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相濡以沫的日子(4) 菜园里还有一个难忘的景象就是:每当烈日当头,我中午挑粪到菜地,都会 见到粪池上密密麻麻地落满了五彩缤纷的蝴蝶。它们大小不一,花纹各异,翅膀 呼扇呼扇的,它们不时还上下翻飞,翩翩起舞,那景象比任何蝴蝶博物馆里的展 览可漂亮得多了。我曾经抓了两只巴掌大的色彩斑斓的蝴蝶做成标本,放在信封 里寄给我妈妈。 在西双版纳我经常写信给我妈和我爸。我妈每次都及时给我回信。我们的信 都很长。信里的妈妈从来不发脾气,政策水平很高,而且慈祥、温柔。我妈的字 特漂亮,信封上总贴着新近发行的纪念邮票。有毛主席诗词的,有毛主席和林彪 检阅红卫兵的……我至今仍保留着几十封这样的信。后来,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 当我问起我妈妈,我给他们写的信是否还在时,她说:因为怕被抄家,她把家里 存的信和祖传的几十个黄绫子奏折等东西都烧了;连大衣柜门上浮雕的飞天巨龙 也让我弟弟用刨子推掉,用黑漆涂上了;我姥爷留下来的绿色鲨鱼皮刀壳、带一 双象牙筷子的蒙古腰刀,被“处理”掉了;我奶奶从新加坡寄来的饼干铁盒上的 裸女像也被刮掉了…… 我的哭,像狼在嚎 梦是迟早要破灭的。“文化革命”的风潮终于还是吹到了西双版纳。昆明两 派武斗和政治斗争见出了分晓,以“站队划线”为旗帜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当时 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着“红宝书”,排着队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有 同学认为是“红海洋”式的“极左”形式。他的私语被个别同学汇报了,总场还 派了工作组来组织学习,并批判“错误思想”。我记得赖万京在宿舍里唱起了样 板戏《红灯记》里的选段:“小铁梅出门在外,防野狗……”然后还说:“以后 咱再也不先知先觉了!”我从那时候开始对样板戏有了好感。那时,我开始预感 到,我们虽与政治旋涡的中心北京已远隔数千公里,但可能终究逃不过去。 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 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 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生产队。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王广丰和李承安 等老工人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和菠萝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 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鼻子一酸,就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 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后来,老李告诉我,那天他们老工人也哭了。 我和曾塞外、王惠民和安仲凯四个“老高三”的男生去了前哨六队。前哨六 队地处中缅边境最前沿的山口下面。境外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地区,属国民党 “残匪”控制的地方。由于“敌情”紧张,所以,这个队的几十位“老工人”都 是1965年刚退伍的老兵,他们当兵的时候是铁道兵,是修建成昆铁路的。成昆线 横穿横断山脉,沿途几乎都是高山峡谷,那里的地质构造又非常复杂,铁路要穿 过许多山洞,所以,当年修路的铁道兵工作非常艰苦。现在在成昆铁路旁还留下 许多当年在施工中遇险牺牲的战士的坟墓。我们队的这些老退伍兵都有许多故事, 也有许多牢骚。他们身上带着一股痞劲,但很豪爽,很好打交道。退伍兵来自云 南各个地方,有的是少数民族,很多才结婚不久,婆娘们大部分是从老家娶回来 的,大家一起干活时常开玩笑,嘻嘻哈哈的。我们队还有几位60年代初下乡的昆 明和四川的“老知青”。一个生产队大人小孩将近100 人,我们被分到不同的班。 我们队是武装连队。每人都配了枪,这些枪都是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有 7.62毫米带枪刺的苏制步枪,有转盘式冲锋枪,还有转盘式机关枪。我的枪是苏 联制的卡宾枪,好像没有发子弹。枪刚拿到手时我拆呀玩呀,玩得很熟了,但没 几天就玩腻了。房子虽然是砖瓦房,但很潮湿,过不久枪都生锈了。 我们四个同学来前哨六队是曾塞外牵头的,他是北京化工学院附中毕业的, 生性幽默,鬼点子多,个子不高,两只大眼睛滴溜圆还有点鼓,大嘴巴总爱笑, 一看就像坏人,但他其实心地善良,很善解人意。曾塞外的父亲是江西老红军出 身的将军,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文革”期间,他爸怕他学坏,还曾把他送 去内蒙的部队当了几个月兵,所以他很快就和队里的老退伍兵们混熟了,经常在 一起开一些很痞,甚至很荤的玩笑。王惠民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他“文革”中 潜心学医,会扎针灸,又看了很多“赤脚医生”的书,所以他当了队里的卫生员。 有一次,我在山上管理林地时,和大家一起弄到一个大马蜂窝,里边有很多蜂蜜。 我们就把它分着吃了。可是回到宿舍后,我的肚子就绞疼得厉害,王惠民就在我 肚子上扎了一针,肚子立刻就不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