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因为是光荣烈属,建国后,她当上了村里的第一任妇女主任,妇女主任应该是 党员。组织上想发展她入党,她犹豫了,听说入党之后还要交党费,还要参加各种 各样的活动和会议,她更犹豫了。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寡妇,从哪方面考虑都不合适。 “我能管好我家这几个人就中了,哪儿还有力气操那闲心。”她说。 她谢绝了。但是后来时兴人民公社大食堂,她以烈属身份要求去当炊事员。 “还不是为了能让你爸爸多吃二两。”她说。 随着我们这几个孩子的降生,家里的生活越来越紧巴。在生产队里的时候,因 为孩子们都上学,爸爸妈妈又上班,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力挣工分,年终分配到的粮 食就很少,颗颗贵似金。肯定不够吃,得用爸爸的工资在城里再买。这种状况使得 她对粮食的使用格外细腻。她说有的人家不会过,麦子刚下来时就猛吃白面,吃到 过了年,没有多少白面了,才开始吃白面和玉米面杂卷的花馍。后来花馍里的白面 也吃不上了,就只好吃纯黄的窝窝头,逢到宾来客往,还得败败兴兴地去别人家借 白面。到了收麦时节,这些人家拿到地里打尖儿的东西也就只有窝头。收麦子是下 力气活儿,让自己家的劳力吃窝头,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简直就是丢人。 她从来没有丢过这种人。从一开始她就隔三岔五让我们吃花馍,早晚饭是玉米 面粥,白面只有过年和收麦时才让吃得尽兴些。过年蒸的白面馍又分两种,一种是 纯白面馍,叫“真白鸽”。主要用于待客。另一种是白面和白玉米面掺在一起做的, 看起来很像纯白面馍,叫“假白鸽”。主要用于自家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客人当然得吃好的。”她说,“自己家么,填坑不用 好土。——也算好土了。” 杂面条也是我们素日经常吃的。也分两种:绿豆杂面和白豆杂面。绿豆杂面是 绿豆、玉米、高粱和小麦合在一起磨的。白豆杂面是白豆、小麦和玉米合在一起磨 的。杂面粗糙,做不好的话豆腥味儿很大。她却做得很好吃。一是因为搭配比例合 理,二是在于最后一道工序:面熟起锅之后,她在勺里倒一些香油,再将葱丝、姜 丝和蒜瓣放在油里热炒,炒得焦黄之后将整个勺子往饭锅里一焖,只听嗤啦一声, 一股浓香从锅底涌出,随即满屋都是油亮亮香喷喷。 那时候没法子吃新鲜蔬菜,一到春天就青黄不接,她就往稀饭里放榆叶,黑槐 叶,蛐蛐菜,马齿菜,荠菜和灰灰菜,还趁着四季腌各种各样的酱菜:春天腌香椿, 夏天腌蒜苗,秋天腌韭菜,辣椒,芥菜,冬天腌萝卜和黄菜。仅就白菜,她就又分 出三个等级,首先是好白菜,圆滚滚,瓷丁丁。其次是样子好看却不瓷实的,叫青 干白菜。最差的是只长了些帮子的虚棵白菜。她让我们先吃的是青干白菜,然后是 好白菜。至于虚棵白菜,她就放在锅里煮,高温去掉水分之后,再挂在绳子上晾干, 这时的白菜叫做“烧白菜”。来年春天,将烧白菜再回锅一煮,就能当正经菜吃。 有几年春天,她做的这些烧白菜还被人收购过,一斤卖到了三毛钱。 “它们喂人,人死了埋到地下再喂它们。”每当吃菜的时候,她就会这么说。 一切东西对她来说似乎都是有用的:玉米衣用来垫猪圈,玉米芯用来当柴烧。 洗碗用的泔水,她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泼掉,不是拌鸡食就是拌猪食。我家要是没 鸡没猪,她就提到邻居家,也不管人家嫌弃不嫌弃。“总是点儿东西,扔掉了可惜。” 她说。内衣内裤和袜子破了,她也总是补了又补。而且补的时候,是用无法再补的 那些旧衣的碎片。“用旧补旧,般配得很。”她说。我知道这不是因为般配,而是 她觉得用新布补旧衣就糟蹋了新布。在她眼里,破布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色布,那 就当孩子的尿布,或者给旧衣服当补丁。另一种是花布,就缝成小小的三角,三角 对三角,拼成一个正方形,几十片正方形就做成了一个花书包。 路上看到一块砖,一根铁丝,一截塑料绳,她都要拾起来。“眼前没用,可保 不准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宁可让东西等人,不能让人等东西。”她说。 “你奶奶是个仔细人哪。”街坊总是对我们这么感叹。 这里所说的仔细,在我们方言中的含义就是指“会过日子”,也略微带些形容 某人过于吝啬的苛责。 她还长年织布。她说,年轻时候,只要没有什么杂事,每天她都能卸下一匹布。 一匹布,二尺七寸宽,三丈六尺长。春天昼长的时候,她还能多织丈把。后来她学 会了织花布,将五颜六色的彩线一根根安在织布机上,经线多少,纬线多少,用哪 种颜色,是要经过周密计算的。但不管怎么复杂,都没有难倒她。五十年前,一匹 白布的价是七块两毛钱,一匹花布的价是十块六毛钱。她就用这些长布供起了爸爸 的学费。 纺织的整个过程很繁琐:纺,拐,浆,落,经,镶,织。织只是最后一道。她 一有空就坐下来摩挲那些棉花,从纺开始,一道一道地进行着,慢条斯理。而在我 童年的记忆中,每每早上醒来,和鸟鸣一起涌入耳朵的,确实也就是唧唧复唧唧的 机杼声。来到堂屋,就会看见她坐在织布机前。梭子在她的双手间飞鱼似的传动, 简洁明快,娴熟轻盈。 生产队的体制里,一切生产资料都是集体的,各家各户都没有棉花。她能用的 棉花都是买来的,这让她很心疼。一到秋天,棉花盛开的时节,我和姐姐放学之后, 她就派我们去摘棉花。去之前,她总要给我们换上特制的裤子,口袋格外肥大,告 诉我们:“能装多少是多少。”我说:“是偷吧?”她就“啪”地打一下我的脑袋。 后来,她织的布再也卖不动了。再后来,那些布把我们家的箱箱柜柜都装满了, 她的眼睛也不行了,她才让那架织布机停下来。 她去世那一年,那架织布机散了。 小学毕业之后,我到镇上读初中。三里地,一天往返两趟,是需要骑自行车的。 爸爸的同事有一辆半旧的二十六英寸女车,爸爸花了五十块钱买了下来,想要给我 骑。却被她拦住了。 “三里地,又不远。我就不信会把脚走大了。” “已经买了,就让二妞骑吧。” “她那笨手笨脚的样儿,不如让二宝骑呢。”此时我的二哥正在县里上高中。 他住校,两周才回家一次。我可是每天两趟要去镇上的啊。 爸爸不说话了。我深感正不压邪,于是决定要为自己的权利做斗争。一天早上, 我悄悄地把自行车推出了家门。谁知道迎头碰上了买豆腐回来的她,她抓了我一把, 没抓住,就扭着小脚在后面追起来。我飞快地蹬啊,蹬啊。骑了一段路,往后看了 看,她不追了,却还停在原地看着我。 我知道这辆车我大约只能骑一次了,顿时悲愤交加。沿路有一条小河,水波清 澈,浅不没膝,这时候,一个衣扣开了,我懒得下车,便腾出左手去整衣服,车把 只靠右手撑着,就有些歪。歪的方向是朝河的。待整好衣服,车已经靠近河堤的边 缘了,如果此时纠正,完全不会让车出轨。鬼使神差,我突然心生歹意,想:反正 这车也不让我骑,干脆大家都别骑吧。这么想着,车就顺着河堤冲了下去。——在 冲下去的一瞬间,我清楚地记得,我还往身后看了看,她还在。一阵失控的跌撞之 后,我如愿以偿地栽进了河里。河水好凉啊,河草好密啊,河泥好软啊。当我从河 里爬起来时,居然傻乎乎地这么想着,还对自己做了个鬼脸。 那天上学,我迟到了。而那辆可爱的自行车经过这次重创之后,居然又被修车 师傅耐心地维修到了勉强能骑的地步。我骑着它,一直骑到初中毕业。 很反常的,她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看来是被我的极端行为吓坏了。我居 然能让她害怕!这个发现让我又惊又喜。于是我乘胜追击,不断用各种方式藐视她 的存在和强调自己的存在,从而巩固自己得之不易的家庭地位。每到星期天,凡是 有同学来叫我出去玩,我总是扔下手中的活儿就走,连个招呼都不跟她打。村里若 是演电影,我常常半下午就溜出去,深更半夜才回家。若是得了奖状回来,我就把 它贴在堂屋正面毛主席像的旁边,让人想不看都不成。如果还有奖品,我一定会在 吃晚饭的时候拿到餐桌上炫耀。每到此时,她就会漫不经心地瞟上一眼,淡淡道: “吃饭吧。” 她仍是不喜欢我的。我很清楚。但只要她能把她的不喜欢收敛一些,我也就达 到了目的。 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焦作市中等师范学校。按我的本意,是想报考高中的, 但她和爸爸都不同意。理由是师范只需要读三年就可以参加工作,生活费和学费还 都是国家全额补助的,而上高中不仅代价昂贵且前程未卜。看着我愤愤不平的样子, 爸爸最后安慰我说,师范学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参加高考。只要我愿意,也可以在 毕业那年参加高考。于是去师范学校报到那天我带上了一摞借来的高中旧课本。我 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但是,毕业那年,我没有参加高考。我已经不愿意上大学了。我想尽早工作, 自食其力。因为我师范生活的最后一年冬天,我没有了父亲,我知道自己面临的首 要任务就是养活自己。 大约是为了好养,父亲是个女孩子名,叫桂枝。小名叫小胜。奶奶一直叫他小 胜。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照片成了遗像,我在心里悄悄地叫了一声“小胜”,突然觉 得,这个名字和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的名字排在一起非常有趣:小强小丽小杰小让, 而他居然是小胜。听起来他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的父亲,而像我们的长兄。 父亲是患胃癌去世的。父亲生前,我叫他爸爸。父亲去世之后,我开始称他为 父亲。——一直以为,父亲,母亲,祖母这样隆重的称谓是更适用于逝者的。所以, 当我特别想他们的时候,我就在心里称呼他们:爸爸,妈妈,奶奶。一如他们生前。 至于我那从来未曾谋面的祖父,还是让我称他为祖父吧。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奶奶对于父亲这个独子的感觉,我想只有这个字最恰当: 怕。从怀着他开始,她就怕。生下来,她怕。是个男孩,她更怕。祖父走了,她独 自拉扯着他,自然是怕。女儿夭折之后,她尤其怕。他上学,她怕。他娶妻生子, 她怕。他每天上班下班,她怕。——他在她身边时,她怕自己养不好他。他不在她 身边时,她怕整个世界亏待他。 父亲是个孝子,无论她说什么,他都俯首帖耳。表面上是他怕她,但事实上, 就是她怕他。 没办法。爱极了,就是怕。 从父亲住院到他去世,没有一个人告诉奶奶真相。她也不提出去看,始终不提。 我们从医院回来,她也不问。一个字儿都不问。我们主动向她报喜不报忧,她也只 是静静地听着,最多只答应一声:“噢。”到后来她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父 亲的遗体回家,在我们的哭声中,她始终躲着,不敢出来。等到入殓的时候,她才 猛然掀开了西里间的门帘,把身子掷到了地上,叫了一声:“我的小胜啊——” 这么多天都没有说话,可她的嗓子哑了。 我回到了家乡小镇教书。这时大哥已经在县里一个重要局委担任了副职,成了 颇有头脸的人物。姐姐已经出嫁到离杨庄四十多里的一个村庄,二哥在郑州读财经 大学。偌大的院子里,只有我,妈妈和她三个女人常住。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信了 基督教。此时也已经退休,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间奔走忙碌,把充裕的时间奉献给 了主。家里剩下的,常常只有我和她。——不,我早出晚归地去上班,家里只有她。 至今我仍然想象不出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只知道她一天天地老 了下去。不,不是一天天,而是半天半天地老下去。每当我早上去上班,中午回来 的时候,就觉得她比早上要老一些。而当我黄昏归来,又觉得她比中午时分更老。 本来就不爱笑的她,更不笑了。我们两个默默相对地吃完饭,我看电视,她也坐在 一边,但是手里不闲着。总要干点儿什么:剥点儿花生,或者玉米。坐一会儿,我 们就去睡觉。她睡堂屋西里间,我睡堂屋东里间。母亲回来睡东厢房。 每当看到她更老的样子,我就会想:照这样的速度老下去,她最终会变成什么 样呢?一个人,每天每天都会老,最终会老到什么地步呢? 她的性情比以往也有了很大改变。不再串门聊天,也不允许街坊邻居们在我家 久坐。但凡有客,她都是一副木木的样子,说不上冷淡,但绝对也谈不上欢迎。于 是客人们就很快讪讪地走了。我当然知道这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就劝解她,说她应 该多去和人聊聊,转移转移情绪。再想有什么用?反正父亲已经不在了。她拒绝了。 她说:“我没养好儿子,儿子走到了我前边儿,白发人送黑发人,老败兴。他不在 了,我还在。儿子死了,当娘的还到人跟前举头竖脸,我没那心劲儿。” 她硬硬地说着。哭了。我也哭了。我擦干泪,看见泪水流在她皱纹交错的脸上, 如雨落在旱地里。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着她哭。我想找块毛巾给她擦擦泪, 却始终没有动。即使手边有毛巾,我想我也做不出来。我和她之间,从没有这么柔 软的表达。如果做了,对彼此也许都是一种惊吓。 父亲的遗像,一直朝下扣在桌子上。 有一天,我下班早了些,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摸着父亲那张扣着的遗像。她说: “上头我命硬,下头二妞命硬。我们两头都克着你,你怎么能受得住呢?是受不住。 是受不住。”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又难过,又委屈。原来她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原来她还是 一直这么在意我的命硬,就像在意她的。——后来我才知道,她生于正月十五。青 年丧夫,老年丧子,她的命是够硬的。但我不服气。我怎么能服气呢?父亲得的是 胃癌,和我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们并没有偷了父亲的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栽 赃?我不明白她这么做只是因为无法疏导过于浓郁的悲痛,只好自己给自己一个说 法。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怎么可能明白呢?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当时什么都没 说。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伤相比,没有发作的比重。 工资每月九十八元,只要发了我就买各种各样的吃食和玩意儿,大包小包地往 回拿。我买了一把星海牌吉他,月光很好的晚上就在大门口的石板上练指法。还买 了录音机,洗衣服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听着费翔和邓丽君的歌声。第一个春节来临之 前,我给她和妈妈各买了一件毛衣。每件四十元。妈妈没说什么,喜滋滋地穿上了, 她却勃然大怒。——我乐了。这是父亲去世后,她第一次发怒。 “败家子儿!就这么会花钱!我不穿这毛衣!” “你不穿我送别人穿。”我说,“我还不信没人要。” “贵巴巴的你送谁?你敢送?”她说着就把毛衣藏到了箱子里。那是件带花的 深红色对襟毛衣。领子和袖口都镶着很古典的图案。 九十八元的工资在当时已经很让乡里人眼红了,却很快就让我失去了新鲜感。 孩子王的身份更让我觉得无趣。第二个学期,我开始迟到,早退,应付差事。校长 见我太不成体统,就试图对我因材施教。他每天早上都站在学校门口,一见我迟到 就让我和迟到的学生站在一起。我哪能受得了这个,掉头就回家睡回笼觉。最典型 的一次,是连着迟到了两周,也就旷工了两周。所有的人都拿我无可奈何,而我却 不自知——最过分的任性大约就是这种状况了:别人都知道你的过分,只有你不自 知。 每次看到我回家睡回笼觉她都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一个放着人民教师这样光 荣的职业却不好好干的女孩子,她在闹腾什么呢?她显然不明白,似乎也没有兴致 去弄明白。她只是一到周末就等在村头,等她的两个孙子从县城和省城回来看她。 ——她的注意力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从父亲身上分散到了孙子们身上。每到周末,我 们家的饭菜就格外好:猪头肉切得细细的,烙饼摊得薄薄的,粥熬得浓浓的。然而 只要两个哥哥不回来,我就都不能动。直到过了饭时,确定他们不会回来了,她才 会说:“吃吧。” 我才不吃呢。假装看电视,不理她。 “死丫头,这么好的饭你不吃,不糟蹋东西?” “又不是给我做的,我不吃。” “不是给你做的,给狗做的?” “可不是给狗做的么?”我伶牙俐齿,一点儿也不饶她,“可惜你那两只狗跑 得太远,把家门儿都忘了。” 有时候,实在闲极无聊,她也会和我讲一些家常话。话题还是离不开她的两个 宝贝孙子:大哥如何从小就爱吃糖,所以外号叫李糖迷。二哥小时候如何胖,给他 擦屁股的时候半天都掰不开屁股缝儿……也会有一些关于姐姐的片段,如何乖巧, 如何懂事。却没有我的。 “奶奶,”我故意说,“讲讲我的呗。” “你?”她犹豫了一下,“没有。” “好的没有,坏的还没有?” “坏的么,倒是有的。”她笑了。讲我如何把她的鞋放在蒸馍锅里和馒头一起 蒸,只因她说她的鞋子干净我的鞋子脏。我如何故意用竹竿打东厢房门口的那棵枣 树,只因她说过这样会把枣树打死。我如何隔三岔五地偷个鸡蛋去小卖店换糯米糕 吃,还仔细叮嘱老板不要跟她讲。其中有一件最有趣:一次,她在门口买凉粉,我 帮她算账,故意多算了两毛钱。等她回家后,我才追了两条街跟那卖凉粉的人把两 毛钱要了回来。她左思右想觉得钱不够数,也去追那卖凉粉的人,等她终于明白真 相时,我已经把两毛钱的瓜子嗑完了。 我们哈哈大笑。没有猜忌,没有成见,没有不满。真真正正是一家人在一起拉 家常的样子。她嘴里的我是如此顽劣,如此可爱。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这种和谐甚至是温馨的时光是不多的。总的来说我和她的关系还是相当冷漠。 有时会吵架,有时会客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获得某种自然而然的程 度加深的尊重,她对我的客气显然是基于这点。 我的工作状态越来越糟糕。学年终考,我的学生考试成绩在全镇排名中倒数第 一。平日的邋遢和成绩的耻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作为误人子弟的败类我 不容原谅。终于在一次全校例行的象征性的应聘选举中,我成了实质性落聘的第一 人。惩罚的结果是把我发配到一个偏远的村小教书。我当然不肯去,也不能再在镇 里呆下去,短暂的考虑之后我决定停薪留职。之前一些和我一样不安分当老师的师 范同学已经有好几个南下打工,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正犹豫着怎么和她们开口,一件事加速了我的进程。那天,我起得早,走到厨 房门口,听见妈妈正在低声埋怨她:“……你要是当时叫大宝给她跑跑关系,留到 县里,只怕她现在也不会弄得这么拾不起来。” “她拾不起来是她自己软。能怨我?” “丝瓜要长还得搭个架呢。一个孩子,放着关系不让用,非留在身边。你看她 是个翅膀小的?” “那几个白眼狼都跑得八竿子打不着,不留一个,有个病的灾的去指靠谁?” ——一切全明白了。原来还是奶奶作祟,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中,我气得脑门发 胀。我推开厨房的门,目光如炬,声音如铁,铿锵有力地向她们宣言:“我也是个 白眼狼!别指靠我!我也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