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回城,成家(6) 通过《摄影画报》,我也知道了它的出版人陈复礼。陈复礼先生是越南华侨, 也是个成功的商人。1960年他创办了香港《摄影艺术》杂志,1964年创办了《摄 影画报》杂志。在当时,做这么精美的摄影杂志肯定是要赔钱的,可见陈先生 “发烧”得够可以的。他和当时的执行编辑麦烽以及潘日波、罗苏民、简庆福、 黄贵权,还有邱良、冯汉纪等摄影师,把当时香港沙龙摄影的氛围经营得特别温 馨而文气,至今都让我很羡慕。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香港沙龙除了文人画意的传统 以外,还有以法国摄影家布勒松提倡的“决定性的瞬间”主导下的纪实摄影的传 统,他们的镜头也关注民生和市井生活,尤其是陈迹、麦烽和邱良等人的作品颇 显功力。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拍的渔家生活、工业展览会和香港闹水荒时的百姓等 照片。可以说,那时候的香港是中国摄影界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八 九十年代,在香港的画意摄影影响下的内地主流摄影,如今看来多了许多艳俗、 唯美、商业气息和匠气,少了那份文气和关注民生的情怀。这都是后话了。 1977年的春季广交会时,我爸爸告诉我:他的朋友、港商陈复礼是世界著名 的摄影家,要我带上作品去向他拜师学艺。在东方宾馆,陈复礼先生耐心地给我 指出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并给我以鼓励。改革开放后,因我父亲和陈复礼都是政 协委员,常常见面,我也有机会不断看到陈复礼先生的最新大作,如《井冈山》、 《黄山》,还有后来的《九寨沟》等。 我就这样玩起了沙龙摄影。那时,搞风花雪月的摄影还有“小资产阶级情调”、 “自由化”之嫌,正统的摄影展览和国内的报纸上的照片都是那种“假、大、空”、 “高、大、全”的“为政治服务”的照片。 毛主席去世后不久,从北京和香港来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朋友们串门的频 率越来越快。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哥们儿郭晓鸣、胡龙沙、徐立昕(外号老傻)、 李新民(外号老土)等来到我家,很神秘地把门先关好,向我们全家告知一个重 要的消息:“‘四人帮’被抓啦!”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当时,我妈刚从 北京搬来,她还很害怕,生怕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被外人听见。我爸只是听着, 不说话。我和我弟弟都非常兴奋。朋友们告别我家以后,又骑车去别人家“传播 小道消息”去了。 没过多久,小道消息真的变成大道消息了。全城的老百姓都上街游行庆祝, 我家楼下的泰康路上人头涌涌…… 我记得是第二年的春节,广州全城的老百姓都在放烟花、爆竹,天空都被映 照得红彤彤的了,那叫痛快! 30岁那年,我终于有老婆了 1977年,我已经30岁了。自从我妈也来到广州以后,她就紧着为我到处托人 找对象。我的一帮哥们儿也都出动了,可是相了好多个也谈不成。家长都坐在旁 边,双方都怪紧张的。我妈说:“你看人家安弟都已经谈了一大串了,这安哥连 一个也还没谈上呢。”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那时候的广州可不像现在这样满街都是靓女如云,有点 姿色的姑娘都愿意嫁个有“南风窗的”。连女知青都有去偷渡的。再说,人家本 地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初来乍到的连广州话都不会说,当然就难点儿。何况, 哥哥不是吹牛皮,咱在西双版纳可是见过世面的,我们那儿可都是来自全国几个 最大城市的知青,有成千上万好姑娘。北京姑娘大方、泼辣;上海姑娘漂亮、会 过日子;成都和重庆的女孩聪明、伶俐;昆明女生淳朴、贤惠。我这西双版纳的 兵团宣传队队长的眼光能低了么?怎么也得按我们队里能歌善舞的女队员的模子 来挑不是?不过这话可不能跟我妈说。其实,我的心里也急着呢,知青里数我们 “老高三”的年龄最大,都30岁了,能不急吗!再不急,好的都被人家挑走了, 拣剩儿去吧。 终于,王江洲他弟弟王海宁的单位来了一个刚回城的女知青,叫张小萍,28 岁。她是回老家江苏宜兴插队的,在那里待了七八年,还参加过县的宣传队唱样 板戏。她的父母是南下干部。通过海宁,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相片。她的照片是一 张大一寸的标准相,样子还行。于是,江洲、海宁的妈当媒人,我们在他们家见 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约会。记得那时候我正在电影机械厂学徒,上夜班。所以 我和小萍时常相约中午在流花湖公园见面,那里离她的单位比较近。最近小萍还 笑话:我们当年第一次约会,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相互之间还保持着那么宽的距 离。我妈对小萍挺满意的,老在催我快点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在旁边听着的 “老土”趁我妈不在的时候教我:“安哥你别太老实了,老是干坐着谈。女的喜 欢你动手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