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纪实 黄传会 在共和国的记事簿里,应该写上这样三组数字: 我国有近两亿文盲,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三年来,三十一万名失学儿童被“希望工程”救助而重返校园。 引子 把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武井士魂先生,作为我创作这部报告文 学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是想,人家毕竟是联合国资深官员,毕竟是教育方面的 权威,请他谈谈对“希望工程”的看法,也许更具权威性更具客观性。 担任我们之间的翻译是日本共同社北京支局记者河野先生,去年10月2日,为了 报道中国的“希望工程”,河野先生赴广西平果县采访,亲眼看到了贫困地区儿童 对知识的渴求,感受到了“希望工程”的深远影响。离开海城乡新民村时,河野先 生把身上剩下的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了村里的失学孩子。 采访的范围是广泛的,我请武井士魂先生介绍了当前世界的教育态势、发展中 国家的教育现状、他对中国教育的感受,当然,重点还是请他谈谈对中国正在实施 的“希望工程”的看法。 “……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救助失学少年的活动,但他们主要是借助于外力, 借助于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宗教或慈善团体。而贵国的‘希望工程’,则主要是依靠 自己的民众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国的‘希望工程’具有世界意义的独创性……” 1990年9月30日,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 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 基本教育。 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宏伟目标。 不过,对于每年有数以百万计儿童因贫困而失学的中国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 却又充满着艰难。 或许,正因为艰难才有了“希望工程”…… 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 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项 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宏伟事业, 被命名为“希望工程”。 三年来,近二十万名失学儿童被“希望工程”所救助。 “希望工程”使所有的失学儿童看到了希望之光…… 第一章 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 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古老而又现代的北京。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站在黄 土高原的中川机场上,拥抱着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卵和满目的苍凉。 明媚和煦的三月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一切都显得不怎么和谐。 从首都机场开往城里的豪华型大巴的扬声器里,传来了《黄土高坡》,歌者唱 得慷慨激昂。我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必定没在黄土高坡住过,否则,她绝不 可能唱得这般潇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大巴在东单路口停住,一队穿着天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从车 头鱼贯而过。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必为每学期几十元学杂费而发愁,不必为买 一只文具盒或几本课外书或一件什么玩具而忧心。在中国,他们称得上为幸运儿。 那几天,我老爱痴痴地望着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发现了,便问我: “爸爸,你怎么老盯着我?” 痴痴地望着女儿,心头老在琢磨着那个古老的命题——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坑上的是陕北娃儿。对于命 运的注释,还有比这更通俗、更准确的吗? 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 北京切诺基抬着头,艰难地爬行在几乎成四十五度角的陡坡上,好几次它大口 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 十里山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切诺基驶进了平果县新安乡杨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 群孩子怯生生却又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着。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129名学生,来报名的只 有80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加学杂费是18元,三、四、五年级19元。不过, 我们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 都不买。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那这些副课都不上了?” “只能这样。”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 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同时有两三个孩子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 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369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 不到140元,人均粮食仅只140公斤。解放40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 时曾做过统计,全村2018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 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加学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8月塌了,父子俩(农加学父 亲农上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加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 去,刚刚帮他们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或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空荡荡的屋里四面 透风,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样点的家具。 农上团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是黝黑的皱纹,佝偻着背。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 他掰着手指头算给我听: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600斤玉米,卖了三只鸡得了19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农上团摇了摇头。 “600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农上团说:“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400元贷款。”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 锅粥,全家人喝一天。说着,他走到锅台前,掀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着嘎巴儿 的玉米粥。 我说:“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以到外头找点活干 嘛。”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再说,我走了, 这个家怎么办?房子叫谁看?”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脚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 几张破竹席围着。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的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位孩子得 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800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500斤返销粮,这 才刚刚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级,老二念四年级,老 三九岁了,还在家失学。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目光悄悄望着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 老三,”梁盛炳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回来的路上,我问王校长:“你这129名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得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 生念到四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的小学是五年制)。” 我又问:“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几个没来?” 王校长说:“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那五个就不来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我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屯子不大,王校长不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儿站在我们的面前,显 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王美爱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早春二月,我穿着厚 厚的羽绒服,可她们没有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 好的衣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说:“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王美爱想了想,低声说:“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没有饭吃, 怎么读书。’要是读书不要钱就好了。” 切诺基启动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 目光望着我们,算是送行。 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拐弯时,摹地,我看见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 们招手。 我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 女孩儿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着泪花,用一种渴望而又充满着企盼 的目光凝望着我,她们的嘴角嗫嚅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过几年一定会慢 慢富起来的”,却又止住了。要是她们说:“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没有读书 的机会了。”我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我觉 得我自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于是, 便逃也似地回到车上。 切诺基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 然站在山头,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雨中访瑶寨 到新民村瑶寨采访,得先坐车到海城乡,然后还得走十五里山路。 乡教委办覃主任向我介绍全乡的教育情况。这个贫困县里的纯少数民族乡(全 部为壮、瑶族),学生的入学率仅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五。全乡八十三所小学,一个 教学点一名教师的就占了六十三所。其中离乡里最远的百潭村那定教学点,一名代 课教师教了二十一名学生,到乡里开次会,来回要走一百里公路。 走了两个多小时,出了一身汗,近中午,我们来到了这个寂静的瑶寨。 一排低矮的平房(三间教室),便是村小学。学校前的几株桃花不畏寒冷,开 得正艳。没想到的是,教室的窗房居然还贴出两幅鲜红的标语:“欢迎中国作家来 我校采访”、“欢迎县团委、教委领导来我校指导工作”。 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本想先找村长谈谈,覃主任说:“村长没有文化,村里的情况还不如黄校长知 道的多。” 黄校长介绍,新民村共有十个自然屯,人口1138人。去年人均有粮不到90公斤, 收入不足80元。这几年地没增多,人口却添了不少,所以,人均粮食反而少了。这 里的山地,除了种种玉米,什么都不长。村民们想喂猪,可是人都吃不饱,猪吃什 么?喂羊,山上光有石头不长草。 贫穷使许多家庭交不起每学期五元的学杂费(这里的学费比其他学校少),全 村152名适龄儿童,只有99名能上学,入学率仅占百分之六十五。 来前,我在一份简报上看到,村里有三个孤儿卢秀金、卢兴海、卢兴兵,两年 间父母相继去世,留下姐弟三人相依为命。今年才十五岁的姐姐卢秀金,不得不用 瘦弱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既当爹又当娘,没日 没夜地干活。大弟弟卢兴海该上学了,学杂费怎么办?思来想去,她只好拆掉围房 子用的木条当山柴卖了;待到小弟弟卢兴兵也要上学时,她再也想不出办法,因为 那些木条子已经差不多卖光了…… 站在卢秀金家那间歪歪斜斜的茅草房前,真叫人担忧来一阵稍大点儿的风,就 会将它掀倒。 屋里光线昏暗,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儿,赤着脚,穿一件脏兮兮的单衣,坐在 灶前,正冻得发抖。 黄校长用土话问了小男孩儿几句后,告诉我,他就是卢兴兵,他的姐姐和哥哥 帮别人家干活儿去了。 “他们还帮别人忙?”我有些纳闷。 黄校长说:“可能是过去人家帮了他们忙;也有可能他们借了别人的粮食,用 帮工交换。” 里屋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木床上铺着半领破草席, 草席上堆着几块黑乎乎的烂棉絮,真想像不出姐弟仁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夜的? 我的眼睛一阵酸涩。 我蹲下身子,拉过卢兴兵的手,问他:“兴兵,你想上学吗?” 卢兴兵木然地望着我。 “读书,想读书吗?”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很快朝我点了点头,显然,这句话他听懂了。 我留下点钱,请黄校长代卢兴兵把学费交了,剩下的再帮他买点学习用品。 我唯一能尽到的只有这么点力量。 我们走进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无一不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阴雨翻飞,雨丝淋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 眼前的这个瑶寨使我想起了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尽管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一 直持一种倾斜政策,调动各种手段常年给予扶持。但由于历史、自然等诸种因素的 影响,至今,仍有四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处于贫困圈内。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的地区之一,是国家重点扶贫县。据县教育科统计:1989至1990学年度,适龄 儿童未入学率为百分之十九点九,流失率为百分之十点五,全县失学儿童总数达14 470名,每三名儿童就有一名失学。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红水村,由于本村人口稀少没有教学点,而到外乡上学 又得走几十里山路,至今尚无一名小学毕业生。 青海牧区六州每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一点八人,地广人稀,同时又因游牧流动性 大,很多孩子无学可上或间断失学。 在内蒙古大草原,季节性的风沙和大雪,常常迫使大批学生季节性失学…… 改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落后及失学严重的现状,迫在眉睫! 红土地的呼唤 大别山南麓有一个红安县。 红安是块神奇的土地—— 共和国的两位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就诞生在这里。建国后,从红安走出来的两 百多位功勋显赫的将军中,有两人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四人任过国务 院副总理,有十人任过中央正副部长,有十二人任过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还有一 百八十多人担任过省级领导或被授予少将以上的军衔。 天台山、老君山、黄毛尖……到处是险峻绵亘的山峰,这里的每座山头都曾在 战火中颤栗,它们用自己的胸膛抵挡过敌顽的枪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壮之歌。 然而,大山也有劣势,和平建设时期,它们隔阻了山外的文明之声,固执地把 贫穷和愚昧挽留在自己的怀抱之中,致使红安这块一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 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老区人民并非不懂得教育的重要,只是贫穷一直困扰着他们,使这里的教育处 境窘迫。 就在离七里坪镇不远的花园贩村马蹄山村,我们走进了学生郑红艳的家。 两间进门要低头的低矮土房,已经年久失修,屋内,除了一张油漆剥落的旧桌 子,几条摇摇晃晃的板凳和一只木脸盆架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家具。可是,让人想 不到的是,墙上竟赫然贴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两年前,父亲不幸病故,他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却留下了一千元的债。 为了还债,母亲吴喜梅终日劳作,省吃俭用。在他们家,一年也难得吃到一回 沾油星的菜。 哥哥正在上初中,每天一放学就跑去帮人家放牛,为的是在农忙时能借人家的 牛耕耕地。 郑红艳寒、暑假一天都不敢在家里呆,全在县城里帮人照看孩子,每学期几十 元的学费,就指望着两个假期靠自己去挣。 “你会带孩子?” “开头不行,后来慢慢学会了。” “带一个月给多少钱?” “十七元。” 吴喜梅红着眼圈,说:“两个孩子不讲吃不讲穿,就想着念书。成绩也好,哥 哥每回考第一,红艳也是头几名。好几回,我想说:孩子,家里实在太穷了,你们 就莫念了……可话到喉头,我又说不出口……” 是的,没有什么比孩子对读书的渴求更让人动心! 盐店河村的秦罗庄,是一位上将的故乡。站在将军的旧居前,我的两眼在四下 寻找着,试图想寻找出这个一代名将的诞生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然而,我失 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破旧的小乡村。 村民秦矩华的家就住在将军旧居的后门。六口之家,去年的全部收入是:三千 六百斤稻谷,油料卖了二百元,打小工挣了二百元,村里还给了二百元的救济款。 秦钜华身上披着一件面子已破了好些洞洞、裸露着黑棉絮的旧军棉袄。 有人问:“老秦,你这军棉袄是谁给的?” “这?听说是那年韩先楚将军回上新集镇老家,见乡亲们过得艰难,专门从部 队调来的,十好几年了。” 秦钜华三个儿子,除小三在上小学,大儿子、二儿子都失学在家。我说:“老 秦,你家老大、老二怎么只读了三年,就不叫再读了?” “同志,不瞒你说,是叫穷逼的。我常年有病,孩子妈是个哑巴,老娘八十多 岁,这些年是年年欠债。老大、老二上学都是老师代垫的学费,到现在还欠了张教 师和刘教师一百多元没还。” 村支书告诉我们,1989年初夏,将军回来过一次,当时,有人提出来让将军开 开口,请中央、省里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将军为难了,他说:我们在外面当领导, 如果光顾自己的家乡,有人会说闲话的。家乡要想真正富起来,还得靠乡亲们自力 更生。有将军这番话,乡亲们谅解了。 当年,秦罗庄同将军一起出去当红军的有近百名后生讶,几十年南北转战,都 相继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将军是唯一的幸存者。今天,看到家乡的人民还被贫穷 折磨着,将军的心变得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第二章 烛光里的忧思 当贫穷像潮水般涌来时,是谁,挺起自己的胸脯,为孩子们组成了一道防波堤? 当流失的儿童即将汇入文盲大军时,又是谁,最先伸出温暖的手臂,把孩子们 拉进自己的怀抱? 是他们——生活、工作在贫困地区的教师们。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贫困地区教师所付出的,却远远 不止这些。论物质享受,他们清贫到不能再清贫的地步;论奉献精神,个个到了一 种无私无我的境地。 都阳山镌刻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韦造祥急急火火从乡里回来,一进屋,先是捧起缸子“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 水,然后,朝妻子没头没脑甩了句:“我辞了!” 正在煮猪食的妻子抬头问了句:“什么辞了?” “我把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辞了。” “你想做什么?” “办学校、当教师。” 妻子有些急了,“这可当真?” 韦造祥说:“乡里和县里都批准了。” 妻子嘀咕道:“怎么也不商量商量?” 韦造祥激动地说:“还商量什么?孩子们实在是再耽误不得了!” 一提到孩子们,妻子也不吭声了。 二十八户壮族和瑶族人家,散居在都阳山深处的十二个自然囗场里,组成了这 个“世外桃源”,组成了这片“文盲区”。 1984年秋,在村民的迫切要求和上级教育部门的支持下,这里开设了有史以来 的第一个民办教学点。可是好景不长,孩子们才念了一年书,那位老师却因为受不 了大山的苦,走了。学校被迫停力。 家长找到了韦造祥,几乎是在苦苦哀求:“书记啊,可怜可怜孩子吧,代我们 下山去请个老师来!” 乡政府跑了,乡教育组跑了,他们都挺为难地说:“外地人不愿进囗场,你们 本地又无人顶上,难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学期过去了,教师却依然没有着落。 望着乡亲们一双双热切的目光,望着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目光,韦造祥比谁都 着急。 没有其它办法可想了,唯一的只有自己顶上去。于是,韦造祥选择了辞职这条 路。 听到这个消息,不少人为他惋惜:当村支书,既能分到责任地,领到村干补贴, 享受公费医疗,将来还有可能转为国家干部。无论从哪点讲,都是比当民办教师强。 韦造祥决心已下,毫不动摇。 说是叫囗甫屯小学,其实只有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茅 棚教室。原来有十二名学生,现在一些家长听说韦造祥要办学又送来了几名。要想 进行正常的教学,非建新校舍不可。 韦造祥把自己最好的一块自留地让出来,作为教室地基。他掏出多年来舍不得 花的退伍费买了四千多斤石灰,两根横台,十多根横条;又利用节假日,早晚时间 开了七十多方石头。最后,把家里养的两头猪全杀了,所得的钱一部分用于买瓦片, 一部分用于请人工砌墙。整整忙了一年,1986年5月,一座七十多平方米的教室石墙 砌好了。上梁那天,附近的村民像过节日似的全都赶来了。 村民们被感动了,帮助开辟了一块小运动场。后来,又建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 石瓦房作阅览室。 囗甫山高岭峻,有人把囗甫小学形容为“挂在天边的小学”。 一场暴雨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上课时,韦造祥发现有五位离校较远的孩子没 来上课。这些孩子不知离开家了没有?他们要是被阻在半路怎么办?他越想越不放 心,同妻子匆匆交待了几句,抓过一只斗笠,转身便消失在雨幕之中。 山里的村民点远的相隔一二十里,韦造祥把五位孩子的家全跑了一遍,悬着的 一颗心才落了下来。待他返回学校时,天都麻麻黑了。 夜里,韦造祥对妻子说:“山里老要刮风下雨,孩子们老来不了,日子长了要 影响学习的,得想个法子。” 妻子也说:“是得想个法子。要不,以后刮风下雨,我们去接孩子,怎样?” “路近的可以,路远的哪接得过来?” 妻子两眼一亮:“要不,就在我们家准备几张床,让那些路远的孩子住家里。” 韦造祥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块了!” 说干就干,两口子又绞尽脑汁筹备木材,做了十一张床铺。 一个星期后,十一个家离学校远的学生高高兴兴地住进了韦老师的家。吃当然 也在学校吃,韦造祥只让学生从家里带些玉米面,其它的他全包了。 也够难为韦造祥的妻子,她不得不兼任炊事员,有时遇特殊情况,连路近的孩 子都在学校吃午饭。 当过兵的韦造祥是位能人,他能加工粮食和饲料,还会看病,本来,他完全可 以让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殷殷实实。现在,顾不上这些了。他每月代课金36元,基本 上用于学生身上。这几年家庭副业收入的1200多元也全用在办学上。对那些因家庭 困难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入学的儿童,他实行免费入学。使这里的入学率由原来的百 分之五十上升到百分之百。 每周周一的早晨,囗甫小学都要举行一次升旗仪式。那面国旗还是韦造祥的妻 子亲手缝制的。 迎着初升的朝阳,韦造祥和他的45名学生注视着徐徐上升的五星红旗,显得格 外的庄严。 这时,从学校旁经过,上山干活儿的村民们全都停下脚步,一个个也变得庄严 起来。 是啊,这所学校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这些孩子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师魂 一堆黄土,埋着一位年轻教师的魂灵。 虽还不到清明,乡亲们却已纷纷带着纸钱和供果,来到坟前,用最原始的却又 最真诚的方式,寄托着他们对他——原莲花乡中心小学校长蔡海山的缅怀之情。 大别山的许多孩子上学要“披星戴月”,早晨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回到家已是 繁星满天。况且,深山里还不时有野狼出没。为了让家长们放心,蔡海山任教九年, 坚持每天往返三四十里的山路,翻越十六座山岭,风雨无阻接送孩子。 1988年6月30日下午,暴雨连天。蔡海山把三个学生送到了指定地点,他已经往 回走了,可想想他们还小,让人放心不下,又赶回来,准备把他们送到家。谁料在 经过一条山沟时,为保护学生,他自己反被无情的山洪吞噬了。 牺牲时,蔡海山还不到二十八岁。 有人说:在中国,最能忍受的是教师;最有良心的也是教师! 康乐县胭脂乡庄头小学校长马希民,教了大半辈子书,教出的学生起码有千把 人。但是谁敢相信,他自己的五个孩子,有四个却都先后失学了。 在庄头小学见到马希民时,他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激动得嘴唇都有些颤抖, 握着我的手,说:“我没做什么,我不就是教教书嘛,还有劳你这么远来看我。” 1983年秋季开学时,马希民从西坡村小学调到那那亥村小学。 那那亥村是个近千人口的大村,可小学却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总共八名学生。 三间土屋算是教室,没门没窗,连课桌椅都没有。 马希民到村里转了一圈,比他想像的还要贫困,心不由得凉了半截。 这一夜,马希民在土屋子里整整坐了一夜。是去是留?苦苦斗争。他知道,如 果自己甩手一走,势必连这八名学生也读不成书了。一咬牙,终于留了下来。 首先要把这八名学生给稳住。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精心组织每一节课,认真 辅导每一个孩子,期末,那那亥村小学的成绩列全乡第一名,全县第四名。 然而,一想到村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没来上学,马希民的眉心又蹙紧了。 那天,他对学生们说:明天,你们把村里想上学的小伙伴统统喊来。 第二天,一大帮衣衫褴褛的孩子果然涌进了学校里。 马希民问他们:“孩子们,你们想上学吗?” “想——”孩子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马希民又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到学校来?” “爸爸说:家里没钱。” “我爸说等以后有钱了再上学。” “我妈要我在家带弟弟。” 听着孩子们的回答,马希民落泪了,他说:“孩子们,老师一定想办法让你们 都来上学。” 走进村民马来太的家,一家五口人正围在锅台边喝棒子面粥,那粥稀得能照出 人影子来。 家里连条板凳都没有,马来太尴尬地说:“马老师,炕上坐,炕上坐!” 马希民把马来太十岁的大儿子和八岁的二儿子拉到身旁,说:“孩子都该上学 了。你已经不识字,难道还想叫孩子们也不识字?” 马来太苦着脸,说:“怎不想让孩子念书?可钱呢?每日三顿饭都已经叫我发 愁。” 马希民叹了口气,说:“这样吧,你把两个孩子送来,学费、书本费我来承担。” 马来太抓过了马希民的手,“马老师,叫你来负担,这哪行?” “别说客气话了,孩子们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 就这样,马希民以他的菩萨心肠感动了一户又一户的村民,找回了一个又一个 失学的孩子。 可是就在这十年间,马希民自己的四个孩子却先后失了学。 马希民一心扑在学校里,家中的一切全靠他妻子一人支撑着。大儿子读到四年 级,由于家中缺少劳力,被他妈拉了回去。二儿子读到三年级,他妈说家里的地种 不过来,也被叫了回去。 三儿子好不容易上到初中一年级,却赶上大哥、二哥分家,家里的地等着他回 去种。那天,三儿子从学校跑到庄头,刚对马希民说了声“爸爸,我想上学”,就 “哇”地哭开了。 “你不想想,你大哥、二哥分家了,你再上学,家里的地谁种?” “我种、我种……我早晨上学前种、晚上放学后种,星期天种……”三儿子说。 马希民不停地叹息着。 “爸爸,我求求你好不好……”三儿子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马希民把儿子搂进了怀里,心如刀绞。他何尝不想让孩子继续读下去,可一想 到妻子体弱多病,自己又常年顾不了家,实在想不出其它办法。 三儿子终究没能逃脱失学的命。 至今,一谈起这件事,马希民依然是万般内疚,他说:“我这个人大半辈子没 做什么坏事,我最对不起的是那几个孩子。当爸爸的是名教师,可自己的孩子却没 读成书。现在,每次回家,我都不敢正眼看他们,我觉得欠着他们呢……唉,不说 了,不说了……” 马希民把脸侧到了一旁,眼里闪烁着泪花。 第三章 希望工程 一位睿智的老人,在短短的几年内,连续多次对教育问题发出了忠告: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从长远看,要重视教育、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耽误了二十年,还要再耽误 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的问 题解决好。 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人崇敬的邓小平。老人话语之急切,足见其心情之焦虑。他 一定是看到了中国教育现状所潜伏着的某种危机。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1989年3月就教育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我国有2.2亿文 盲;在全部2.2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 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五年。 而且,我国中小学生流失量近年仍呈上升趋势。据国家统计局1989年3月发表的 统计数字,1988年全国普通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流失数达757.7万人,比1987年增 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五,比1986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从1980年到1988年,全国中小 学流失生达三千七百多万名。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每年约四百多万名流失生中,有 约一百多万名学生是由于家庭贫困而辍学的。这些不该成为文盲的孩子,涌进了本 来就已触目惊心的文盲大军。 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国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到1990年,人均教 育经费仍只有52元,约合10美元,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经费已 以千美元计。 全国的平均水平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全国目前 由国家和各省、自治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有379个,其中,国家重点扶持328个), 基础教育条件之差,则更加令人目不忍睹。 这是块久旱的土地,多少缺水的幼苗,正期待着雨露的滋润! 1989年3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 少先队工作委员会联合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的宗 旨是: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事业的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促进中国青少 年工作、社会教育、科技、文化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 促进国际青少年间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三月的北京,春天已经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赶来了。 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工作人员,也是怀着一种急迫的心情,在描 绘着基金会这一刚刚出世的新事物的蓝图。 为青少年服务,该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应先捡哪件办?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同一个目标上:教育。 徐永光站在窗前,久久的凝思着。忽地,他觉得一座座若隐若现、神秘莫测的 山峦在眼前晃动着。像是大瑶山,没错,是大瑶山…… 两年前,也是春寒料峭的三月。 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徐永光带领考察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 那一天,他们走进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 站在村中心小学那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前(有两间的墙都倒塌掉一半),给人 的感觉好像是这里刚刚被敌机轰炸过似的。寒风中,有些孩子就钻在稻草团里听课。 这个四千多人的村子,解放后还没出过一名初中生。有一年县里统考,全校250 名学生中,语文、算术两门全科及格率为零,单科及格率仅占百分之四点八。 学校现存的教具只有两件: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架珠子已掉了一半多 的算盘。 前年,郗杰英曾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赴吉林省讲师团副团长在吉林工作了一年。 在贫困的山区里调查,他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和群众对于教育的渴求。 有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依耽乡的老百姓为在农村执教二十八年的老 教师刘深懋送葬。自发组成的三四千人队伍,长达五六里地。人们举着巨幅挽联, 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卷烟、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 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 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的人民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 唤…… 李宁、杨晓禹也都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在农村考察过。 …… 四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他们一致认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应救助贫困地区 那数以百万计的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 “精卫计划”、“春雨计划”、“爱心计划”、“桃李计划”、“振兴计划”…… 徐永光他们搜肠刮肚,想为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业取一个响亮的名字。 想了许多名字,似乎都不太确切。 那夜,徐永光辗转反侧,夜不能眠。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涵盖这项事业意义的字 眼,他翻起了《辞通》和《资治通鉴》。忽地,他的脑际迸出了“希望”这个词, 多闪光的一个词呵,孩子们是祖国的希望,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我们的这项事 业也充满着希望,何不叫“希望计划”? “希望计划”,大家都说好。 徐永光拿过写着“春雨计划”的宣传提纲清样,圈掉“春雨”,填上“希望”。 郗杰英接过清样,沉思片刻,说:“叫‘希望计划’,还不如叫‘希望工程’, 这项事业既充满着希望,同时又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希望工程,太好了!” 从春天来到了秋天。 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 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 校园。“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 基本权利。这是一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为发展我国基础教育的伟大的工程。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是:一、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 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二、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 三、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念: 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 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蓝天下涌起一片爱湖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原先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 然而,“希望工程”却使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引来 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目光。 这里,每天都在发出同一种呼唤: “请您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一片爱心!” “献上一分一角十分爱,助我百万贫困失学童!” “挽救一个流失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生, 就是保住一个希望。” 深情、热切的呼唤,犹如一池吹皱的湖水,泛起层层浪花。 从全国各地、从海外汇来的一笔笔捐款,一封封信函,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顾晓今动情地对我说:“在基金会工作是幸福的,我们每天 都沉浸在爱的漩涡之中,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灵魂在受到净化。” 爱,是人类情感中最高级的一种情感:爱他人、被人爱,又被视为是人类文明 程度的尺度。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架感情的天平,爱在这里获得了最重的分量;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个检测站,时时在检验一个民族的素质…… 基金会宣传部的王宁,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五一幼儿园离休老医生李静,从报上得知“希望工程”的 情况。 春节,孩子们带着孙子、孙女、外孙女回家看望老人来了。 李静把孙子李佳、孙女李蓓、外孙女刘扬扬叫到了身旁,给他们讲贫困山区孩 子的命运,讲张胜利,讲卿远香。当她讲到卿远香失学后,白天喂猪、砍柴,晚上 拿出课本自学,考试时在考卷末尾写上“我想上学”时,他们都哭了。 末了,李静说:“往年,过春节奶奶都给你们压岁钱;今年,不打算给了。咱 们把钱寄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小朋友,让他们也上学好吗?” 李佳、李蓓、刘扬扬眼里含着泪花,异口同声地说:“好!” 李静把40元钱送到基金会,基金会用这笔钱救助了河北省完县杨家台乡的齐二 敏同学。齐二敏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由于父亲双目失明,家庭生活难以维持, 不幸失学。 6月26日,是李静的生日。老太太提前向儿子、女儿打了招呼:“今年过生日, 别给我送什么东西了,你们想孝敬我,每人给点钱,我另有用场。” 李静把孩子们给的240元,加上自己凑的40元,共280元,冒雨送到了基金会。 她对办公室主任顾晓今说:一我今年都67岁了,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死了。我想了想, 决定不每年交一次了,索性把齐二敏小学连初中的学费都交给你们。如果到时我不 死,齐二敏又能考上高中和大学的话,我再接着供养她。” 李静告诉我,巧了,被她救助的孩子齐二敏的家乡完县,抗战时她曾经在那里 呆过,有一天夜里过鬼子的封锁线,她身旁的两位战友都牺牲了。 回忆起在太行山的生活,老太太显得有些激动:“太行山的老乡为抗日作出了 多大的贡献,一想到他们到现在还那么穷,真叫人于心不忍。” 分手时,李静说:“‘希望工程’太及时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帮帮忙,让老区 人民早日摆脱贫困!” 故事之二—— 1990年3月,儿艺决定重排建院剧目《马兰花》,献给“六一”儿童节。 困难接连不断,特别是经费差了一多半。 那天,团长方掬芬无意间发现报上披露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的消息, 两眼禁不住一亮,她想:既然是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肯定是为青少年服务的。现在 剧院排戏有困难,何不去求他们助一臂之力? 儿艺的两位同志来到了基金会,接待她们的是基金部的李宁。 她们介绍了《马兰花》的重排情况,谈到了资金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基金会的 援助。 李宁有些为难了,他说:“你们也是为了孩子,照理我们应该鼎力相助。可我 们基金会募捐来的钱,全是用来救助贫困地区那些上不起学的穷孩子的。”说着, 李宁向她们介绍起了“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 听着听着,那两位女同志落泪了,走时,她们说:“你们比我们更需要钱。我 们不仅没给你们什么支持,还找你们要钱来,实在是大惭愧了!” 回去后,她们向方掬芬汇报了“希望工程”,方掬芬坐不住了,连说两声: “实在是没想到!实在是没想到!” 第二天,方掬芬在排练场向全体演员宣读了有关“希望工程”的材料,演员们 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一致向领导要求:《马兰花》上演后,连续义演五 场,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6月5日,崇文区育风小学千余名学生来儿童艺术剧场观看《马兰花》。小观众 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份宣传品,上面写着:“亲爱的小朋友们:当你们坐在这宽敞、 舒适的大厅里,静静地等着演出开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还有许多与你们同 年龄的小朋友,此刻正为不能上学而苦恼。他们多想和你们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 室里读书、写字,可是他们不能像你们这样无忧无虑地上学,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 地区……” 7月7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里,播音员用饱含激情的声 音,播送了“希望工程”的特写。 这边,基金会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有来了解情况的,有来打听地址的。一位 听众在电话里说,听了广播我仿佛看到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们那瘦弱的身躯、愁苦的 面容、渴求的目光,让人心潮难平,感慨良多。 冯雪兰——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北京丰台东铁营医院内科主治医生。她是在 听到广播后匆匆赶来的。 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后,给自己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拿出一百 元为人民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她曾经给唐山地震灾区寄过药,给老山前线汇过钱, 接济过因生活困难而无钱治病的农民……。 冯雪兰含泪将一百元交给了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她说:“真没想到贫困地区 竟然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20元的学杂费而失学。我去年有病,家 庭经济不很宽裕,捐100元太少了,只能帮助两名失学的孩子,实在不好意思……” 徐永光说:“冯医生,你不要小看自己捐的这100元,它能使两名失学的孩子重 新回到自己的校园;它有可能使这两名孩子改变一生的命运,也许这两名孩子都能 成为对人类有贡献的工程师、科学家……”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 来了2000元的捐款。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出,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 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 要全部由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 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 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轻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 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华声特种电器厂是一个以残疾青工为主的福利工厂,当职工们得知“希望工程” 后,纷纷要求捐款。 在悬挂着“赞希望工程,走希望之路”横幅的捐赠仪式上,职工们坐着轮椅, 架着拐杖来了。二十六岁的残疾姑娘贺宁,因为要去医院做双腿矫形手术,特意委 托厂长代捐20元钱,而她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赡养老奶 奶。王立梅捐了40元,在颁发捐赠证书时,她说:“这份荣誉我得亲自领。”坐在 轮椅上,她硬是用了一分多钟依靠双拐自信地站起来,全场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厂 长李佩漳说:“社会给了残疾人很多爱,我们应该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这一千一 百多元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 也是一位残疾人,拄着双拐,差不多跑了半个北京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终于找到基金会。工作人员忙迎上前,搀扶他坐下。 “我们家六口人,每人捐三元。”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十八元钱。 他每月工资只有36元,一家人过得十分艰难,加上所在的铝厂生产不景气,一 个月要停产半个月,日子更是难上加难。这十八元钱,是他春节期间替福利公司看 大门挣的一笔辛苦费。他说得很朴实:“能让贫困地区的小弟弟、小妹妹重返校园, 将来成有用的人,我心里很高兴。我的身体残疾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孩子 成为‘文化残疾’人。” 他走了,坚决不留名字,只有双拐拄地发出的“嗒、嗒”声,在震撼着人们的 心…… 一枚枚闪光的镍币,一颗颗纯真的爱心。 工商银行荆门支行宏图分理处的两位同志,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将航 空航天部宏图飞机制造厂子弟小学少先队大队部送来的一堆足有5公斤重的钱币清理 出来。 北京“四通公司”捐款100万元; 云南玉溪烟厂捐款60万元; 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捐款120万元。 在基金会财务室的捐款收据存根上,还有一些落款处只是这样写着: 一名有良心的中国人; 一名郊区农民; 一个海军列兵; 一商店售货员; 一名退休老工人; 一位也曾失过学的小保姆; 请不要问我是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 说得真好!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面对艰难,只有靠我们用自己的双肩担起! 同一个民族共汇一股暖流 1991年10月25日,“希望工程”百场义演——《同一个希望》大型文艺晚会, 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 晚上七点整,馆内灯光渐暗,一群少年儿童手持蜡烛,缓缓登场,组成了象征 着幼苗和希望的图案。 大陆青年演员杨丽萍、解晓东、田震、范琳琳和台湾著名歌星潘安邦、大小 “百合”联袂登台,使晚会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一曲《小丑》的旋律响起,正当观众和灯光师在一起寻找演员时,一位穿着背 带裤,头顶一只青呢礼帽的演员却从观众席中走来,人们一下子便认出了他:凌峰, 台湾著名艺人凌峰。 我们一定还记得1990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剃着光秃秃的脑袋、 典型的“中国脸”上带着洗不净沧桑感的台湾艺人,第一次出现在大陆的荧屏上, 使人们真切地感到海峡两岸的距离缩短了。 为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凌峰四年来有一半以上时间生活在大陆,北至 东北黑龙江,西达新疆伊犁,南到云南边境,从发达的大城市到偏远的小乡村,他 “深入基层”,去了解这方土地,这方人民。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感,不论 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是炎黄子孙。 在这期间,闻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实施的“希望工程”,他的心被触动 了,觉得这是攸关民族大业的“工程”,是个跨世纪的“工程”。 于是凌峰首倡组织“希望工程”百场义演,将所筹资金全部捐献给失学少年。 他还提议成立“海外爱心基金委员会”,力争在两年内为贫困山区兴建十所“希望 小学”。他曾动情地对人说:“我好像在‘希望工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要 把后半生全部投入到‘希望工程’中去!” 凌峰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热切的关注。 兰州、深圳、西安、温州……,凌峰用他的那颗爱心在实践他的诺言…… “中国人帮中国人,救孩子就是救中国!” 实施“希望工程”的消息传到香港,一贯热心于在内地投资兴教助学的香港同 胞,又一次慷慨伸出援助之手。 4月16日,著名电影制片家施南生小姐率先在港岛发起“希望工程——人人有书 读助学计划”,以响应内地的“百万爱心行动”。 演艺界姜大伟、李琳琳、张正甫、萧芳芳、张文嘉、梁家辉、沈殿霞、刘天兰、 郑丹瑞、李家鼎、施明等带着他们的子女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梁家辉认为“希望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捐出的钱虽是个小数目,却可 以让那些失学的孩子享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将来两地孩子互相通信,又可以增 进友谊、加强了解。他支持这件事,并代表将要出世的孩子捐了钱。 “肥姐”沈殿霞带着女儿欣宜来了。她表示,即便以后和女儿到国外,仍然也 会支持这项“工程”,她特别赞同女儿与大陆的小朋友通信。 施南生告诉记者们:“原来的助学口号是‘一个帮一个’,但来参加招待会的 演艺界朋友每人都救助了好几位孩子,光林青霞一人就救助了十名。所以,我们又 临时改为‘人人有书读助学计划’。” 次日,一辆“希望工程”宣传车载着演艺员,穿梭港九所辖各区,向市民分发 捐助表格。红歌星一边分发表格,一边说:“1997年以后香港跟大陆就同属于中国 这个大家庭了,既然是同胞,既然是一家人,就应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成龙、张曼玉、周星驰、张学友等著名影视歌星,也走上街头,在闹市劝捐。 截至六月底,香港各界总筹款已过2000万元,且筹款仍在持续。 弹丸之地澳门,也掀起了助学热潮。 澳门公职人员协会发表“致全澳公务员书”,呼吁全体会员本着“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的爱心,为造福失学儿童献一分力量。 澳门中华教育会发动各校师生、家长参与“希望工程”,捐款数字直线上升。 澳门胡氏集团总裁胡顺让6月8日认捐50万元,希望将这笔款项用于为贫困山区 修建一所学校。商人何华添亦捐资10万元。 同根同胞,无不呈现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之情。 著名学者、国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南怀谨先生,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海峡两岸的 教育事业。他对旨在救助失学少年的“希望工程”非常赞赏,特捐资5万美元。 “一代江山一代才,后生每况胜先前,艰难困苦多英杰,珍重当来青少年!” 南先生为“希望工程”赋诗一首,并表示要动员在海外的学生共同出力,为振兴中 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尽自己所能。 4月22日上午,国际释迦文化中心主席、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兆明 先生和电影《似水流年》女主角、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顾美华小 姐同在北京向“希望工程”捐款十万元港币。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举行的捐款仪式上,郭兆明用几千年前释迦牟尼的巴 利语做了长达五分钟的祝福仪式。他祝福中国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经济发展。他 希望海内外宗教界多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他说:支持“希望工程”,就是爱心 和慈悲心的最好体现。 为“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也波及台湾。 台湾华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杨正雄先生、许玛玲女士和台湾现代妇女基金 会执行长潘维刚小姐,在贵州省独山县基长镇捐资兴建“希望小学”。为了感谢台 胞的义举,基长镇镇长宣布授予杨正雄先生、许玛玲女士、潘维刚小姐和凌峰先生 为基长镇麻募村荣誉村民。 台湾英业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国一先生捐赠10万元人民币,在四川省宣汉 县花池乡兴建“希望小学”。 台胞林昭南、叶朋寿、李金龙捐赠50万元人民币,分别在山东省平邑县、福建 省永定县兴建两所“希望小学”。 在平邑县“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上,徐永光秘书长动情地说:“台湾的艺术 家、企业家们不辞辛苦到了我们山区,他们不仅出钱,而且出力。这是为什么?是 因为他们有一颗爱心,这是一种饱含人间真情的伟大的爱心。他们还出于这样一种 信念: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强则国强,只 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希望工程”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关注和支持。 为了推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更广泛地宣传“希望工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日本安部牡丹园和日本共同通讯社决定在中国和日本共同 举办“中国的四季”美术展。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组委会共收到包括台湾籍画家在内的全国各地画家创作的 二千四百余幅中国画和油画作品。经中日双方专家的共同评定,选出一百二十幅作 品作为获奖作品参加展览。 1991年10月18日至23日,“中国的四季”美术展在日本东京上野之森美术馆隆 重开幕。展出期间,中日各新闻单位都突出宣传了“希望工程”。日本共同通讯社 还在画展开幕之前赴广西采访“希望工程”,在开幕后连续三天发表了配图片的系 列消息,引起很大反响。 安部牡丹国社长安部功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1亿日元,以支持“希望工 程”和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4月20日,正在华旅游的美国退休军人白士那(Bashner),费了一番周折,找 到了基金会。 “外国人可以参与这项活动吗?”他问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我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945年在天津 服役。我一直对贵国充满着友好之感,看到你们的宣传材料,得悉贵国还有那么多 孩子因为贫困而不能上学,十分痛心。我决定先救助两名孩子。” 这位七十岁的老人,还表示要同有关部门联系,到一所小学去教英文,为中国 的教育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也是一位老人——日本仙名市的佐腾富太郎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期 间,作为一名士兵曾随军赴华参战。到了晚年,每每想起战时的一幕幕,愧疚万分, 深感对不起中国人民。去年老人病重,曾有意将自己的部分遗产赠送给中国。后老 人听好友三津木先生(日本创作学会副会长)介绍中国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情况,遂 决定将这笔遗产捐给“希望工程”。今年4月25日,老人逝世,其子佐腾贺夫函寄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转达了父亲的遗愿。 贝尔是美国的一名退休校长、一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在贝鲁特的战火中 援救过受伤的儿童,曾远渡到英国参加抗议种族隔离的集会。他还是狮子会的成员, 在全世界狮子会中享有盛誉,被人们称为“人民大使”。他给基金会寄来五十美元, 以支持“希望工程”。最近又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 闻悉你们开展“百万爱心行动”,十分兴奋!与每个上学孩子结对子是一个伟 大的想法。“百万爱心行动”如能把我包括进去,我将深深地投入于此并去鼓励更 多的美国人来参加这项活动。 请寄给我两张申请卡,我自愿为中国的两个孩子提供五年的书杂费,届时,我 将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如果你们同意我在美为你们做些工作,请多寄给一 些申请卡。 “世界上的人民与社会如能团结一致,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完全不一样!”这 是贝尔先生的一句名言。 愿全世界人民都能和平相处; 愿全世界儿童都能享受受教育的权利! 百万爱心行动 1992年4月15日,“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出台。 随着“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参与和支持“希望工程”的有识之士 日益增加。许许多多的捐赠人已不满足于间接的捐款资助,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 方式,与失学少年建立联系,给予定向资助。 基金会的组织者们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两年来“希望工程”已产生广泛的影响, 但被救助的失学儿童不过近四万人。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的失学儿童数,实在是微 乎其微。要救助千千万万张胜利、江峰、卿远香那样的失学少年重返校园,必须动 员更多的民众,人人奉献一片爱心,携手共筑“希望工程”。于是他们决定开展一 项“百万爱心行动”——动员百万人、救助百万失学少年!它的基本作法是,由每 一个捐款者直接与被捐助者结成对子,直接联系,直接支援。 4月16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 年报》等首都十五家新闻单位以及海外新闻机构,均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 从这一天开始,将要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的“百万爱心行动”拉开了帷幕。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又一次成为爱心融汇的热点…… 4033879、4035547,基金会专设的两部热线电话,从上午九点开始便铃声不断。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吗?我是邮电工业总公司的……哦,不必问姓名了, 就算是一名普通职工吧。这样吧,我马上给你们汇去两百元,请帮助选一名失学的 孩子,我包他小学五年……” “……我刚刚做了孩子的妈妈,我想以我刚出生三天的女儿的名义资助一名失 学孩子,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儿叫欧阳李艟。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个世界应 该多一些爱,我想从小培养女儿的爱心……” “……基金会吗?这是广州的长途电话,对,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我们的 下一代需要文化,将来的社会要靠他们出来竞争,我资助三名孩子,一包到底!” 黑龙江、辽宁、江西、江苏…… 工人、干部、军人、退休老人…… 每个电话都急切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拿出一点钱, 奉献一份爱! 第一个赶到基金会捐款的是中医学院卫生管理系的青年教师刘新社,刚刚看到 报纸便急匆匆地赶来了。 他将200元交给工作人员,说:“我老家在陕西,过去上学也是非常艰苦的。我 救助二名孩子,一方面是对失学孩子的一点心意,同时也是对家乡的一片心愿。我 有个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你们最好帮助选择一名失学的女孩,让她们结成对 子,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退休老人,在儿媳和小孙女的搀扶下,急切地赶到基金会, 他说:“看了报纸的宣传和广告,我相信你们是真正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办事的。 这两千元捐给‘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不需结对子;这两百元是我小孙女捐的,她 希望和一名失学的女孩子交朋友,让她也了解了解贫困山区的小朋友是怎样生活、 学习的。” 北京化工学院的一位老教师,找到基金会,交给工作人员一只信封便走了。大 家打开信封一看,里面竟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老教师在留下的纸条上写道: “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遗物,现赠给你们,以解失学少年的燃眉之急。” 捧着这条沉甸甸的金项链,大家像是捧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正在东海执行巡逻任务的海军无锡舰官兵,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 水兵们纷纷找到舰领导,要求捐款资助。 “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传进中南海,牵动了中央领导同志和许多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邓颖超、乔石、姚依林、宋平、 李瑞环、丁关根、薄一波、宋任穷、刘澜涛、温家宝、彭冲、倪志福、方毅等给予 充分肯定,并带头捐了钱。 5月18日,两位解放军战士来到基金会,捐了3000元。请他们留名,他们说什么 也不肯。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这里的规定,实在无法推辞,他们说:“非要写, 你们就写‘一名老共产党员’吧。”两位战士走后,他们悄悄跟了出去,记下了停 在远处的小车的车牌。通过有关部门,终于了解到这名老共产党员是德高望重的邓 小平同志。后来小平同志又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将两千元人民币捐赠给 “希望工程”。 邓颖超同志是在病中闻悉“百万爱心行动”的,这位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 给了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家底、拿不出多少钱来了。但是, 最后她还是让秘书赵伟捐了1000元。 九十五岁的帅孟奇老人,两年前已经为“希望工程”捐了2000元,这次又捐了 500元。她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将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青少年教育事业。 面对种种方兴未艾的义举,感慨之余,思绪禁不住纵横古今: 我们想起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的民族救亡大捐献; 我们想起了建国初期的全民性抗美援朝大捐献; 我们想起了去年规模浩荡的举国赈灾大捐献! 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民族凝聚力,每每令人肃然。 第四章 孩子,你们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两组数字: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共收到各种捐款三千多万元,到今秋新学期 开学时,将有二十万余名失学儿童得到救助。 建成(含正在筹建中)“希望小学”十九所。 一片片爱心,一份份深情,一股股暖流,共变成希望的甘露,从北京涓涓流向 祖国四面八方,滋润着失学儿童久已干渴的心田。 两名幸运的孩子 张胜利(河北沫源县桃木疙瘩小学) 张胜利哭了,哭得极伤心,泪珠顺着焦黄腊瘦的脸颊直往下滚——他失学了。 桃木疙瘩村坐落在远离沫源县城一百多里地的韭菜山上。大山隔绝了人类的文 明,隔绝了现代化。全村八户人家三十来口人,人均收入不到100元,一年打下的粮 食不够吃三个月,过着没有笑声的日子。 张胜利一家六口,父亲去年有病,母亲是个哑巴,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 妹。家里穷得除了一铺土坑、一方泥垒的锅台和一只缺了口的水缸,再也找不到一 件像样的家什。 每学期,父母亲都要为孩子的十来元学杂费而操心。张胜利挺懂事,为了减轻 家里的负担,什么活儿都干,他甚至把家里人的头发和指甲攒起来拿去卖,可那又 值多少钱? 年初,父亲把张胜利叫到了炕前,对他说:“孩子,你念不念书以后也是当农 民,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就别念了吧。” 张胜利哀求道:“爸爸,你就让我把小学念完吧,我实在是太想念书了。” 父亲火了,一巴掌打了过去:“这么大了,您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张胜利流着泪,说:“爸爸,你打吧,你怎么打都行,就是书千万千万还让我 继续念下去。” 早晨,父亲见他掖着书包往外走,便一把夺过书包扔到灶膛里,张胜利死命从 火中抢出了书包,哭着说:“爸爸,我要读书,我要上学!” 放学时,张胜利再也不敢把书包背回家,只得把它悄悄寄放在姨家。 也许意识到自己快读不成书了,他悄悄给两次到山上来过的县政协车志忠副主 席写了封信: 车爷爷: 您好! 您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我爹他们都不让我上学,因为家里穷, 供不起我上学,可我还想上学,念出书来像您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张胜利 4月,父亲病故;不久,母亲改嫁。 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张胜利的肩上,挑呀挑呀,实在是挑不动了。没有办法,只 好把二弟送给了外乡人,把三弟和小妹妹寄养在哑巴六叔家。 张胜利终于没能逃脱失学的命运。他每天帮邻居干点杂活儿,换口饭吃。 张胜利一失学,三年级只剩下一个吕成山。吕成山也没法念。这中间,由于家 庭困难,又流失了七个孩子,村小只好关门了。 离开了教室,不能读书,张胜利像个木头人似的,整天无精打采。那天中午, 在山上放羊遇到了吕成山,两个小伙伴说着说着又禁不住泪如泉涌。 “成山,你说车爷爷收到我的信了吗?”张胜利问了句。 吕成山说:“信肯定会收到的。” “那为什么车爷爷不来救救办中” 他们不知道车爷爷正为他们在四处奔波,八方呼吁。 他们不知道那个专门为改变穷孩子命运的基金会成立了。 7月,山上来了几位大哥哥、大姐姐,说是来搞什么调查的。 10月初,山下传来消息,说北京的“希望工程”要救助他们。 1989年10月17日,对于张胜利来说,这个日子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重 要的转折点——他在失学一年之后,又重新背起了书包。 穿着那套基金会刚刚发给的天蓝色运动服,在《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上, 张胜利代表十一名失学儿童讲话。这之前,老师已经帮他准备好了发言稿,他也背 得滚瓜烂熟。但是,面对眼前伯伯、叔叔、大哥哥、大姐姐一双双关怀、热切的目 光,他激动得全忘了。想了半天,才说了句:“今天,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我 又可以上学了。” 今年元月,我是在涞源县上庄乡中见到张胜利的,他已经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据班主任介绍,他学习相当刻苦,只是由于几次停学,基础打得不够坚实,正 在奋力追赶。 问到将来的打算,张胜利想了想,说:“争取中学毕业后,能考上中师。” 我说:“毕业以后当老师?” “嗯。”张胜利点点头:“回桃木疙瘩小学当老师。现在,我的弟弟又失学了, 还有其他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要是当了老师,一定让他们都能上学。” 但愿张胜利能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 但愿张胜利真成为桃木疙瘩村小学教师时,村里再也没有失学的孩子…… 马义宾(甘肃康乐县高集小学) 失学,在孩子心灵中留下的将是永久性的创伤。 以至于现在让马义宾谈谈两次失学经过,他的眼里仍不时要泛起一阵忧郁。 马义宾全家六口人,父母皆为文盲。除了种6亩地,养两只羊,再没有其它收入。 村里已经通了电,但为了省下每个月一元来钱的电费,他们家至今没拉电灯。 头一次失学,是三年级的第二学期。虽然报了名,但学费没有缴。 马义宾对他父亲说:“阿大,都开学一个月了,学费还没交呢。” 父亲说:“再缓些日子吧,阿大正在想办法。” 好不容易凑足了10元钱,准备交给学校,春耕到了,家里却连一点化肥都没有, 只得先拿钱去买化肥。 吃晚饭时,父亲对马义宾说:“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了,明天你别再去上学。” 马义宾哭着说:“阿大,你就让我上吧!” 他父亲火了:“肚子都填不满,还上什么学?” 马义宾被迫离开了校园。 半个月里,班主任聂老师到家里来了三次,后来学校同意学费先欠着。 马义宾回到学校,正放下心来好好念书,到了六月,家里的地忙不过来。那两 只羊又没人放,他又一次被父亲叫回家中。 不知哭过多少回,上山放羊时他还带着课本。 此时,马义宾哪里知道,他的命运即将发生一次大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推广“希望工程”,在全省掀起重教助学的热潮,甘肃省省委书记 顾金池准备带头救助一名失学儿童。他让团省委帮他选择一名家庭贫困且又品学兼 优的孩子作为救助对象。 团省委推荐了马义宾。 去年8月4日,顾金池趁到康乐县搞调查研究之便,专程来到高集村,来到马义 宾的家。 顾金池给马义宾带来了本子、铅笔、文具盒,又给了40元让他缴学费,并告诉 他,今后五年的学费都代他交了。 此时此刻,马义宾的父母泪流满面不知说什么好,顾金池告诉他们:“不管家 里多困难,也得让孩子们去上学。我们穷,就是因为没有文化。不让孩子读书,就 永远也挖不掉穷根儿!” 此时此刻,马义宾又惊又喜,他拉住顾金池的手,说:“爷爷,谢谢您!谢谢 您!” 顾金池抚摸着他的肩,说:“不要谢,孩子。读书是你们的权利,让你有书读 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爱是不能忘记的 今年“六·一”儿童节,广西平果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收到大连石化 工程公司团委寄来的一张4000元的汇款单及一封热情的来信。信中说:“这四千元 是本公司职工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献出的一份情……”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为何从遥远的北方给平果县失学儿童捐款?这里边有一段动 人的小插曲。 前年,贫困的平果县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定为全国实施“希望工程”试点 县后,250名失学少年重新回到了校园。 海城乡拥良小学曾三次失学的方元军同学领到《资助就读证》时,开始怎么也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跨不进学校的门槛了。 当晚,方元军满怀激动之情,给救助自己的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女职工刘淑兰写 了封感谢信,信中方元军称刘淑兰为“妈妈”,表示要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 报答“妈妈”的恩情。 刘淑兰收到信后,感慨万端,她没有想到自己只尽了一点微薄之力,却得到如 此厚报。从此,她把方元军认做自己的“儿子”,在学习和生活上不断给予关心和 支持。而方元军也挺争气,他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得特别刻苦。 3月15日,北方的“妈妈”决定自费到平果县看望南方的“儿子”。公司领导得 悉刘淑兰这一举动后,颇为赞赏,特派了一名宣传干事和一名女同志陪同,《大连 日报》社闻悉,也派记者随同采访。 19日,拥良小学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刘淑兰一行。方元军一眼便“认”出了 “妈妈”,他跑上前去,腼腆地喊了声:“妈妈”,便光是流泪再不知说什么好。 刘淑兰也百感交集,她一边擦着泪水一边说:“今天大家都高兴,不哭了、不哭了。” 刘淑兰一行在平果住了五天,了解到了老区人民的贫困,看到了山区孩子求学 的艰辛,她们是洒着泪水踏上归程的。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将此事在公司内作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强 烈反响。“希望工程”像一根银线,把大连石化和广西平果连在了一起…… 有播种便一定会有收获,用爱的甘露浇灌的禾苗正在茁壮成长。 据对平果县250名被“希望工程”救助学生的调查,在去年期末考试中,双科及 格数237名,占受资助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八。凤梧乡怀达小学19名受资助的学生, 双科成绩都在七十分以上,及格率达百分之百。 平果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规定,凡是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的学生, 均应由学校、家长、学生三方签订一份“入学合同保证书”,明确三方责任。学校 一方除负责对学生的正常教学外,还要承担学生失学期间的补课任务,保证这些学 生能够跟上班级同学的正常学习水平。家长要作出支持孩子上学的保证,保证孩子 不缺课、不退学,直至小学毕业。学生则要端正学习态度,刻苦用功。仕仁小学五 年级学生韦小雷,过去欠老师的书钱太多,不敢上学,经常缺课。受到资助后,学 习成绩明显进步,去年期中考试,他的成绩一跃而为全年级(84名同学)第四名。 失学少年被救助后,怎样才能让他们学得好,留得住,进步快,这是整个管理 的重点。四川旺苍县根据农村工作的特点,把加强各级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同具 体实施的单位个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工作的制度化。 他们还制订了“旺苍县实施希望工程经费管理办法”,要求各实施点,必须保 证“希望工程”的资金全部用作救助失学少年,并建立专门帐户,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挪用或乱用这笔经费。 当一笔笔资金汇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群众也在关心着一个问题:他们 是如何使用和管理这些资金的?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由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依 照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研展筹资和资助活动,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稽核 和民政部的监督管理。 基金会以及全国各地从事“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其工资、福利完全是由国 家支付的。“希望工程”实施中的工作经费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是根据国务院 《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从基金利息中提取;另一部分来源于社会的专项赞助, 比如一些广告费、印刷费就是由企业提供的。 “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精心用好“希望工程”的每一笔资金,这是 基金会23名工作人员,全国23个实施省、三百多个实施县的上干名专门工作人员的 共同心愿。 有一天,徐永光秘书长走进财务室,看到满桌子汇款单,禁不住心头一热。他 拿过一叠汇单,在手里掂了掂,对财务人员说:“这可是倾注了千百万人的感情和 期望呵,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赖。在这里工作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和差错, 否则,我们将负天下人……” 就基金的管理和使用问题,我还专门采访了基金部主任李宁。 我问:“被救助对象是怎么确定的?有没有可能会走后门?” 李宁给了我一张《登记表》说:“确定救助对象手续十分严格,先要学生个人 申请,然后由所在小学和村委会共同推荐,最后由县里审批。到现在,我们还没有 发现走后门的现象。” 我来到了计算机室,想亲自验证一下。 我问操机员小王:“凡是为‘希望工程’捐了款的,你们都储存了他的资料?” 小王告诉我:“只要是寄到北京我们这儿的都能查到,不过,六月份以后寄的 还暂时不行,我们还来不及输进去。” 我说:“请把捐款人李静的资料调出来。” 小王在键盘上熟练地打了几下,对我说:“叫李静的捐款人一共有三个,你想 调哪一位?” “都调出来吧。” 几秒钟后,计算机的屏幕上出现了三个李静的材料,她们是:北京前门东大街 六号楼李静;总后五一幼儿园李静;江西永修县团拓林水电厂木工车间李静。 总后五一幼儿园李静的捐款时间是1991年8月27日,金额共计280元。我翻了翻 采访本,屏幕上显现的内容和我所掌握的完全一致。 “请再告诉我捐款人吴大观的材料。” 片刻,小王告诉我:“吴大观的住址是北京安外北苑二号大院一号楼二百○六 号,捐款时间1991年12月9日,捐赠金额二千元。” 没错,完全正确! 美国一家基金会的代表来考察,他听了介绍,又亲自检验了计算机管理系统, 连声赞扬道:“我们美国是基金会很发达的国家,你们的管理水平,按美国基金会 的标准看,也是高标准的。”他当即捐了200美元,并说:“回美国我要告诉我的朋 友,让他们也来支持希望工程。” 第五章 关于明天的话题 先从“母鸡下蛋”说起。 “教育是只母鸡”,这个概念的版权似乎应该属于日本。冰心老人在《我请求》 一文中曾写道:“……我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冬天,我们是第一拨到日本去的, 那时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砾,满目疮痍。但是在此后的几次友好访问中,我看到日 本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今天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为什么?理由是再简 单不过!因为日本深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鸡’!” 中华民族曾以古老的文明饮誉于世。悠悠五千年历史,从孔夫子到陶行知,从 蒙学到私塾,无不证明中国人崇尚教育。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普及了中等教育(适龄青少年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六点四), 高等教育已经初步实现了大众化(百分之五十的十八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上大学); 日本1978年中等教育入学率已达百分之九十六点二;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 过四十年的努力,都已经在全国实现了普及十一年制义务教育。不得不承认我们落 后了。 中国的“母鸡”究竟得了什么病? 我在采访中,一路上听到最多的是:诉苦。县里诉经济不发达,财政收入入不 敷出;各级教育部门诉教育经费少,发了“人头费”,所剩无几。 人的肚皮都填不饱,哪还舍得拿大米、小麦去喂鸡?而母鸡长期营养不良,又 怎能下得了蛋? 财政困难造成教育落后,似乎是个最通俗的又最有说服力的答案。不过,根据 一些公开的、内部的、民间的材料证明,我们原本还是有些粮食的,只不过它并没 喂到“母鸡”的嘴里。 我在北方某重点贫困县采访,这个县穷得每年第四季度发工资都很困难,可吃 喝风在这里却非常盛行。 至于南方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公款吃喝更是厉害。一个县的接待科长告诉我, 去年全县吃喝掉的绝不少于100万元。 与公款吃喝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人的严重失职或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 的损失。 据《瞭望》杂志披露,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玩忽职守案件共31 89件,这些案件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8.3亿元。 由于决策的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样令人震惊: 铁路兖石线投资13亿元,远期设计运量1800万吨,然而,当巨资耗尽,路轨铺 到兖州时,经进一步勘测,才猛然发现此地原无煤可运…… 还有全国集团购买力,像张着血盆大口,每年要吞噬大量资金。1990年,仅有 据可查的就达700多亿元,是当年全国教育投资的近两倍。 我们穷,可是我们有时花起钱来却大方得要命! 我们穷,可是一些败家子糟蹋起钱来比谁都厉害! 我们这只可怜的“母鸡”,原来是可以多吃到一点粮食的。 对于教育谁都说重要,但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却有那么一些领导,“说 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于是,有人便提出了教育的立法问题:义务教育必须是强制性的。 虽然,在《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我们也规定:“对学生辍学未采取必要 措施加以解决的,要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但我在采访中,却未曾发现 有一例因学生辍学而受到处分,或因未按规定送子女就学而被处罚的。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一个命题: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前提是教育必须是免费的。 在那些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贫困山区,你让家长送孩子上学,人家会说:“连饭 都吃不饱,还上什么学?”就这么一句话足以将你噎住。是啊,“民以食为天”, 还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在贫穷面前,法律法规失去它应有的力量。 又回到了根本上来,要解决教育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三年的实践证明,“希望工程”符合我国的国情。它为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 为解决令各级政府头疼的儿童辍学问题劈开了一条新路。 在“希望工程”实施一周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你们做的是一件 非常沉重的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嘉!但是,面对每年上百万名失学少 年,‘希望工程’能起多大的补救作用?”徐永光这样回答他:“每年救助一百多 万名失学孩子,需要资金近千万美元。如果我们的事业能得到海内外更多的有识之 士、友好团体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做成此事并非可望而不可及。”当时,基金会 定下的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328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布点实施救助; 到1995年,每年至少为10万名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已提前实 现。我们是个泱泱大国,如果参与这项事业的人更多一些,那么一百万将算不了什 么。 “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是“希望工程”向更深层次发展。我们 想像一下,如果把贫困山区的一百万名孩子和城里的一百万个家庭结成对子,它给 贫困山区带去的不仅仅是支持教育的财力资源,还将通过千万条受、赠双方的联系 渠道,吹进改革开放之风,渗透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如果真正把这项工作组 织好,它所产生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1990年9月30日,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 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 基本教育。七十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数十个国家的外长或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公约》上签了字。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代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 政府签了字,同时也代表了他们的决心。 距2000年只有8年了,让我们共同去努力吧。 为了孩子; 为了明天; 为了蓝天下那簇圣火! 附记: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92年12月24日公布了“希望工程”实施的 最新情况: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收到捐款总额共计(折合人民币)1.07亿元; 三年来资助的学生共计三十二万名以上; 为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基金会与地方共同投资建设了一批“希 望小学”,已批准立项建设的共计53所,分布在24个省(区)的49个贫困 县,已建成21所。 (原载《当代》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