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4) 小时候我总是受欺负的角色,在家里,如果我妈对我好,安弟为了争宠也会 来打我。经过学校的熏陶,我渐渐也变得蛮横起来。暑假里的一天晚上,我跟安 弟吵架,气急时我一挥手就打了他。我妈见了很生气,就重重地说我,好像还打 了我,我一赌气就跑了,也学人家离家出走了。 其实这时我也不敢走远,也就在大院里到处逛。我无所事事地乱逛到很晚, 忽然院子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她到处叫我“安哥——安哥”。任她怎么叫,我就 是不出声。我妈找不到我,就走出了大院,大概是去我姥爷和舅舅家找我。天很 晚的时候,我躺在一个石凳上看星星。我又听到妈妈一路叫着我的名字走回来, 这时,我故意坐在路边,就让我妈给带回家去了。 两个弟弟已经睡了,我正倔强地站在饭桌前准备挨打,没想这时候我妈却趴 在饭桌上抱头痛哭起来。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我爸也跟着抱着我妈的头,发出凄 厉的哭声。他们哭得特厉害,简直就是号啕大哭。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忙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哭了一会儿,后来是 我爸先站起来,他擦干眼泪,反而对我说:“这事和你没关系,你先睡吧。”然 后,他就去安慰我妈了。我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躺在床上,脑海里仍浮现 着我爸因工作劳累,以致头发全脱落的光头,颤抖着哭泣……我怎样也想不通, 平时不苟言笑的爸爸怎么也会哭得这么伤心。 可能是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那个暑假过后,我爸和我妈就要下放去海南岛劳动了。 我爸后来告诉我,当时准备把我们也带去海南岛的,是吴君慈的爸爸吴济生 叔叔及朱海燕的爸爸朱毅叔叔知道以后,都私下劝我爸我妈不要把孩子带去,海 南岛的条件太艰苦了。我爸妈这才把我们留下,并请奶奶继续照顾我们。临走前, 我妈妈对我说:“我们走了,家里你是老大,是一家之主了。机关里每个月会从 我们工资中扣一百元给你们做生活费。你要学会记账,要常给我们写信。” 没多久他们就去了海南岛,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后来明显感 到机关里的叔叔和阿姨变得怪怪的,以前我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会答 我,现在我叫他们,他们却假装没听见不理我了。只有一个张春生叔叔经常来嘘 寒问暖地关照我们,还大声叫我和弟弟们的名字,毫不顾忌,奶奶说:“张叔叔 最好。” 我爸我妈走后,侨委管总务的叔叔就通知我们搬家。我们被指定搬到海棠院 后面西南角一个小平房里,才十多平方米。一个双架床,我睡上铺,安弟睡下铺 ;奶奶和安末睡一个双人床;房子中间再放一个煤炉,家里就塞得满满当当的。 我的床后面有一个很高的小窗,窗后是篮球场,窗外墙下是侨委大院的煤堆,煤 堆很潮湿,于是,我们的后墙就有一圈一圈的湿的黑印子。 我的脾气从此开始变得很坏。我11岁,安弟8 岁,刚上小学,安末才6 岁。 两个不懂事的弟弟常到处玩,每天吃饭都要找他们回来,有时叫遍整个大院都找 不到,我就到处大声喊,着急了还打他们。 冬天时候,有一次我去上学,那天刮着西北风,看到大院门房的墙上贴着大 布告说:吴昭被划成右派分子,彭光涵右倾,并说他们被下放到海南岛劳动改造。 侨委有个叫小耿的通信员,从小是孤儿,没什么文化。小耿刚来侨委时才十七八 岁,他天生一种怪病,经常要捡烧过的煤核吃,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被治好了。我 小时候,曾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在侨委大院里兜风。小耿叔叔那时候20岁左右, 也被打成了右派。40年以后我们在深圳相见时,他跟我说,“哎呀,你妈妈当年 在被打成右派以前,进出侨委大院都是唱着歌的。”可是,从那段时间之后妈妈 脸上常常挂着悲伤的神情,再也听不到妈妈的笑声和歌声了。 那时我姥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方脸,身材高大,腰板很挺。他喜欢下围棋, 养盆景山水;小时候,他还教我描红,写大字。可那时他已中风了,腿也瘸了, 拄着拐杖,表情木讷,很少说话。他和我舅舅、舅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向舅 舅发牢骚,说机关里的人很坏,翻脸不认人,叫他们“叔叔、阿姨”他们都不理 人,态度很不好。但我每月还要去领生活费,我讨厌跟他们打交道。我舅舅一听 就很紧张地对我说:你们小孩子不懂事,可别乱说话。如果让人家听到传出去可 不得了。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你爸妈虽然犯的可能是 工作上的错误,但人家是把他们当作敌我矛盾来看的。 舅妈是个上海人,跟舅舅是同单位的,在煤炭部。他们是给排水的工程师。 不久,舅舅也经常到大庆油田等地出差,很辛苦。过了一两年,他和舅妈有了小 孩以后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内蒙的乌达矿务局去了。 舅舅一家离开北京以后,我姥爷就请他的一个老棋友来照顾他,但那老先生 也很老了。 侨委大院已经很少见到干部们打球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了。下 班以后都各回各家,侨委大院显得冷清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