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氧反应 稍具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地市低平的内地去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会引发 一连串的高原反应。轻者出现气短胸闷,浑身无力,头疼呕吐;重者可能还会犯高 山肺水肿和高山脑水肿,如果抢救不及时,甚至会导致气绝身亡。可见,高原反应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样,从高原骤然回到海拔很低的地方,也会引起一系列 的富氧反应,即高原反应的后遗症。其症状同高原反应有些相似。富氧反应虽然不 至于引起大的危险,但持续时间长,很难受,我饱尝了其中的滋味。 这一次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进行春季预察的队员中,新闻单位的人和科考人员 各占一半,都是10个人。在考察期间,来自台湾的两位记者频频地用他们随身携带 的便携式卫星电话往他们台里发稿,基本上是一天发一次稿。把科学探险队研沿途 所遇到的困难,所见到的山势、植被、民俗民风等,通过卫星电话口播回去。虽然 这种方式只限于声音的转达,没法以相应的图像配合,但也给同行的其他新闻同业 人员一个刺激,令其坐立不安。终于按捺不住,也纷纷亮相,施展起各自的本领。 中央电视台记者项飞等在大峡谷期间,即在扎曲附近那几天,也用便携式卫星电话 向他们自己的单位发了新闻。采用的方法也是现场广播新闻,或将事先采访的录音 传回北京。效果不错,不仅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连续几天播出,晚间的《新 闻联播》节目也偶尔续播。《北京青年报》记者何平平同样不甘示弱:大致坚持每 周一稿。一到能发稿的县城或地区,他便集中精力赶写稿件,然后通过传真机把稿 件发回北京,陆陆续续发了四五篇稿子。他们的努力,给广大群众了解科学探险队 的献身精神,而且世界第一大峡谷提供了条件。最后,只剩下人民画报社记者杜泽 泉和我没有向北京发过稿子。《人民画报》限于刊物本身的特性性,对于这样的野 外考察专题,不存在急于发稿的问题,因此杜泽泉显得十分沉稳,一门心思琢磨他 的摄影。 看着同仁们相继发出自己的稿件,自然给我形成了压力。我一直在思量,是写 还是不写,即加入竞争,还是从更大的利益需要出发“超脱”一下。竞争真是无所 不在,在遥远、偏僻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也同样存在新闻记者之间无情的较 量。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我决定按兵不动。因为,如果我选择积极发稿,要写一篇 一两千字质量上乘的佳作,预计需要半天或一天的时间,而我们这次野外考察时间 非常有限,多认识一种树,多积累科学探险队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都是十分难得 的。我此行的目的,一是要写厚重的新闻,二是要多拍些照片,三是为日后写书积 累素材。如果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价值坐在屋里写稿上,对于实现我的三个目标来说, 必然是个冲击,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尽管面临同仁们施加的无形压力,我坚定 地认为我还是应该集中精神做好采访工作,仔细观察,做好笔记,待回到北京之后 再行努力。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对策是正确的。我中5月9日开始发稿,一直持续到6月、 7月、8月,还在一些报刊上撰文,介绍科学探险队的此次东南之行。及至10月出版 这本书。否则,我真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可见,走自己的路,不会一时的环境 压力所左右,是多么的重要。 有位考察队领导看见各路记者都在纷纷登台亮相,奋笔疾书,而我在考察期间 依然迟迟不动笔,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关切地对我说:“你回北京是否也应该是 什么?” 一句话令我哑然,但我马上理解了,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在此次考察中的写作 构想。当然,我也没有必要对他做出解释。我想,如果科考队到拉萨的喜马拉雅饭 店进行总结和评比先进,我可能会被排除在先进行列之外;有的队友可能会说:“ 他很注意团结,工作也很只苦。白天到处奔波拍照,晚上没有灯时还打着手电作日 记。他对知识是渴求的,每天总是追着科学家提出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但是, 把他此次考察表现出的所有优点加在一起,都是只开花不结果。自科学探险队进藏 以来,他不著一字!”好在科学探险队没有去评什么先进,使我没有在“后进”先 列中突出出来。 一般来说,从高原回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因为富氧,身体也有一个重新适应 的问题。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比如说一个月内,身体获得新的平衡,必须休息好。 如果记者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边考察边发了些稿子,自然大大减轻 了回京的压力。不再写什么或播什么,说得过去。再多干些,那是锦上添花。我呢? 身体需要休息时,偏偏要加大工作力度。新闻讲究实效。就我们这次科学考察来说, 探险队回京就是一个发稿的好机会,错过了,会大大削减新闻的价值。基于以上考 虑,我无法从容地等待身体基本复原后再去报道这次科考,只能把履行记者的职责 放在第一位。 我能做没有料到的是,我的富氧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在西藏考察结束时,我已 是能吃能睡,能说能笑。即使负重走路,一般队友也比不上我。不敢夸口称自己适 应了高原生活,但结束考察时在拉萨的自我感觉是适宜的,很有活力。回到北京, 觉得身体明显地不如在拉萨。具体的感觉是胸闷,身体阵阵发热,记忆力明显衰退 等。气短的感觉与最初到西藏的感觉完全不是一码事。在西藏,吸足了一口气能解 决一分钟左右的供氧。要舒适些,再大口呼吸,往复循环。回北京之后,我大口吸 气也觉得气不够用。不说话还好,一说话,总觉得没有底气。往往说上一两句,停 一会才能接着说下去。自我感觉吐字也不是很清楚。气短的同时还伴随胸闷,总感 觉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气流极不畅,堵闷得难受。5月底,某单位请我去给 他们作一场报告,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科学探险的历程,我不敢应承。唯一的问题是 气不够用,无法长时间讲话。以至我当时还担心,以后还能不能通过语言长时间的 表达我的思想。除此之外,还伴有身体的阵阵发热,发热之后身上微微出些汗,这 个过程往往持续三五分钟。我还发现我的记忆力明显下降,说话忘词,以及词不达 意。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从高原回到海平面比较低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 的身体反应?我想从医学书上找到确切无误的答案,但苦于寻觅不到,只好作罢。 听说上海有一家高原病研究所,估计他们那里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几经努力, 仍联系不上。无奈,只好把从队友那里听到的解释写下来。我想一想,觉得还是有 些道理的。相当一部分人,从海拔较低的氧气充足的地方到了空气稀薄的高原,由 于缺氧,身体会出现明显的不适。为了适应这种缺氧环境,肌体就要寻找求自我平 衡,即大量增生红细胞。红细胞容易与氧和二氧化碳结合和分离,把更多的氧输进 人的肌体里,维持人体的正常运转。一旦这样的人突然乘飞机从高原回到低海拔地 区,已经大量增生的红细胞不仅不可能立即锐减,而且还要“工作”,继续大量向 肌体供应氧气。氧气过足,就易产生“醉氧”。我回到北京后,“水土不服”,就 是这个原因。 由此推想,去西藏,特别是去西藏从事科学探险,对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上高原、下高原,致使肌体运转的突然失衡。缺氧、醉氧, 都导致身体的不适应。而身体大量增生红细胞,接着又要消减红细胞,为肌体增加 了额外的重负。基于这些因素,如果对从高原回来的人不同情,不理解,不关心, 不给以应有的照顾,这样的领导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无知,二是性格冷漠,三 是不道德。我认识一位记者,70年代去西藏进行一次探险采访,回到北京后营养补 助始终落实不下来。他当时工资低,又要顾及养家,身体亟待补充营养一事就大大 打了折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以致体表经常出现红斑,痛痒无比。一 次会上,他说起这件事,委屈地流下了热泪。对比而言,我不存在他那样的问题, 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对我是格外的关心。在我发了一系列的通稿之后,新华社总编辑 南振中迅速安排我去一处修养地休息。接着,国内部主任李尚志又要我参加中宣部 组织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休假团,去内蒙古呼伦贝尔休假与考察。营养上,以 我的收入支撑我的营养消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使我挂心的是,我们科学探险队的于宪光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他是我们科 学探险队回到北京的当天住进医院的。我们从机场领到自己的行李后,他所在的北 京巨星文化传播公司领导用车把他接回公司。晚上为他接风洗尘时发现他有气无力, 精神不振,一副很难受的样子。大家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是推脱说自己没事。最 后,他们单位的领导强行把他送到医院,结果一去就住了院,被医生诊断为高山肺 水肿。 从于宪光的住院和我们回京后的一系列不适应,可以看出高原反应对人的身体 造成的损害。也许有的读者会说:“我也去过西藏,怎么高原反应不像你们这么严 重。”问题的关键是,你们或开会或观光,与我们从事生生死死的科学探险有可比 性吗?我们有时登高5000米,有时又回到海拔2000米多米的地方,突上突下,落差 极大。再加上一路野外考察,吃不好、睡不宁,又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不仅大量 消耗人的体能,同时也造成精神上的极度紧张。所吃的面条、压缩饼干、罐头等食 品,只能维持生存,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西藏真是净化灵魂的好地方,我们走了 那么多的县、乡,没有谁请过我们一次客,哪怕是一菜一汤。在内地,吃点、喝点, 这是不值一提的常事。这些不利因素加在一起,待到考察结束时,我们一个个已心 力交瘁,成为强弩之末。 因此,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回来之后要好好休息,好好补充营养。否则,对身 体是不利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的职业特点告诉我不能这么做。新闻讲究 时效性,必须及时、迅速,这是新闻的生命,只有把稿件发出去,我才能心安理得 地去考虑休息。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到北京之后,我就开始酝酿写稿,从5月9日到21日,我集 中精力连续发了10篇近万字的消息和通讯,并发了11幅照片。可以说,每篇报道的 完成,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付出,因为是在富氧反应的煎熬之下写成的。 本书涉及到许多西藏地名,均有其特定含义。为了阅读方便,笔者请 教了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院的西藏地名研究专家武振华先生,使我获 得很多新知,特一一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