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节:回城,成家(9) 我曾经在西双版纳疆锋五队和我们55个同学一起接受过某中央级画报的记者 组的采访。当时他们对我们这些俊男靓女的生活和工作并不感兴趣,把我们组织 到操场上、茅草屋边,围坐在一起看毛主席著作,摆好姿势给他们拍照。那时候 的报刊和画报上所看到的照片都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刻板图像,它们和我们身边 千姿百态的生活、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丰富多彩的人生悲喜剧,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中新社虽然也有各种各样教条的束缚,但是比当时国内主流媒体要宽松很多, 因为我们是对海外华侨港澳的报刊杂志供稿的,如果稿件宣传味太浓,摆出“我 党、我军、我国人民”的架势,人家就根本不用,那样就等于白干了。建国初期 中新社刚成立时候,是由一些海内外的许多著名报人担任理事和编辑记者的。由 于我们的任务是为港澳华侨服务,所以它虽然也是中国两大国家通讯社之一,但 前辈们已确立了“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宗旨;新闻写作中讲究“有赞有弹”。在 “文革”前,我们不报道政治运动,主要关注中华文化、大好河山以及名人和侨 乡的百姓生活。而且我们中新社的记者编辑每天可看到世界各地四十多份华文报 刊,对我开阔眼界以及后来能够得风气之先,也是个很有利的条件。 22年后,2001年,经领导鼓励,我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哥哥不是吹 牛皮,我22年前的自我设计基本都实现了:我没有当过官,没有评过职称,54岁 退休的时候还是个“科级记者”,在我们这一行,只要入行转正以后,就是“科 级记者”。其间我当然会遇到许多委屈,但有我在西双版纳7 年生活的经历垫底, 这些委屈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在工作中,我已经把“以民间的面目出 现”蜕变为了“民间的立场”,我的镜头始终保持着民间的视角。这才是最重要 的,我在此后的摄影和策展中能有一定的成绩,除了得益于专业技术的磨练和文 化知识的积累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民间立场”的坚持。 哥哥不是吹牛皮!我至今仍然喜欢摄影,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总能 拍到一些很棒的照片。我总能够在摄影中发觉更多的趣味,所以,干摄影,我不 觉得累。 1979年我有女儿了 我们分社的办公室在海珠广场旁的省侨办的二楼,是在大堂里隔成的一大一 小两个办公室。小的是社长和副社长的办公室,大的办公室很密实地摆了二十多 个办公台,此外在楼道口的旁边还隔了一个约十多平方米的暗房。分社里大部分 是五六十岁的老编辑,他们都是解放前或是解放初参加工作的老知识分子,都是 一脸沧桑,其中有四五个曾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过。他们为人谨慎、客 气、周到;在工作上刻苦、认真;对稿件中的每个词、每句话都要认真核对。还 有两位比我大9 岁和7 岁的中年记者钟征祥和方远生,他们在“文革”前就当过 记者了,业务熟练,各有专长,整天在外面跑,见多识广,嗓门儿也最大。剩下 的就是我和几个比我小5 到7 岁的新手。我们摄影部发稿,要在当天冲出胶卷后 印出小样,交领导审批后,再放大成6 寸照片,寄到香港,由香港分社分发到香 港各大报馆,并寄往世界各地的中文报刊。因此,每张发稿的底片,要放大8 到 10张照片,加上,每组稿件要发多个画面供报馆选择,所以,一组稿子要放大几 十张,甚至上百张照片。在办公室里,裁纸刀“哐当,哐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分管图片报道的副社长简捷,身材高大,温文尔雅,是解放前香港“左派” 报纸的名记者。他告诉我,1958年反右斗争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右派名额凑不够, 于是他自告奋勇地当了右派,哪知道右派还要被送去劳改。我们摄影组组长黄永 照,是解放初从照相馆的学徒工转行进入中新社当记者的。他业务熟练,摄影技 术精湛。刚开始时,我们摄影组只有四台刚从珠江电影制片厂取回的德国产的老 禄来福莱相机,是“文革”初中新社解散时寄存在那里的。镜头已经发霉了,我 干脆用我自己家的相机。我第一次采访一位名人之前,我去请教一位老前辈,他 告诉我:“你是记者了,脸皮要厚一点。”那次采访的是谁,拍的什么照片,我 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当时紧张得满头是汗的样子我还记得。不久,已经调 回北京中新社总社电影部的吴岳叔叔,带着整班人马来广州拍一个纪录片,片名 叫《花城》。他把我借去当他的摄影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