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2) “8 ·18”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们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可以参 加游行。有同学把学校的平板三轮车和锣鼓镲弄来了。我们就学蹬三轮和打锣鼓, 我的节奏感很好,一上手就噼噼啪啪地敲得很欢,而且我很快就学会骑三轮车了。 游行的时候我和同学轮流骑着三轮车,敲锣打鼓经过天安门广场,喊着:“毛主 席万岁!”接受毛主席检阅。热闹极了,也好玩极了,一点也不累。那一天,我 们侨委大院的张锐还登上了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他妹妹张小禾在“8 · 31”还在天安门上发了言并和毛主席握了手,在那之前,她和吴君慈曾带领女二 中的红卫兵砸了扬威路的路牌,改成了“反修路”。 往事如烟,如今反思,我们当年那么狂热,是因为此前中国的各级当权派的 权利太大了,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奉命从群众中按定额(一般是百分之五到十) 揪出“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分子”送去劳动改造甚至投进监狱。我爸 和我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反对领导就是反党”。 我爸说,那领导的手下还恶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要是在战争期间,早把你 枪毙了!”而“文革”一开始,当权派都纷纷被打倒了,就好像是真有报应似的。 大家像过狂欢节似的。但是,没想到这“大民主”带来的是大动乱和大劫难。国 家也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因为我妈曾是右派,所以我申请加入红卫兵没被批准。后来社会上掀起“破 四旧”运动的时候,我见到红卫兵在学校里把一些街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弄 到学校里来打,我看了很不舒服。有一次我路过21中的时候,见殡仪馆的大卡车 停在路口,有许多小孩蹬上车轮扒着车帮探头往车里看。我也扒上去看了一眼, 车里摆满了从各中学收来的许多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不一会儿几个殡仪馆的彪形 大汉用担架抬着几具尸体从21中快步走出来,一路吆喝着驱赶看热闹的人们。他 们来到车前,把后门打开,把尸体甩上车,再把后门关上,然后攀上卡车,坐在 尸体堆的两侧,面无表情地扬长而去。 后来我们班里也开始开会批判一些同学,那时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我的好朋友王开平也被骂“狗崽子”,我很气愤,就跟骂他 的红卫兵同学吵了起来。因为吵了架,有很多同学怕我吃亏,就帮我在学校开了 证明,当晚我们就离开北京去“大串联”了。同学姚震的爸爸是北京火车站的主 要领导干部,他带着我、侯红军、刘安阳,不买票就上了火车。 那时我19岁,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北京出远门。 我兴奋地把头探出车窗外,迎着风看那疾驰着的田野、乡村……突然,一块 黏糊糊的小东西“啪”地一下糊在我的脸上。我用手一抹,见是黄黄的、臭臭的 ——是前边窗口的小孩儿拉的屎,他妈随手扔出窗外,风把那其中一小块儿吹到 了我的脸上。我在同学们的笑声中去洗手间洗脸。 车到天津站,站台上有许多叫卖天津“狗不理”包子的手推车,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我要了两盒,售货员从车窗把包子递了上来。包子是用木片盒装着的 (就是做火柴盒用的那种木片),一盒四个包子。我用刚洗过小孩儿屎的手抓起 包子分给同学吃。那包子真是隔皮儿见馅儿,咬一口下去,汤汁顺嘴流。等火车 开了,我们把包子也吃完了,我才后悔没有多买几盒。要知道那时候才刚经过 “三年困难时期”,这包子又不要粮票、油票、肉票。如今时隔40年,无论是1991 年我去天津采访时,在“狗不理”包子铺买的包子,还是在广州超市买的速冻 “狗不理”包子,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了。 第一次乘火车旅行虽然以“大串联”为名,但我们也只是把同学带来的传单 在火车上撒了撒,主要还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去了上海、南昌和武汉, 每个城市只逛了两三天,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在南京,火车在晨曦中开上渡轮过 长江;上海的早晨街边摆了许多马桶;武汉大学的风景很美丽;信阳车站卖的烧 鸡真好吃……那时候,“大串联”才刚开始,火车上并不拥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