 所得到的感性知识,决不是坐在书房里靠广泛阅读或作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地 “深入生活”能体验到的。因而,这部书也许有很多缺陷,但某部分的真实性是不 可忽视及无可怀疑的。写到有关干部素质这一章,我不想罗列实例,罗列实例也没 有多大意义。我“忧思”的是制度性问题。我想这部书倘若有点价值的话,应该是 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体制改革方面加入一个作家的声音。 怀有“中国情结”不等于就能正确认识中国,在探讨历史因素与制度性因素上, 我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片面、偏执或迷们。但一个作家、并且是亲自在市场经济建设 中“摸爬滚打”过的作家的看法,也许会比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多一点感性,距离现 实生活更贴近一些。干部腐败的最主要根源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尚缺乏有力的社 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尽人皆知的共识。在这方面不用我多嘴,再深挖也没有新意。 这里,我仅从我的感性上提取认识,有些认识可能和人文科学家的论断有些不同甚 或相反,这就或者能补充学者们科学著作的不足,或者使他们的科学著作更为全面 充实,如果他们愿意作为参考的话。请人文科学家将我这部书当做“田夫献曝”吧。 中国干部素质,始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 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干部是坚定的革命者。经历了一系列“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考验,造就了一代担“大任”者。其 数量之众、品质之优,是历代农民起义后的新王朝政权,以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 国政权的执政者都无可比拟、望尘莫及的,更不用说国民党政府了。那一批优秀人 物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成长起来的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百年来苦难历史 自然地在各阶层中择优汰劣出来的结晶。也许这批人对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 现代化建设实践很陌生,很外行,至少是不熟悉,但凭他们对革命、对国家民族的 信念和忠诚,也能做出空前的卓越成绩。1949年后有一段时间,是中国自古以来 “吏治”最好的时期,至今还有很多老人缅怀当年,心向往之。 然而没料到的是,使这批宝贵的优秀人才在品质上“滑坡”的不是金钱物质权 势的诱惑,《甲申三百年祭》警告的情况并未出现,也不是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出 生于农村而对现代化建设的生疏无知,更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鼓舞在现代化建设的 探索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在他们逐渐熟悉政治管理,熟悉本行 业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一次次政治运动破坏了他们最重要的人格中心— —诚实,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磨炼出的最宝贵的实事求是思想。 世界各国都发生过并正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世界政治史就是世界政 治运动史,政治就是在政治运动中进行的,社会制度就是通过政治运动而变化改进 的,这本无可非议。合乎历史潮流,在社会中自然涌现的政治运动,对对立的双方 都会起到磨砺作用,参与政治运动的人都会获得有益的政治经验,都会变得更加聪 明,更加精明。不管政治运动的结果谁胜谁负,包括负方的经验、经历、教训、事 迹等等,都会成为历史果实变成后代人享受的精神遗产,使整个社会文化大氛围更 为丰富多彩。 但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全部是自上而下地以党和政府的行政宣传组织手段发动 起来的,并非政治运动而是运动政治,并非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本来,新中国 成立后,完全可以自行制定各种规章法律,按照体现着新政权领导者的意愿的规章 法律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新政权领导者的意志贯穿在法律当中,“依法治国”就 是依照新政权的领导者的意志治国。遗憾的是,新政权的领导者连自己制定的规章 法律也不遵守,用“运动”的形式来代替正常管理和正常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的农 村“合作化”、“工商业公私合营”改造直到工业生产中“厉行节约”这一细小环 节,也都采取运动的方式来推动。 这种“政治运动”成了极为特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管理方式和领导方式。 说它“中国特色”,因为其它国家包括苏联也没有,斯大林时代整肃异己,也还通 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前苏联的“五年计划”是决不能轻易修改的,“计划即法律” 是斯大林的名言之一。而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在国家制定的“五年计划”正常执行 的过程中,经常插入他发动的“运动”而改变多项指标,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说 它“极为特殊”,是因为中国古代也未曾有过,中国古代的帝王从来不用假手“群 众”来平定结党谋叛或制造冤假错案,“朕:’一人就完全包办了。 现在很多评论者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宣称过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加上他在历次战争中的战略随时灵活变化上表现出的个人高度智慧,在随意性皆获 成功中显现了他的个人风格与个人天才,于是认为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无法无天” 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性格所致。这值得商榷。我的看法是由于国家正式制定的规章 法律中肯定有他老人家不太同意或不太满意的部分,没有或没有完全如他老人家的 意。建国后所制定的各种规章法律包括中共“八大”的党章,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 和几十年来中共党员前赴后继斗争的结果,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的愿望。 他没有严格遵循这些愿望,说明他个人意识深处有他的“主义”,一旦条件许可, 深处的意识便膨胀起来,以至不惜违反人民的意愿,干脆抛开规章法律自行其是, 运用他个人的影响力、魅力主要是权力,通过各种“决议”、“××条”、“×× 号文件”、“草案”、“纪要”、“通知”、“最高指示”等等凌驾于法律规章之 上。也不能说他“无法无天”,他有他自己另行制定的一套“法”,终于造成管理 上违反程序,法制上违反法理,经济上违反经济规律的种种现象。这并不简单是个 人性格问题,是他个人思想意识深处存在着漠视人民民主权利和党员民主权利的重 大缺陷。 历史所造就的那一批优秀人物,不可避免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忠诚热忱有余, 独立思考能力却较差,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个人权利和民主意识却较薄弱,“理 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看起来是林彪发明的口号,其实是那一代人的写 照。所以尽管毛泽东同志很多做法从高层到基层的许多干部都不理解,但仍然能自 上而下地畅通无阻。稍有疑虑者,不用毛泽东本人亲自开“现场办公会”,立即会 遭到广大干部党员的指责。这样,到1957年“反右运动”后尤其在1958年“大跃进” 中,说真话几乎成了禁忌,虚伪倒成了社会风尚,实事求是已经不可能,轻则被批 判斗争,重者被处分惩罚,反映真实情况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险,除了极其个别的优 秀分子,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另一些优秀人物接受了教训,策略地在保住自 己地位的前提下尽量力所能及地减少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给国家民族造成损害,但到 了1966年,连这点可能性也丧失了。 “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是古人的政治遗训, 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同志恰恰违反了这一条。古文“态”作“虚伪”解。“多态”在 “多事”的促使下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会不会“表态”几乎成了能否当干部的 主要条件;工作干得好不好在其次,首先要看“表态”,党和政府的各级会议,主 要一项议程就是与会者每人“表态”。“表态”好而行迹恶劣仅仅是“人民内部矛 盾”,“表态恶劣”而品行端正可能划为“敌我矛盾”。“表态”关乎到是敌是我, 是幸或不幸,谁还敢说真话,敢自找倒霉地不好好“表态”?并且,可悲的是某人 有了“错误”,非逼着人写“检查”,即使明明知道此人的“检查”是违心的、是 假的,但只要符合上级的要求也可“过关”,就是说逼着人非说假话不可。最后发 展到各地争相向毛主席“报喜”,发“致敬电”,甚至用舞蹈的形式向领袖表忠心。 政治生活在人人的心目中都当成“作态”,中国政治舞台变成了“假面舞会”,毫 无实事求是的严肃性可言。同时,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用“草案”“纪要”“通 知”“文件”等形式为法律来管理国家事务也从那时盛行起来。国家政治失去法律 规范和道德规范,干部的腐败就从此开始。 在国家政治管理层面上的某些干部官员可以粗暴、可以懒惰、可以颟顸、可以 无知,但却不可以虚伪说谎。世界各国只要有政府便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世界 各国政府的通病,但“官僚主义”一词的内涵也不包括虚伪说谎。虚伪说谎,不讲 真话,败坏了上下级关系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阻塞了各级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沟 通渠道,政治机构变成各个没有真实联系、相互之间不知真实情况的板块结构;上 下级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透明度等于零,便无信任可言,任何腐败的事都可能 发生。 随着老一代革命者逐渐离退,可贵的忠诚热忱品质也逐渐减少。建国后接班的 干部从小在学校中、在家庭里就学会了怎样“表态”,他们就是在那种“表态”的 社会文化大氛围中熏陶成长的,1957年“反右”以后,竟然可悲到很多知识分子父 母教育孩子首要的训词是:“以后到了社会上千万别说真话!” 今天我们觉得“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实际上在“文革” 时已达到了这样的渗透面积,只是今天买方支付的费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价 的提高而高涨,使人民群众再也难以能容忍罢了。过去一包香烟能解决的事今天可 能需要一台彩电;过去两瓶酒可取得的某种许可,今天非要四、五位数的人民币不 可,如此等等。我知道一件事,可作为非常精彩的小说细节,是任何天才的作家凭 想像编造不出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语言”:“文革”后期,一个工厂文工团漂 亮的女演员,和工厂党总支书记发生了性关系,书记是有妇之夫,久而久之,书记 也觉得应给予女方一点什么,便主动问她的要求,请读者猜想女演员会提什么要求。 她的要求出乎你现在的意料之外,而在那时却是非常合理、很符合时代风尚的要求, 她回答说:“我要入党!”后来她果真入了党。与我同时曾在西湖农场劳改的一个 生产大队原党支部书记,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与整个村子的一百多名青年妇女全部 有奸情(通奸而非强奸),直到搞了一个现役军人家属才被揭发出来。 过去,付费方式较为多样化:除紧缺商品、生活用品及烟酒食物外,肉体(性 服务)、劳动(从给干部盖房子打家具捎带东西到起草报告出主意读文件写信等)、 各种无价票证、关系交换,连感情联络都可当做支付方式。在全民普遍贫困的时候, 干部的欲望和胃口也不大。现在是已经简化成单一的货币形态,突出了一个字—— 钱!感情联络已无济于事了,人们才惊呼起来。 同时,过去买方的需求多半不太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如提干调级、迁移户口、 推荐上学、荣誉称号、调动工作、请假退休、申请就业、申请住房、增加额外供应、 修改家庭出身、提供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直到女演员提出的入党入团之类的事。 如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买方要求,已大大有别于这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今天 再不会有一个漂亮女人为了入党而“献身”了。买方的全部要求都指向经济利益, 都会使国有资产和纳税人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失,这才明显地暴露出来干部腐化的严 重性。 人民民主权利被践踏,党内民主生活被破坏,执政党不可避免逐渐成了一个等 级森严而又封闭的执政阶层,特权意识也不可避免地滋长出来。“有权不用过期作 废”,是早在70年代初就在大江南北盛行的谚语;“走后门”一词在“最高指示” 里都曾出现过。特权意识和特权现象,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无产阶级政 权”应该是最讲平等的,而那时的“无产阶级政权”却把分等级待遇严格地规定到 每一种实物的分配与交通工具的乘坐上,在绝对平均主义的“数字化生存”之外另 立了一套等级分配体系,以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高级官员的享受即使是当时发达 国家的同级官员也难望其项背;行政级别标志了全方位的享受等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我们反对的社会腐败现象,不过是往日腐败的 延续及变换了表现形式,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过去所谓“不要资 本主义一根苗的社会主义”未平的余波。平心而论,与过去的腐败比较起来,如今 还有一点让买方周旋方便的余地。一则,如你不买那个账,顶多你得不到你想要的 东西,办不成你想办的事情,在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今天,你还不至于 被干部报复得含冤受屈,家破人亡;二则,一个农民出身的民间企业家酒后跟我很 坦率地说,过去,某个干部喜欢玩女人,我要申请个摆摊的执照,我哪去给他找女 人?自己老婆姐妹漂亮的话只好把老婆姐妹送上去,现在“好”了,我花两个钱就 能打发他。“我觉得还是现在花钱办事方便。张作家,你说是不是?”究竟“是不 是”,我无言以对。 我只能肯定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钱,已经冲破了许多森严的等 级界限;钱,虽然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但有力地摧毁了旧的不平等。这是历史的一 大进步。 整修“国家机器” 虚伪说谎,不讲真话,不实事求是,是上面有意无意鼓动和鼓励起来的。等到 造成严重损失,问题暴露出来以后,上面倒的确有比较宽广的胸怀,将责任全部揽 下。我虽然过去读不到报纸,但从“大喇叭”里从来没听到过干部官员虚报成绩、 虚伪说谎、不实事求是,“表态”却不兑现而被惩办的案件。我们似乎有个对“内 部人”不成文的规定或传统,或者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凡由上面 导向错误和政策偏差而造成损失的,全由上面承担,下面不负任何责任。这当然挺 好,很公正。然而下面变本加厉、层层加码、超过上级要求搞出的许多罪大恶极的 事情,也借机一笔勾销了,执行者决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表态”后也很少查验 “态”是否兑现。这并不是下面“官官相护”,而是上面对“内部人”“自己人” 的怀柔政策,这无疑纵容了违法乱纪、谎言连天的反道德行为。 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文革”前形成、“文革”中发展到顶峰的对毛泽东同志 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真正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我相信在老一代革命者中是这 样。在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现象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中恐惧占很大成分, 就像原始人对大自然的风雷雨电不了解而产生敬畏,出现“造神运动”一样。另外, 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卑贱者最聪明”,中国老百姓历来就有对付上面的办法:上 面实行“愚民政策”,老百姓就以“愚君政策”来愚弄上面。解放后,对人民群众 一系列美好的许诺全部落空,群众、尤其是广大讲究现实利益的农民怎能心悦诚服? 1971年,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贫农在瓜田里跟我说过一句令我大为吃惊的话:“驴 日的哄我,我哄驴日的!”使我一下子领悟到了中国当时社会真正的局面:上下互 哄互骗,那种“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就是这样造成的:上下互动,共同推波 助澜,会使任何事情都显得“汹涌澎湃”。 基层干部很多来自农村,与农民有着还未完全脱离的血缘纽带关系,可说他们 当中很多人在血缘上就有“愚君政策”的本能:“你哄我,我就哄你!”今天的改 革开放政策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再公开透明不过的了,但在一些干部还不理解,更 重要的是触动他们目前的个人利益或妨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仍然奉 行“你哄我,我就哄你”小农传统行为。这就是改革政策越到基层越难推行,越到 基层越会变为形式主义的关键所在。 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将信作为“治民之至道”;“信,国之道也”, “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国家“无信”,就形成一种弥漫全社会的非道德 化的文化大氛围。我们不能低估过去一系列错误政策给干部官员群众造成的心理扭 曲;“哄”上级、虚报冒功、阳奉阴违、形式主义、不实事求是,已经深入到很大 一部分干部官员的肌肤里,尤其在必须承担较多具体事务的中、基层干部身上。长 期形成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只看上级眼色办事、随着政治运动风向转弯,早已 成了整个社会的习惯,怎能在短时间中改变? 今天,我们的法律法规不能说不足,近20年来,平均十几天就出台一项法律法 规,可是成文法的强度抵不过不成文法的强度,因为前者是纸面上的东西,后者是 在历史中形成的,几乎成了传统习惯,几乎成了政治“风俗”。在那段历史没有受 到彻底清算以前,传统和“风俗”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中、基层干部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可是不管政策对与错,他们又历来可不负 任何责任,这怎能使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他们宽大为怀,不计较他们造成的后 果,看起来是组织上的恩惠慈悲,其实是将下级当做纯粹的政治工具看待,这怎能 调动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本身就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上级手指头下的算 盘珠,只等拨一下动一下,这怎能使他们追求工作效率? 建国初期直到“文革”,党和政府的上级对下级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组织严密, 令行禁止,没有一个下级部门敢于违抗上级命令,哪怕是极其错误、让下级目瞪口 呆的命令,这也是“文革”在中国大地上能迅速闹起来的原因之一。但经过一场 “文革”,每个单位都可自立山头,拉帮结派成了风气,上级在下级眼里不过是随 时可以“打倒”、现在是随时会被调换或到期即将离退休的具体人、自然人,把上 级当自然人、具体人看待,阳奉阴违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西方被称为“官僚体系”, 在我们称之为“行政体系”的结构,已被“文革”弄得松散支离,至今没有恢复。 列宁形象地将国家称作“机器”,现在中国这部“机器”的各个部件在运行中 已经很不配合。本来应该操作员拉一下扳掣就要全部动作起来的,现在必须左扳右 扳,弄得满头大汗才能勉强发动,像一辆跑了几十万公里的老汽车。从禁止乘坐 “超标车”到“四菜一汤”这样本属于形式的细节规定,都难以贯彻到底,风一刮 过,依然故我,很多干部连形式主义也不愿讲了,逞论其它。 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清除的“文革”流毒。不论你把它称为“官僚体系”也好, 称为“行政体系”也罢,这个“体系”非要将它修理成一部运行良好的“机器”不 可,上面一扳扳掣,整部“机器”都得灵活地运作起来,这才算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不然,国家“机器”便很难贯彻最高领导层遵循小平同志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崇高意志。 也许我对反腐败的重点与许多学者的看法不太相同。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反腐 败上早见成效,我认为今天应先从中、基层开始,着重大力清理整顿中、基层干部 队伍。 我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又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有办企 业的经验,亲自品尝过个中甘苦,我自以为可能比一般做资料研究工作的学者的视 野稍广阔一点,体验较深切一点。凡我接触到的民间企业家、合资企业代理人、个 体工商业者、工程承包商及在市场领域工作的“白领阶层”,即各种经济成份中的 职员,无不向我倾心反映,他们多年来与各级官员打交道总结的经验是:中央司局 级、省区厅部级、中等城市的书记市长级以上的官员,敢于接受各种形式的“好处” 的人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如果和这些官员混熟了,吃饭会来的,宴会会赴约的, 卡拉OK会唱的,舞也会跳的,偶然洗洗桑拿浴也未尝不可,但在公开收受财物女色 上,他们一般来说有较高的警惕性。但这层官员要么不犯法,要犯就是大案,因为 他的“犯罪成本”高,他有资格在“权钱交易”的市场上索取高价。 而在受“县官不如现管”的中国管理传统支配的机关结构里,聪明的行贿者施 放“糖衣炮弹”的“主攻方向”多半不指向高层。他们非常清楚:即使攻克了上面, 下面还有大量麻烦,所以索性把重点放在攻破“前沿阵地”的“堡垒”,即“现管” 干部身上。譬如说,一个厅局要建办公大楼,决定建楼是厅局长的事,工程交给谁, 建筑施工中的质量如何,厅局长未必亲自过问,也不便天天亲自跑工地,工程承包 商就会向具体办事人员蜂拥而去,这时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今天活动在各种经济成份中的人们,非常清楚谁最有“实权”。“实权”的意 思已经不是决策权,而是执行权了。行贿者一般是指向“现管”的“顶限”,即机 关分管行贿者“购买”的那项业务范围的主管官员,这个官员“搞定了”,受贿者 甚至能当代理人,其它方面由他去“摆平”。这就是为什么在揭发出来的案件中, 负主要刑事责任的多半是分管某项业务的“副”字号人物的原故。 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交际费”或称作“公关”的费用支出,大部分花在 把持着执行权、办具体工作的“现管”干部、甚至小小的科长科员或乡镇村民委员 会主任身上。很多在市场经济中有经验的人向我感叹:现在是官员级别越低越有钱, 不少“现管”干部的隐形收入已超过了高级干部国家规定应得的享受。你别看他们 没有小车坐,分配的住房面积小,没有特殊病房,没有或很少有公费出国机会,上 不了电视新闻,更没有秘书警卫前呼后拥,但家里的存款恐怕已达到六位数。一些 “现管”干部仅仅在批租土地上,由小额零星贿赂所得,积累下的钱财两代人也吃 不完,而任何检查机关都抓不住他们的把柄,小农固有的狡黠性在市场经济中得到 最大的发挥。跟我说此话的人就先“表态”:仅他经手的一个小村子就有上百万元 人民币“流失”进私人口袋,但他决不会出庭作证。“我这是看得起您,才跟您说!” 在贫困地区,首先“脱贫”的必定是基层干部,很多贫困县乡镇的领导已经“率先” 步入了“小康”。对很多有“实权”的干部来说,“升官”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庆幸 的了。 读者还可以注意一下,报纸杂志电视各种传播媒体上揭发出来的种种严重破坏 行为,如制假贩假、滥砍乱伐、滥采矿藏、掠夺国有资源、进行污染环境性的生产、 阻碍合理的工商旅游开发、乱占耕地、层层设卡,路路收费、跨省诈骗、色情营业、 犯法不究、殴打执法人员、甚至贩毒贩人等等,要是认真深入调查,顺藤摸瓜,这 些毁坏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多半有很硬的后台,有的还正是这样那样的基层部门创 办的所谓“经济实体”、“乡镇企业”。长此以往,我们留给后代人的将是一片千 疮百孔的国土。这类地方上的“生产经营”,有县乡镇这一级干部官员当后台就足 够了,还用得着厅长部长省长亲自出面实行“保护主义”吗? 需要有“现管”干部官员当后台,正是为了挡住上一级干部官员的监督视察。 在目前尚未改革完善的干部制度中,上级也的确很难对下级采取严厉制裁手段,屡 禁不止,屡令不行,上级干瞪眼没办法。正因如此,形式主义就成了上级的心理安 慰,或说是下级安慰上级的一种手段。上级也只能用下级的形式主义应付聊以自慰, 如果上级对下级的指令连一点形式主义的反应也见不到,那不是太不像话了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省委书记亲自做出决定要落实政协的某一项提案,并吩 咐秘书赶快抓紧办,待我拿着省委书记的旨意和市政府对政协提案的答复,跑到基 层开“现场办公会”,一个小小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只说了一句话便将省委书记的决 定和市政府对政协提案的答复拒之门外。郊区和镇一级政府的官员在旁边嘻嘻笑, 口头上说要执行省委书记指示和落实市政府对政协提案的答复,但却并不知道市政 府对政协的提案是怎样答复的,还向我索要市政府答复提案的复印件。原来,市政 府向政协答复中的几项措施并没有下达给应具体操办此事的郊区政府。这么看来, 市政府一开始就抱着应付省委和政协的态度,对政协的答复只不过是个“形式”, 郊区政府官员在整个“现场办公会”的过程中一直抱怨市政府并未征求他们的意见。 结果是——毫无结果!过了若干时日,我又询问市委,市委为难地说,市政府对政 协提案的答复,下面郊区和乡一级的官员有不同意见。这就不能不令人奇怪,市政 府为什么不在事前做充分准备,将有关部门的认识统一起来再向政协作决定性的答 复?对政协提案的答复究竟认真不认真?而这件事绝对是对各方面都有利的,不仅 不会损害村民利益还会给市、郊区、镇、乡及村民带来好处,并且不花市政府一分 钱,钱由我来筹集。放下电话,我只有仰天长叹。表面看来:这好像是省推动不了 市,市推动不了郊区,郊区推动不了乡下老百姓。但一位退休的副市级干部告诉我, 正因为在这件事上正式的官样文章太足了:既有省政协的提案,又有全国政协的提 案,还有省委书记、副省长的指示,更有两级政府对政协的“答复”等等,而这全 部官方来往公文中却恰恰缺少推动具体操办人员必须有的“好处”;地方上有没有 好处无所谓,这种“好处”是必需有的。这位退休干部给我指点迷津,只须我花应 该花的钱四分之一至多一半,就能把事办成。“钱要花在刀刃上,花在刀刃上多难 办的事都迎刃而解,花不到刀刃上,该办的事情也难办!”可是我不敢这样花钱, 我也从“犯罪成本”考虑:倘若以后发了“案”,得“好处”的人受点小处分像搔 痒痒,我这个给“好处”的“名人”却会成为重点,于是事情只有搁浅。时间又过 去了两年,即使市政府下属的郊区及乡镇有“不同意见”,也该拿出“不同意见” 或是统一成另一种意见了吧?没有,仍然没有!对政协的提案和省委省政府的指示 都是如此态度,更不用说别的了。 大厦不会被一群狮子老虎大象撞倒,却会被无所不在目所不及的小小白蚁蛀垮。 当然,我所说的情况也不尽然,绝不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及各种事业单位的中下 层官员,那些中级、基层干部是很清贫的。同时,党政机关里,即使掌管财权的行 政部门里占多数的洁身自好的中级、基层干部也是清贫的,不少中级干部(省部厅 级)向我哀叹:革命40年,省吃俭用,到退休年龄了,家里连及万元存款都没有, 小儿子上大学怎么办?所以不由得不“恋栈”。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不耻“恋栈”的 中、基层干部,笑话这种干部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拖延离退休,我却认为“恋栈” 的干部多数是清廉的干部,“肥”了的干部早就想脱缰而去,或是颐养天年,钓钓 鱼,打打台球,或是用积累的金钱和社会关系“下海”去了。 因为我们目前国力所限,干部工资仍然偏低。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与大 量经营工商业的老百姓比较,甚至与劳动致富的农牧渔民比较,都很难让中下级干 部官员的心理平衡,这也是造成腐败的一个因素。有不少文化人嗤笑报纸上表扬某 个干部“廉洁”,以为“廉洁”本来是干部必须有的基本条件,“廉洁”又有什么 可值得表扬的?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却以为在目前这种干部收入的水平 上,一个干部能“廉洁”还真不容易,还真值得表扬。不信,你自己来试试看? 所以,我所说的治理整顿中、基层干部官员队伍,也应考虑到提高党政机关干 部的收入。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想取得干部官员良好忠诚的服务,也须付出相应的 代价,也就是说要花一定的钱去购买。当然,最好是能将党政机关干部的收入与其 政绩挂钩,就像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收入与经营效益挂钩一样。我甚至想过用什么办 法干脆将他们的隐形收入用奖金形式合法化的方案。这自然是作家想像力的非常可 笑的“创作”,不必写出来献丑了。 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案来提高干部收入,第一步必须裁减冗员。有专家指教我, 中国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队伍,裁去三分之一还富足有余(公检法部门除外)。 有位专家估计,中国大约有1000多万冗员,冗员与应有干部的比例和干部与人口的 比例,已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冗员最多的宋王朝。裁减党政事业机关中的多余人员 的任务,恐怕比裁减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工人还繁重。可是不进行裁员,合格的干 部工资就无法提高。 优秀人才从官场上流失 近30年历史中不停顿的政治运动逐步使干部素质下降,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人 文精神,败坏了社会文化大氛围。对这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彻底做 历史性制度性的清理,不清除过去的文化氛围,就很难建立健康文明的,实事求是 的社会主义文化大氛围。 今日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文化大环境、大氛围区分为精华和糟粕,将古代知识 分子区分为“精神贵族”和小人,但不能否认古代那一整套科举制度在形成社会文 化氛围中起的重要作用。社会在一个特定时期必然有它特定的大文化,使全体国民 生活在一种既定的文化氛围之中,维系社会在这个特定时期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偏 离了它,社会就会有出轨的危险,或是转变与发展成另一种类型的社会。 正因古代中国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有它的长处,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特 别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发展成“五权分立”。其中“考试”独立于立法、司 法、监察、行政之外,自成一“权”。国家官员的遴选和铨叙不由行政部门掌握, 行政部门推荐的人还必须经过“考试院”考试。诚然,他老人家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即使完全实现了,经正式考试合格的官员也未必个个优秀,保证不出一个坏蛋汉奸 卖国贼,但这对营造社会文化大氛围来说,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提倡什么,注 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通过官员的“考试”体现出来,并普及于全社会。 能够完全按君主或者人民的意愿,“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 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管理国家事务,始终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一位政治领袖 的理想。在通讯传播技术发达的时代,用人民普选的方式可以做到这点;在通讯传 播技术落后的时代,只有用科举或考试的办法。 我们今天,通讯传播技术说不发达呢:通讯传播媒体几乎家家具备,70%的中 国人能读报;说发达呢:选举人与被选人中间却没有或很少沟通,选举人对被选人 个人的能力、政见、知识、独特才能,甚至政绩都毫无所知或所知甚少。如果说我 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当务之急须改革的部分,大概就在怎样“不分 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出来管理国家地方事务上 了。 在人事制度的逐步改革中,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干部考核制度,并且把“知识化” 列为提拔和考核干部的重点之一,还经常发下试卷对各级干部进行各方面知识理论 的测试。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听谁喊的口号响谁就最 “革命”。但现在这种考核仍由行政部门自己来做,自己选举自己,自己考核自己。 我说我的“忧思”在干部的素质,首先就在于一个人怎样当了干部、以及对这位干 部怎样获得提拔的选举铨叙的机制上。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事制度的问题,它是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大环境、文化大 氛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文革”前,尤其在“反右”中,很小的一级基层党组织的书记都有很大权威。 虽然在正式法律和章程里,书记们并没有被赋予那么大的权力,但他们不仅自己认 为“反对书记就是反对党”,而且人们普遍也有这种共识。不少“右派分子”就照 着这种观念写检讨,承认自己反对了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结果只因对某人的不满就受了20多年罪,有的还弄得家破人亡。因为书记们不只拥 有党章赋予的普通党员和“班长”的权利,还有一种社会主导思想,即“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权,具有一种隐形权威。这种隐形权威甚至大于正式法 规、法令、章程、文件等等赋予的管辖指挥权力,与过去的“数字化生存”一齐构 成“文革”前中国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因为有那样的文化大环境,所以即使是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解得很深刻的知识分子,也得认同一个大老粗的支部书 记就是党的化身,自觉或不自觉地“低头认罪”。但到了“文革”,毛泽东同志突 然宣布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并不理解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没有贯彻他的 路线,反而是“革命群众”与他心连心,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就一下子失去了隐形权 威。发动“文革”,首先是从剥夺各级党组织领导者的思想阐释权开始的,从来没 有下过正式文件剥夺各级党的书记有形的权力,可是书记们的社会主导思想的阐释 权、即隐形权威失去后,有形的政治权力也立即跟着丧失,这才造成各级党组织的 瘫痪。 隐形权威转移到哪里去了呢?转移到了“革命群众”头上,于是多大的官在 “革命群众”面前都不得不“低头认罪”。细究起来“革命群众”压根儿没得到任 何形式的授权,可是权力却比任何一级官员都大,群众也认为他们被毛主席赋予了 行政权。可见得隐形权威在任何一种社会体制中的重要。 资本主义国家固然没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主导思想,但它们有它们的主导 思想和法制精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是道德名誉,资产 阶级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历次选举中,每个竞选人 无不高唱“自由平等”的论调,并发誓永远遵循和维护国家的法制。被选后如有人 的行为言论一旦与“自由平等”和法制精神不符合,马上就会受到弹劾。 隐形权威就是支撑社会文化大环境的支柱之一。 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导思想,当然是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而小平同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决不是教条也不可 能变成教条,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动态的、发展的。干部官员口头上将“理论” 讲得再好,背得滚瓜烂熟也没有用。这种动态的、实践性的、实事求是的、具有无 比灵活的发展性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使干部官员充分发挥自己的 知识基础和想像力、创造力,遵循“三有利”原则在实践中改变所辖地区的落后面 貌,也就是说,干部官员的隐形权威现在只能在成就即政绩上树立起来,某人有了 政绩才有隐形权威,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信服。 但是,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意见、看法纷繁复杂,个人的利害关系 恩怨纠纷已不像过去那样隐蔽,再不怕公开化,开始“放到桌面上”来了。而在转 变人们习惯的旧观念和改变地方或机关的落后面貌的过程中,不可能不触动一些人 的习惯势力和利益,于是,有魄力、有创造力、想像力,敢于触动某些个人利益的、 有开创精神的干部官员,在地方和部门中也是被议论最多、意见最集中的、告状信 告得最多的人物,即通常所谓“有争议”的人物。可是,目前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 中恰恰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缺陷,就是怎样对待“有争议”的人物。 这种人物最有可能被组织部门认为“吃不准”、“群众意见很大”而在选拔提 拔中最终被筛选掉。在接近领导核心的高层,这种缺陷不甚明显或者说可以完全避 免,因为那一层面就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的意愿和意图,然而在中、基层干部这一 层面上,所谓的“铁腕人物”很难出头,平庸者及不很坚持原则的干部却最易受到 青睐。然而,在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搞改革开放,正需要有大批“铁腕人物”出来 冲破重重障碍。 在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氛围尚未形成的时期,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全部到位 的情况下,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不十分成熟的时候,“民主机制”也很有 可能变成“合谋机制”,并且在一些地方和场合实际上已经成了“合谋机制”。有 了民主的形式而没有民主意识作为实际的支撑,“民主”往往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 变成不民主。这样的“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得高分的有一些就是平时不得 罪人、不管闲事、善于拉关系结人缘的干部官员;“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谚语仍 然非常流行,在很多场合,当选者常常是没名气的候选人,而选举人也认为没名气 的候选人比较保险,圈圈爱画在这类人头上。在现在这样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很 多干部仍缺乏朝气,缺乏政治进取心,缺乏与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勇气,甘于做“好 好先生”,与这种有民主形式而没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做支撑的民主选举,以及组织 部门选拔人的标准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作为一个作家在民间长期观察,对这点有很 深体会。我认识不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受益者,衷心拥护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 线而又有知识、有拼搏精神的干部朋友,在官场上是不很得意的,开拓中经常碰壁, 官场被他们称为“灰色地带”。有几位干脆辞职“下海”,倒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常叹:我们现在不仅有“学生流失”的现象,并且在社会就业有多样选择的时代, 还有优秀人才从官场上“流失”的现象。 在人民群众中具有隐形权威的干部官员,常常并不能取得上级主管部门或组织 部门的认可,得不到正式授权。使干部官员本人失望事小,大的方面关乎到营造怎 样的社会文化大氛围。从1979年开始,我们便不停地号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一 直号召到20年后的今天,可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还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为什么? 就因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构成的社会文化大氛围还未完全营造起来,代表新思想、 新观念,在老百姓当中有隐形权威的干部很难登上更高一级政治岗位,平庸、稳妥、 保守、四平八稳,仍然是官场的最佳处事态度,倒比较能够享受到官运亨通的运气。 我们现在有了比较过去进步得多的人才选拔机制,民主生活也与过去不可同日 而语了,但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须看具体的运作。如果在具体运作 过程中,并没有将我们提倡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与旧习惯势力毫不妥协地、坚定不移地体现在选拔提升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人 身上(譬如在配备领导班子上仍有“论资排辈”和“品种搭配”现象),那么,我 们所提倡的精神和思想意识形态,仍然很难形成为我们所希望的社会文化大氛围。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已影响到老百姓对不良现象的斗争也缺乏勇气,现在一般人 只有在钱上丝毫不让,其它方面都“好商量”。严格地说来,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朝 气不足、勇气不足、政治活力不强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 干部官员的能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程度,不是通过试卷的考试就能测定出来 的。这也不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及监察部门的事,因为许多干部既不违法也不违纪, 就是在动态地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上不合格,在“三有利”上一“利” 也不见,你将这些干部有什么办法?所谓“德才兼备”,“德”是魂,“才”是体, 有“德”无“才”的人其实是“魂不附体”的幽灵。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社会正是 急需“奇才”的时候,用文学的语言说是需要“黑马”,即政治黑马,然而现在已 经改革的人才选拔机制在具体运作中仍是见“奇”生疑,见“奇”生畏。 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应该是巨人领导一群巨人组成的集团,几个巨人领着一大 群诛儒,政权的威力绝对难以发挥出来。固然,中国古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 可是还有一句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在社会大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 有完全定型,不少干部官员觉得这是最容易“混”的时候,不趁机“捞一把”,以 后恐怕就“时不再来”了。 中、基层干部不仅仅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重要的还是代表政府天天事事与普 通老百姓打交道的人,老百姓通过他们来感觉和认识政府。中国一向是出“青天大 老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的“青天”比“圣主”多很多倍,著名的“青天”流传 至今,群众仍念念不忘,这种群众心理反映了直接管理者——“父母官”在政治生 活中的重要性。前面说过,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是“昏君当政”,但如果没有外力 的冲击,王朝也能勉强维持若干年,就因为下面有一群学者型的官员。 官员与学者相结合,政治活动达到学术化的高度,是中国政治的优良传统。我 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这个传统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选自《小说中国》,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