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5) “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 此时的学校已基本上没什么人管了。那时候,不论什么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 都可以加入红卫兵,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叫《红五星》的红卫兵组织, 还到学校办公室去开了证明,刻了个公章,还照猫画虎地写了个宣言,盖上章贴 出去。有个同学会画漫画,我们还把从各地带回来的传单刻成蜡版印出来,然后 就骑着自行车把漫画和传单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去贴。 12月26日刘安阳等几个同学告诉我,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展览馆剧 场开“破私立公”的大会,我们就一起去看热闹。我们来到那里时,里边已经是 人头涌涌的了,我们挤过人群,在楼上雅座凭栏下望。会场上很多人都穿着旧军 装,还有穿将校呢的。开始登台的是我的小学同学孔丹,我记得他当年很会画画, 长大以后仍是很斯文的样子。由于那时很多革干子弟和军干子弟家里都受到冲击, 父母被“打倒”,那些年轻的初中生火气很大,他们说起话来还是那副“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架势。孔丹原本还在台上维持秩序,但怎么也 压不住,会场气氛沸沸扬扬的。 那时人民大会堂经常举行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红卫兵各派都可以上 台发表言论。对这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跟那些组织也没有什么联系。王开平则 不同,他经常去人民大会堂,还在学校里弄了一间小杂物房,在里面堆放各种各 样的传单,还经常在里面刻蜡版。我们有时也去帮忙。据王开平说,人民大会堂 的主席台上坐的都是周恩来、陈毅以及江青、张春桥之类的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 首长和政府领导。1967年4 月3 日,有人在讲台上宣布成立“四·三”派,提出 了他们的革命主张。而王开平他们这一派主张大联合,不论出身,一起复课闹革 命。4 月4 日那天,王开平上讲台发了言,他在发言里打出了“四·四”派的招 牌。后来,这“四·四”派的影响还挺大的,我们去西双版纳就是由这帮比较温 和的同学组织的。 1967年春天,一个蓝天白云的早晨,我们五六个同学约好了骑车去南口爬长 城。大家是念叨着毛主席诗词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句子,意气风发地上路的。 那时中国高等级的公路还很少,而北京的公路都是战备公路,很宽,路两边 种着高大的白杨树,公路上可以跑汽车也允许跑马车。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的大马 车有不少是套着两三匹高头大洋马的。那些大洋马像杂技团里的一样,走起来昂 首挺胸,四个像饭盆大的蹄子前后翻飞,喀喀作响,可帅了。我背着相机,身后 还挎了一支气枪,骑着跟了我五六年的飞鸽牌。路上车少的时候我就大撒把,两 手腾出来吹笛子,那烤蓝色的飞鸽牌自行车就像长在我腿上一样。就这样我一路 吹着笛子,骑行了好几十公里,来到南口山脚下。 我们爬山时已是下午,塞北的风沙迎面吹来,而且越刮越大,车也骑不动了, 只好推着车往上爬。爬了很久,却始终没见到八达岭长城。直到天快黑了,也不 知道我们究竟离长城还有多远,最后,还是没有爬上长城就下来了。看来我们就 不是当好汉的料。下山途中,我们找到我的初中同学陈国俊上学的铁路中专学校, 我们就在他那里住了一晚。与陈国俊久别重逢,他告诉我,他是学电气机车的, 正在等分配。中国只有宝成铁路有一段电气化铁路。他在“大串联”的时候去看 过。那里已经“积累”了大批大学生和中专生“人才”,他们都无所事事,整天 拿着根长棍,在山洞隧道里巡视,把电线上结的冰柱子给捅下来。他对自己的前 途忧心忡忡。 1967年,各种各样的热闹我已经看腻了,开始迷上冲洗照片。我到旧货商店 里掏来凸透镜、铁管和木板,用家里的一个破暖瓶的铁壳攒了一个放大机;又到 东四大街的照相馆买相纸的边角料,那里还有像到商店打酱油一样论斤卖的显影 药和定影药。没有放大镜头,我就把相机后盖打开,把快门用橡皮筋固定在B 门, 然后把相机固定在放大机上,就可以把照相机的镜头当作放大镜头用了。就这样, 我在家里放大在大串联时照的相片和我们家的老照片。好在我爸有个好习惯,我 家的所有底片他都放在一个布袋子里保存着。由于北京的气候干燥,底片都没有 发霉。我把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几乎都挑着放了一遍。我是随时准备可能分配工作 或者去当兵,将要离开家,远走高飞了,身边得带上一本我家的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