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 山泉 1967年初夏的傍晚,我放学回家,楼前停着两辆三排座的轿车,谁家来客了? 我猜想着。当我刚拧开家门,手臂即被反拧住,只见六七个穿旧军衣、带红袖章的 大学红卫兵站在我家走廊里,看我胸前还戴着红领巾,他们迅速松了手,并对我展 开宣传攻势,让我与父母划清界限。几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抄家后 父母便被隔离审查。1968年,家中再次被抄。此时,学校里正动员66届下乡,同楼 小伙伴相约去内蒙草原插队,她俩的家长还没受到冲击,为使学校能批我,我们将 三个人的名字写在每一份决心书上,并将我的名字放在她俩中间。我们是68届的, 由于态度特别坚决,学校终于批准了。在几百名报名者中才批准了11人。 汽笛长鸣,车轮转动,手臂挥舞,列车中响起“军垦战歌”的旋律,别了母校, 别了老师,别了同学们,别了亲人们,别了北京城…… 不久,我们学会了用牛粪、羊粪砖烧火做饭,摇辘轳,挑水,挤牛奶、熬奶茶, 做奶豆腐,炼黄油等生活本领。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经受“脱坯、 打墙、活见阎王”,打石头、打井、烧砖、耪地、薅苗、打草、割麦、赶牛车等牧 区的劳作一一经历。 当民办教师是我最愉快的时光。那时,我是一师数科,兼教数学、语文、体育、 美术、音乐、常识等。没有教科书,就教自己上学时所学过的内容,跟着半导体学 新歌,托人从北京购教科书;此时,对孔夫子所讲“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深有体 会。我教给孩子们文化知识,孩子们又使我学到许多社会知识,而最深的感受是自 己知识的贫乏,难以满足孩子们旺盛的求知欲。天天与聪明纯朴的草原孩子相处, 可忘却许多痛苦。老乡们在生活上对我关心倍至,常送各种稀罕食物给我们,如鸡 蛋、炸果子、崩豆、瓜子、奶酪等,还送给我们十几只毛绒绒的小鸡。两年后,当 我被调至场部小学时,这些孩子们都哭了,他们步行送了我几里地。 在场部小学我有幸结识蒙文教师A。A的丈夫曾是图书馆管理员,文革初起,他 冒死将馆内一批中外名著收藏起来。以后,他们夫妇由盟至旗、由旗至牧场,多次 搬迁,能扔的全扔了,唯有这一柜书籍与他们相伴。A老师看我好学,将秘密悄悄告 诉我,约我晚上去她家看书。那外表酷似旧碗橱的木柜中,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的 书籍,看到那熟悉的书名,我真欣喜若狂,以商定每次借一本,并用报纸包好,她 再将小柜锁好。 在那漫长的,多雪的冬夜,守着熊熊炉火,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世界名著,别 有情趣;犹如走进圣殿,与善良智慧的朋友倾心交谈,我感受到精神世界的欢乐、 博大、精深。不由回想起童年,我家搬家,家俱仅装了半卡车,书籍书箱等却装了 三卡车。我家书籍之多,在邻居中,同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文革时,贴在家门上 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批判这些书;抄家时,每次开来几辆车,拉走的也是这些书; 线装书、善本书、精美的外文画册,名人字画及父亲自己编著的书……全都被拉走。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有感于自家书籍鹤飞仙去,这个秘密当时 我不曾对任何人透露,每当知青们串门或外出活动时,我便独自躲在屋里在书海中 邀游,任凭知青们戏称我为不合群的别子瓜。我曾抄录书中精采片断,为读书笔记, 这些笔记曾在附近牧场、公社知青中流传,其中一黑色硬皮大横格笔记本竟传至20 0余里之远的知青群中,两年后又物归原主,还被细心地包上封皮。 1972年冬,大学恢复招生,牧场也来了两名招生干部。知青们报名踊跃,而我 却对他们敬而远之。我深知:上大学对于我实在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1975年夏,牧场的北京知青没成家或没对象的已寥寥无几。牧场领导、场部小 学校长及老乡们都对我十分关心,他们建议我将上大学改为直接上中专,这样成行 的可能性大些,又将我的鉴定、评语写得如同劳模般棒,纯朴善良的牧人们认为: 上了学,出来就是国家干部,捧上了铁饭碗,对孤苦伶仃的女知青是一条最好的出 路。这已是我第三年被推荐,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心中甚不是滋味,我的理想可 不是上中专!可我要不走,既辜负了牧人们的一片好意,又浪费一个上学指标,还 要影响牧场后来的几批盟、旗下乡知青的“推荐”机会,因此,我决定走。 当我乘坐一天一趟的长途汽车由东大梁下山时,突然我发现,十几里外的公路 边上站着许多孩子,车开近时我才看清这竟是我当年教过的第一批分场小学学生。 他们听说我今天乘班车去上学,早早便步行来到几里外的公路边上等候着为我送行, 并已等了两个多小时。望着他们熟悉的面庞、长高的身影,雀跃欢呼,我噙着泪, 说不出一句话。 中专临毕业时,一些同学为能留在盟所在地而开动脑筋,女生的捷径是在当地 找对象,有的居然成功。 我毕业时恰是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多么想参加高考,实现幼时的梦,却下了 一纸公文,云“凡中专毕业生,须工作两年以上,方能参加高考”。因此,我被分 到离牧场240里远的一所中学任教。我最喜欢傍晚坐在山坡上游目骋怀,看那“余霞 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袅袅炊烟,牛马羊悠闲自在,使人回想起牧场的岁月。 1979年初冬,天空飘着雪花,我在教室讲课,忽见学校办公室台阶上坐着两牧 人,任雪花飘落,不进屋避雪。我随下课铃声走出教室,惊奇地认出:这是我牧场 的北京知青。我忙请他们进屋,他们简短地告诉我,牧场的北京知青已走得差不多 了,他们是最后一批,因不忍心将我一人扔在草原上,特意赶来告知;如愿意同归, 他们可帮助办理迁京的全部手续。我即委托他们帮忙,之后,他们匆忙开拖拉机顶 风冒雪离去,连口热水都没顾上喝。望着渐渐被雪覆盖的车辙,我陷入沉思…… 自上中专后,我便与牧场知青失去联系,已近四五年,他们却没有忘记我,特 意冒着冰雪严寒来报信,这是多么诚挚的友情。其中一男知青是我中学高年级同学, 已与牧民姑娘成亲;另一男知青曾与我在同一分场,较内向。牧场知青深知:凭我 当时的家庭情况与我本人的活动能力,我是绝对办不回北京的。先期办回北京的同 学轻车熟路,他们的家长也热心相助;牧场的同学与旗里干部已亲如家人,北京、 牧场配合默契,很快,我们这最后一批知青就全顺利地迁回北京。 那年,我26岁,在街道与比我小整整十岁的中学毕业生一起等待分配工作。有 人说我们这一代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分配工作的处理 品。”当时条件稍好些的单位都不愿要知青,认为知青高龄、低能、浑身毛病。记 得某年春节,公共汽车售票员对乘客讲“请留心钱包,上山下乡知青回城了。”社 会对知青存有很深的偏见,更有一些人视知青为下九流。虽然知青中不乏大队、公 社书记;医生、医师、教师、机械师、兽医等。但回北京后,在新的工作单位,知 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我所在单位是文革后重新恢复的事业单位,三教九流通过各种关系,纷至沓来。 除我一人,均享受“以工代干”,每年转干一批,单位头儿说:“知青是工人,不 能转干”,也不许参加“转干考试”,工龄由到新单位之日算起,工资拿全单位最 低的一档。(注:工龄后根据文件,改为从插队时算起。) 回顾我们这一代人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所经历的遭遇,得耶?失耶?福兮?祸 兮? 昨夜西风 山泉 1967年初夏的傍晚,我放学回家,楼前停着两辆三排座的轿车,谁家来客了? 我猜想着。当我刚拧开家门,手臂即被反拧住,只见六七个穿旧军衣、带红袖章的 大学红卫兵站在我家走廊里,看我胸前还戴着红领巾,他们迅速松了手,并对我展 开宣传攻势,让我与父母划清界限。几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抄家后 父母便被隔离审查。1968年,家中再次被抄。此时,学校里正动员66届下乡,同楼 小伙伴相约去内蒙草原插队,她俩的家长还没受到冲击,为使学校能批我,我们将 三个人的名字写在每一份决心书上,并将我的名字放在她俩中间。我们是68届的, 由于态度特别坚决,学校终于批准了。在几百名报名者中才批准了11人。 汽笛长鸣,车轮转动,手臂挥舞,列车中响起“军垦战歌”的旋律,别了母校, 别了老师,别了同学们,别了亲人们,别了北京城…… 不久,我们学会了用牛粪、羊粪砖烧火做饭,摇辘轳,挑水,挤牛奶、熬奶茶, 做奶豆腐,炼黄油等生活本领。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经受“脱坯、 打墙、活见阎王”,打石头、打井、烧砖、耪地、薅苗、打草、割麦、赶牛车等牧 区的劳作一一经历。 当民办教师是我最愉快的时光。那时,我是一师数科,兼教数学、语文、体育、 美术、音乐、常识等。没有教科书,就教自己上学时所学过的内容,跟着半导体学 新歌,托人从北京购教科书;此时,对孔夫子所讲“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深有体 会。我教给孩子们文化知识,孩子们又使我学到许多社会知识,而最深的感受是自 己知识的贫乏,难以满足孩子们旺盛的求知欲。天天与聪明纯朴的草原孩子相处, 可忘却许多痛苦。老乡们在生活上对我关心倍至,常送各种稀罕食物给我们,如鸡 蛋、炸果子、崩豆、瓜子、奶酪等,还送给我们十几只毛绒绒的小鸡。两年后,当 我被调至场部小学时,这些孩子们都哭了,他们步行送了我几里地。 在场部小学我有幸结识蒙文教师A。A的丈夫曾是图书馆管理员,文革初起,他 冒死将馆内一批中外名著收藏起来。以后,他们夫妇由盟至旗、由旗至牧场,多次 搬迁,能扔的全扔了,唯有这一柜书籍与他们相伴。A老师看我好学,将秘密悄悄告 诉我,约我晚上去她家看书。那外表酷似旧碗橱的木柜中,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的 书籍,看到那熟悉的书名,我真欣喜若狂,以商定每次借一本,并用报纸包好,她 再将小柜锁好。 在那漫长的,多雪的冬夜,守着熊熊炉火,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世界名著,别 有情趣;犹如走进圣殿,与善良智慧的朋友倾心交谈,我感受到精神世界的欢乐、 博大、精深。不由回想起童年,我家搬家,家俱仅装了半卡车,书籍书箱等却装了 三卡车。我家书籍之多,在邻居中,同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文革时,贴在家门上 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批判这些书;抄家时,每次开来几辆车,拉走的也是这些书; 线装书、善本书、精美的外文画册,名人字画及父亲自己编著的书……全都被拉走。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有感于自家书籍鹤飞仙去,这个秘密当时 我不曾对任何人透露,每当知青们串门或外出活动时,我便独自躲在屋里在书海中 邀游,任凭知青们戏称我为不合群的别子瓜。我曾抄录书中精采片断,为读书笔记, 这些笔记曾在附近牧场、公社知青中流传,其中一黑色硬皮大横格笔记本竟传至20 0余里之远的知青群中,两年后又物归原主,还被细心地包上封皮。 1972年冬,大学恢复招生,牧场也来了两名招生干部。知青们报名踊跃,而我 却对他们敬而远之。我深知:上大学对于我实在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1975年夏,牧场的北京知青没成家或没对象的已寥寥无几。牧场领导、场部小 学校长及老乡们都对我十分关心,他们建议我将上大学改为直接上中专,这样成行 的可能性大些,又将我的鉴定、评语写得如同劳模般棒,纯朴善良的牧人们认为: 上了学,出来就是国家干部,捧上了铁饭碗,对孤苦伶仃的女知青是一条最好的出 路。这已是我第三年被推荐,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心中甚不是滋味,我的理想可 不是上中专!可我要不走,既辜负了牧人们的一片好意,又浪费一个上学指标,还 要影响牧场后来的几批盟、旗下乡知青的“推荐”机会,因此,我决定走。 当我乘坐一天一趟的长途汽车由东大梁下山时,突然我发现,十几里外的公路 边上站着许多孩子,车开近时我才看清这竟是我当年教过的第一批分场小学学生。 他们听说我今天乘班车去上学,早早便步行来到几里外的公路边上等候着为我送行, 并已等了两个多小时。望着他们熟悉的面庞、长高的身影,雀跃欢呼,我噙着泪, 说不出一句话。 中专临毕业时,一些同学为能留在盟所在地而开动脑筋,女生的捷径是在当地 找对象,有的居然成功。 我毕业时恰是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多么想参加高考,实现幼时的梦,却下了 一纸公文,云“凡中专毕业生,须工作两年以上,方能参加高考”。因此,我被分 到离牧场240里远的一所中学任教。我最喜欢傍晚坐在山坡上游目骋怀,看那“余霞 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袅袅炊烟,牛马羊悠闲自在,使人回想起牧场的岁月。 1979年初冬,天空飘着雪花,我在教室讲课,忽见学校办公室台阶上坐着两牧 人,任雪花飘落,不进屋避雪。我随下课铃声走出教室,惊奇地认出:这是我牧场 的北京知青。我忙请他们进屋,他们简短地告诉我,牧场的北京知青已走得差不多 了,他们是最后一批,因不忍心将我一人扔在草原上,特意赶来告知;如愿意同归, 他们可帮助办理迁京的全部手续。我即委托他们帮忙,之后,他们匆忙开拖拉机顶 风冒雪离去,连口热水都没顾上喝。望着渐渐被雪覆盖的车辙,我陷入沉思…… 自上中专后,我便与牧场知青失去联系,已近四五年,他们却没有忘记我,特 意冒着冰雪严寒来报信,这是多么诚挚的友情。其中一男知青是我中学高年级同学, 已与牧民姑娘成亲;另一男知青曾与我在同一分场,较内向。牧场知青深知:凭我 当时的家庭情况与我本人的活动能力,我是绝对办不回北京的。先期办回北京的同 学轻车熟路,他们的家长也热心相助;牧场的同学与旗里干部已亲如家人,北京、 牧场配合默契,很快,我们这最后一批知青就全顺利地迁回北京。 那年,我26岁,在街道与比我小整整十岁的中学毕业生一起等待分配工作。有 人说我们这一代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分配工作的处理 品。”当时条件稍好些的单位都不愿要知青,认为知青高龄、低能、浑身毛病。记 得某年春节,公共汽车售票员对乘客讲“请留心钱包,上山下乡知青回城了。”社 会对知青存有很深的偏见,更有一些人视知青为下九流。虽然知青中不乏大队、公 社书记;医生、医师、教师、机械师、兽医等。但回北京后,在新的工作单位,知 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我所在单位是文革后重新恢复的事业单位,三教九流通过各种关系,纷至沓来。 除我一人,均享受“以工代干”,每年转干一批,单位头儿说:“知青是工人,不 能转干”,也不许参加“转干考试”,工龄由到新单位之日算起,工资拿全单位最 低的一档。(注:工龄后根据文件,改为从插队时算起。) 回顾我们这一代人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所经历的遭遇,得耶?失耶?福兮?祸 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