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刀、红绸与殿堂:梁小斌的劳动观——评《独自成俑》 力夫 一个具有诗意生活倾向的年轻人,他生性忧郁,顾虑重重,总与他心爱的姑娘 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希望与她呆在一起,但呆在一起又怕出岔子,所以他离得远远 的,生活在诗意和思念中。这是克尔凯郭尔《重复》里人物际遇。这个虚构的人物 被公开之后,遭到了克尔凯郭尔这位“生身父亲”的批判。“那位年轻的姑娘并非 他的恋人,则是唤醒他身上的诗意并使之成为一个诗人的契机。”一个单纯的男子 在审美爱情实践中几乎使自己成为“无能者”的代名词。 人世间的标准永远都紧随其后的魔镜。不管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观都必须经 过主流生活观察家的审视,克先生也只好随大溜地说他的人物不正常。在这件事上, 他引入了“美感生活”这一生造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我的好恶中并非贬意,因此, 我将以下这两位可以互相映证的作家也归入其中,一个是克先生本人,另一位是诗 人梁小斌。 克先生与心爱的蕾琪娜小姐解除婚约后,处在内心不断逼近永恒暗夜的非常时 期,他写了《重复》这部“挽救”之作,书中那位忧柔的男士正是克先生自己。他 希望女友能够读到这部沤心沥血之作,并奢望蕾琪娜在阅读它时,觉得他本人是个 骗子或者是一个绝望的审美家。并期望达到让她从关系破裂所引起的痛苦中解脱出 来的目的。这同梁小斌那篇著名的被称为终结了朦胧诗时代的《诗人的崩溃》的初 衷相同,“让自身从‘美化自己’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所以克先生他们都把 自己说得一钱不值。 梁小斌试图在“劳动光荣”呼声很高的时代告诉我们他不喜欢劳动,见到劳动 工具之后,有“朋友相见,分外脸红”的感觉。是否像克先生再次见到女友时那样 尴尬不得而知,但他不敢同劳动工具单独相处太长时间,他担心会出岔子。 我们姑且相信那些系着红绸的锄头、镰刀之类成就了梁小斌最初的诗篇,虽然 后来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到“第一次进村”时的那些歌谣,我们仍然不能断 定他没有正话反说的嫌疑。克尔凯郭尔对他的用心供认不讳,并对美感生活的精神 处境进行了“精神失落”分析,得出人的美感生活就是满足和厌倦的交替过程,是 人的异化状态。在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指引下,克尔凯郭尔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失去 了自我选择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在人格转化过程中自我发生了错误关系。因此必须 尊重人的精神品格。同样从黑格尔那里分化出的另一倾向的异化思想,马克思主义 引入了异化劳动分析,认为人的异化是劳动中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梁小斌 认为被迫劳动比自学劳动更加接近真实。 终于,我们绕到了“劳动”这个关键词上了! 在绿化队当工人时的梁小斌,曾经对横七坚八堆在他面前的巨大剪刀心存恐惧。 他说:“我彻夜难眠,明晨该如何在老师傅面前端平剪刀,或者我不去碰劳动工具, 我只钻到灌木深处拔草……”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是要人们脱离现实生活,在宗教中 寻找归宿。梁小斌在这时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躲起来”的策略。至于他是否能够果 真躲过师傅严厉的目光不太重要,我们知道他产生了回避的念头,并不真正针对劳 动本身。 老于世故的师傅是他逃避现实的真正起因。一个笨拙的完美主义者,面对强大 的审察官和口袋里密密麻麻的有关劳动的制度条例,师傅兼监工以及劳动体制的执 行者这三位一体的“万能上帝”一旦动真格的,将剥夺受审者一切权利和尊严。这 是梁小斌最大的担心,在这种全盘掌握在师傅手掌心的权力中心环境中,出逃是他 惟一保存最后一点面子的办法。逃避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前。“我离开工厂,不是以 正当手续离开的,是以逃跑的方式来实现的。”逃离工厂的诗人有他坚定的、正义 的理由,但是,接下来他写道:“逃跑,这类似于犯罪的举动,使我陷入深刻的自 我反思之中。”克尔凯郭尔先生当年以同样的心理对自己产生过怀疑,并且产生了 了他的精神哲学。 “我作为一个诗人在工厂里劳动的时候,的确是像工人们那样好好地干活的。 我推着高大沉重的滑轮车,穿大胶靴的脚在用力……我也像工人们那样在干完活后 擦汗,或者忙于洗澡,或者抽一枝烟,但我的愉快并不仅限于此。我想离开这里。” 他想离开的除了无处不在的审查的目光,是不是还有别的令他窒息的势力? 父亲说:“你成天看蚂蚁上树,谈什么写作?”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一个作家 不写作是不道德的,何况还把时间浪费在看蚂蚁上树这类傻乎乎的事情上。一个诗 人在工厂到底是诗人还是工人,身份如果不能确立,正如克先生所说,在这种双重 身份交替出现的过程中,自我的关系发生了错误――必将导致当事者走上逃跑这惟 一拯救绝望的出路。诗人再次回到另一种劳动形态当中。 犹如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的手掌,“叛逃者”永远处在被控制之中。“我搬砖头, 现在已经是一堵矮墙了,我仔细地数我搬了多少块。有一个搬运工人说:你搬多少 不要与我们的搞混了……不错,我搬多少块砖千万不要与他们的劳动果实混为一谈。” 诗人似乎也曾掠过与其他人打成一片的温暖念头,但是,他被提醒站远点儿。被疏 离出来的劳动者不被正统的劳动队伍接纳,这使他渴望得到劳动权威的肯定和承认。 于是,在师傅面前,他也攒足了劲儿希望能够露一手。“我以自己老实态度拼命干 活,我在用力推车,我以为师傅会赞扬我,我是个爱劳动、肯吃苦的人。我希望别 人对我的劳动下一个良好的评价。但是,好像没有谁知道我在用力推车。师傅干完 活后,拿着毛巾忙着洗澡去了。”天真的小学生没有得逞,于是陷入于无尽烦恼。 这时,诗人才发现了一个普通的真理:劳动本来就是需要用力的,我本来就应该用 力推车。 一个劳动工地上的反叛者一步步地接近劳动既定体制下的真理,证明劳动的确 可以改造人。但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劳动者,仍然离只管出力不必瞎动脑筋的成熟 劳动者的标准还相差很远。他半生不熟地操持着、模仿着行家里手的姿势,但内行 一眼就认出他是个假的,是混进劳动队伍中的一个滥竽充数的二把刀。在劳动殿堂 的诸神面前,一个伪装份子现出了原形。 尽管在神圣劳动的光辉中,一个蹩足的劳动者,一边欣赏红绸飞动的劳动场面, 一边在闪闪发光的镰光中,也激情洋溢地接过刻有自己名字的镰刀,并信誓旦旦地 决心“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开好第一犁”,但他还是被“清洗出来”。原因是: “你能干什么,我们不要这个人!” 劳动教育在他身上显然失败了。 梁小斌在回答采访者的提问时回忆道:“因为我不能正常上班,被合肥制药厂 专门下达红头文件除名。在大雪纷飞的科天,工劳科长冒雪将除名通知书送到我家。 对专程送达公函的人我颇为过意不去,我送他们很远,竟然说:‘实在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跑一趟,本来应当我自己去拿。’”接下来,梁小斌画蛇添足地补充说: “还是我家的老父亲很会说话,他当然对有关方面将我除名不满,但却委婉地说, ‘我这个儿子自从诗歌获了奖,踩了几天红地毯,受到邓颖超接见以后就越来越不 像话了,我们也管不住他’。”他这样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对失去劳动权利的看法。 真实的劳动和劳动的自由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而自由地劳动在克尔凯 郭尔的哲学氛围中是被首先肯定的劳动形式,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自由劳动即 为恢复劳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具体表现。因此,梁小斌的劳动观楔合了他们两者 的共同点。那么,这种自由劳动精神到底反抗的是哪一类劳动?在这篇短文的结尾, 我们将引用梁小斌有关洗衣服和救火的两段描述说明之。“现在我终于坐在小板凳 上开始抽一枝烟。为了配合休息,我还一面摆弄着火钳。妻子在屋里听到响声问: ‘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抽烟。’‘盆里的衣服洗完了吗?’我又回答: ‘洗完了。’我要抽一枝烟,妻子每逢看见我坐下来,就总认为我把家务事已经做 完了。我抽烟,成了一个象征符号,成为可以理解的一天劳顿结束后的隐语……这 就是说,我已经被读懂,被默认。但今天的情况却是这样:我抽烟,那盆衣服根本 还没有洗。”上帝在此时终于插手了,帮助他在灵机一动的时候实现了一个“神圣 的谎言”,这符合上帝爱人的美学原则。如此相仿,克尔凯郭尔情愿糟踏自己的形 象,也不希望固有的和谐遭到粉碎。美感生活着的人,他们的反驳与忏悔几乎同时 发生。而仅就文本而言,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者能够诗意地对待一切。反讽实际 上是一种升华,它表现为自由、超越和对现实的否定。反讽使“诗和诗人者获得了 自由”。当然,心须有一个前提,诗人必须是反讽的主宰,而不是被反讽牵着鼻子 走。 “我看到那场火时,草堆上的火已快烧完了……大家传递木桶和脸盆,开始浇 灭最后的余烟。我坐在自家的门口,并没有过去凑那份热闹。如果我此刻再拎一个 脸盆进入传递的人群,显然不合时宜。混迹于救火的人群,是我羞于表现出来的举 动……我同房间的那个人,此时正心不在焉地传递着木桶。他的裤脚已经被余烟熏 黑了。他在表演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