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大哥家的日子让她这辈子的物质生活到达了丰盛的顶端:在席梦思床上睡觉, 在整体浴室洗澡,在真皮沙发上看电视,时不时就下馆子吃饭。大哥让她吃什么, 她就吃什么。大哥让她喝什么,她就喝什么。当着他们,她只说:“好。”大哥很 是欣慰和自豪,甚至为此炫耀起来。他认为自己尽孝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我不止 一次听他说:“奶奶说她喜欢万福饭店的清蒸鲈鱼。”“奶奶说她喜欢双贵酒楼的 太极双羹。” 我不信。悄悄问她,她抿嘴一笑,“哪儿能记住那些花哨名儿,反正都好吃。” 不过,对日本豆腐她倒是印象深刻,“啥日本豆腐,我就不信那豆腐是日本来的。 从日本运到这儿,还不馊?” 夏天,大哥家里的空调轰轰地响着。他们一出门,她就把空调关了。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不是正经日子。”她说。 “热不着也冻不着,不是福气么?”我问。 “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热。”她说,“不是正经日子,就不是正经福气。” 吃着大棚里种出来的不分时节的蔬菜,她也会唠叨:“冬天就该吃白菜,夏天 就该吃黄瓜。冬天的黄瓜,夏天的白菜,就是没味儿。” “你知道这些菜有多贵么?” “是吃菜,又不是吃钱。”她说,“再贵也还是没味儿。” 看到大嫂二嫂都给儿子们买名牌服装,她就教训我,“越是娇儿,越得贱养。 这么小的孩子,吃上不耽误就中,穿上可别太惯了。一年一长个子,穿那么好有什 么用。” “你就只会说我,怎么不说她们?”我说,“吃柿子拣软的捏!” “看你这个柿子多软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话得说给会听的人。媳妇的心 离我百丈远,只能说给闺女听。” “你的好话还不就这几句?我早就背会了。” “好文不长,好言不多。背会了没用,吃透了才中。” …… 那天,小侄子的随身听在茶几上放着,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问我这 是做什么用的。我说可以听音乐。她害羞地沉默着,我明白过来,连忙去找磁带, 找了半天,都没有合适的。只好放了一盘贝多芬的《命运》。 听了大约十几分钟,她把耳机取了下来。 “好听。”她说,“就是太凉。” 她也看电视。有时候,我悄悄地走进大哥家,就会看见她正规正矩地坐在那台 三十四英寸的大彩电面前,静静地看着屏幕,很专注的样子。边看她边自言自语。 “这嗓子真亮堂,一点儿都不费力。”是宋祖英在唱歌。 “可不是,那时候穿的就是这衣裳。”画面上有个女人穿着旗袍。 “唉呀,咋又死了个人?”武侠片。 大哥回来,看的都是体育节目。她也跟着看。一边叹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 咋还穿那么少?不冻得慌?那么多人拍一个球,咋就拍不烂?谁负责掏钱买球?开 始我们还解释得很耐心,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无 穷无尽的连环套,不由得就有些气馁,解释的态度就敷衍起来。她也就不再问那么 多了。 一九九八年“法兰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们一起看球。二哥也 经常去。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唯一的 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 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她显然也很享受哥哥们的撒娇。球赛她肯定是 看不懂的,却也不去睡,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会很满足地笑起来。 看到球员跌倒,她会说:“疼了吧?多疼。快起来吧。” 慢镜头把这个动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进了网,她说:“多不容易。” 慢镜头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说进就又进了一个。” 我们大笑,对她解释说这是慢镜头回放,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数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我哪儿懂。” 刚才进球的过程换了个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镜头。 “看看,又进了。又进了。”她说。听我们一片静默,她忐忑起来,“这个算 数不算数?” 住了一段时间,她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 奇怪,我婚后的生活倒很太平。这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安分的毒,这毒的总量 是恒定的,不过是发作的时机不同而已。这事不发那事发,此处不发彼处发,迟不 发早发,早不发迟发,早早迟迟总要发作出来才好。我是早发类的,发过就安分了。 哥哥们和姐姐却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听话的姐姐在出嫁后着了魔似的非要生 个男孩,为此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怀了一个又一个,流产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经 有了两个女孩,那个儿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大哥仕途顺利,已经由副职提成了正 职,重权在握,趋奉者众,于是整天笙歌艳舞,夜不归宿,嫂子常常为此猜疑,和 他怄气。二哥自从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整天数钱的他 显然为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深感焦虑,于是他整天谋算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谋 算钱的方式就两种,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将。白天他在工作之余慌着看股市大盘, 一下班就忙着凑三缺一,和二嫂连句正经话都懒得说,二嫂为此也是怨声载道。 没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长。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唠叨,然后期望她能 够发发威,改改孙子们的毛病。她也说过哥哥们几次,自然全不顶用,于是她就只 有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 老根子。” 我每去看她,她就会悄悄地对我讲:这个媳妇说了什么,那个媳妇脸色怎样。 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于是一向都是批评她: “怎么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 “哼,我什么都知道。”她很不服气,“我又没瞎,你怎么叫我假装看不见?” “你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懂不懂人有时候应该糊涂?”终于,有一次,我 对她说。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想糊涂的人糊涂不了, 想聪明的人难得聪明。” “这么说,我奶奶是糊涂不了的聪明人了?”我逗她。她扑哧一声笑了。 最后一次孕前检查,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婆家弟兄三个里,董排行最小。前 两个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这回你公公总算见到下辈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说。 儿子满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们一起过来看我,薄棉袄外面罩着那件带花的深 红色对襟毛衣。我刚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给她买的这件毛衣,几乎已经成了她最重要 的礼服。她给了儿子一个红包。 “放好。钱多。”她悄悄说。 等她走后,我把这个红包拿了出来,发现除了一张一百元,还有一张十元。— —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们给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着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终于落了泪。 儿子一岁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被聘为北京一家旅游杂志驻河南记者 站的记者。杂志社要求记者站设在郑州,那就必须在郑州租房子。我把这点意思透 露给奶奶,她叹了口气,“又跑那么远哪。” 和董商量了一下,我决定依然留在县城,陪她。董在郑州的租住地就当成我的 记者站处所,他帮我另设了一个信箱,替我打理在郑州的一切事务。如果需要我出 面,我就去跑几天再回来。 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因为打着旅游的牌子,可以免费到各个景区走走,以采访 为借口游玩一番。最一般的业绩每月也能卖出几个页码,运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拉 到整期专刊的版面。日子很是过得去,很对我的胃口。闲时还能去照顾照顾奶奶, 好得不能再好了。 仿佛是为了应合我留下来的决定,不久,她就病了,手颤颤巍巍的,拿不起筷 子,系不住衣扣。把她送到医院做了CT,诊断结果是脑部生了一个很大的瘤,虽然 是良性的,却连着一个大血管,还压迫着诸多神经,如果不做手术切除,她很快就 会不行。然而若要做,肯定又切不干净。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开了几次会,商量到底 做不做手术——她已经七十九岁,做开颅手术已经很冒险。总之,不做肯定是没命。 做了呢,很可能是送命。 我们去征求她的意见。 “我的意思,还是回家吧。”她说,“我不想到了了还光头拔脑,破葫芦开瓢 的,多不好。到地底下都没法子见人。” “你光想着去地底下见人,就没想着在地面上多见见我们?”我笑。 “我不是怕既保不了全尸又白费你们的钱么?你们的钱都不是好挣的。” “我们四个供你一个,也还供得起。”大哥说。 “那,”她犹豫着,“你们看着办吧。” 两周的调养之后,她做了开颅手术,手术前,她果然被剃了光头。她自言自语 道:“唉,谁剃头,谁凉快。” “奶奶。”我喊她。 “哦。” “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女明星都剃了光头?你赶了个潮流呢。” “我不懂赶啥潮流。”她笑,“我知道这是赶命呢。” 被剃头时她闭着眼躺着的样子,非常乖,非常弱。像个孩子。 瘤子被最大程度地取了出来。手术结束后,医生说,理论上讲,瘤根儿复发的 速度很慢,只要她的情绪不受什么大的刺激,再活十年都没有问题。她的心脏状况 非常好,相当于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心脏。 我们轮流在医院照顾她。大哥的朋友,二哥的朋友,我的朋友,姐姐的亲戚, 都来探望,她的病房里总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大约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这么 热闹过,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生病也是福。没想到。” 总共两个月的术后恢复期。到后一个月,哥哥们忙,就很少去医院了。嫂子们 自然也就不见了踪影,医院里值班最多的就是我和姐姐。姐姐的儿子刚刚半岁,三 个孩子,比不上我闲,于是我就成了老陪护。 “二妞,”她常常会感叹,“没想到借上你的力了。” “什么没想到,你早就打算好了。当初不让大哥调我去县里,想把我拴在脚边 的,不是你是谁?”我翻着眼看她,“这下子你可遂了心了。” “死牙臭嘴!”她骂,“这时候还拿话来怄我。” 渐渐的,她能下床了。我就扶她到院子里走走,说些小话。有一次,我问她: “你有没有?” “有啥?” “你知道。” “我知道?”她迷惑,“我知道个啥?” “那一年,我们吵架。你说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 “我胡说呢。”她的脸红了,“没有。” “别哄我。我可是个狐狸精。” “还不是你爷爷。”她的脸愈发红了。这说谎的红看起来可爱极了。 “我不信。”我拖长了声音,“你要再不说实话,我可不伺候你了。” 她沉默着,盯着脚下的草。很久,才说:“是个在咱家吃过派饭的干部,姓毛 ……” “毛干部。” “别喊。”她的脸红成了一块布,仿佛那个毛干部就站在了眼前。然后她站了 起来,“唉,该吃饭了。”她拍拍肚子,“饿了。” 她是在夜晚关灯之后,接着讲的。 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底,县里在各乡筹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派了许多工作组 下来。村里人谁都想要工作组到自己家里吃派饭,一是工作组的人都是上头下来的, 多少有些面子。自家要是碰到了什么事,好跟他张口。二是工作组的人在哪家吃饭 都不白吃,一天要交一斤粮票: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还有四毛钱:早 上一毛钱,中午和晚上各一毛五。这些钱粮工作组的人是吃不完的,供派饭的人家 就可以把余额落了,赚些小利。 她原来没想去争,只等着轮。“可等来等去发现轮到的总是你小改奶奶那几个 强势的人家。我心里就憋屈了。”她说。那天,她在门口,看见村长领着一个戴眼 镜的人往村委会走,就知道又要派饭了。她就跟了去,小改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见 她来,劈头就说:你一个寡妇家,还是别揽这差事吧。 “我一听就恼了。我就说:我一个寡妇家怎么啦?我为啥当的寡妇?我男人是 烈士,为革命掉的脑袋!我是烈属!为革命当的寡妇!我行得正,走得端,不怕是 非!我就要这派饭!我能完成任务!” 话到这份儿上,他们也只好把这派饭给了她。派饭期是两个月,吃住都在一起。 “有白面让他吃白面,有杂面让他吃杂面。我尽量做得可口些。过三天他就给 我交一回账。怕我推辞,他就把粮票和钱压在碗底儿。他也是迂,我咋会不要呢? ……开始话也不多,后来我给他浆洗衣裳,他也给我说些家常,慢慢地,心就稠了 ……” 再后来,县里建了耐火材料厂,捆耐火钢砖的时候需要用稻草绳,正好我们村 那一年种了稻,上头让村民们搓稻草绳支援耐火厂,每家每天得交二十斤。那些人 口多的家户,搓二十斤松松的,奶奶手边儿没人,交这二十斤就很艰难。 “到了黄昏,他在村里办完了事,就替我把稻草领回来,先洇上水,洇上水草 就润了,有韧劲了,不糙了,好搓。吃罢了饭,他就过来帮我搓草绳。到底是男人 的手,搓得有劲儿,搓得快……” “搓着搓着,你们俩就搓成了一根绳?” “死丫头!”她笑起来。 我问她有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事,她说有。那时候家家都不装大门,听窗很容易。 发现他们秘密的人,就是小改。她记挂着没抢到派饭的仇,就到村干部那里告了他 们的黑状。他们自然是异口同声地否认。 “他不慌不忙地对大家伙儿说:你们听我姓毛的一句话,这事绝对没有!你小 改奶奶说:你姓毛的有啥了不起!说没有就没有?你就不会犯错误?这可让他逮住 了把柄,他红头涨脸地嚷:你说姓毛的有啥了不起?毛主席还姓毛呢!你说毛主席 有啥了不起?你说毛主席也会犯错误?我看你就是个现行反革命!一句话把你小改 奶奶吓得差点儿跪下,再也不敢提这茬了。”她轻轻地笑出来,“看他文绉绉的, 没想到还会以蛮耍蛮。也对。有时候,人不蛮也得蛮呢。” “还怀过一个。”沉默了很久,她又说。 我怔住。 “那该怎么办啊?”半天,我才问。 “那一年,就说去打探你爷爷的信儿了,出去了一趟。做了。” 原来她说那一年去找爷爷,就是为了这个。 “那他知道不知道?” “没让他知道。”她说。她也曾想要去告诉他,却听村干部议论,说他因在 “大鸣大放”的时候向上头反映说一个月三十斤粮食不够吃,被定性是在攻击国家 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成了右派,正在被批斗。她知道自己不能说了。 “他知道了又咋的?白跟着受惊吓。” “你就不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不想那么多。” “你不恨他?” “不恨。” “你不想他?” “不想。” “要是不想早就忘了,”我说,“还记得这么真。” “不用想,也忘不掉。”她说,“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 “你们俩要是放到现在……”我试图畅想,忽然又觉得这畅想很难进行下去, 就转过脸问她,“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特别好?” “你们现在的日子是好。”她笑了笑,“我们那时的日子,也好。” 我再次怔住。 她去世后的第二年,一天,我去帮婆婆领工资,正赶上一帮老人的工资户头换 了代理银行,所有储户都需要重新填详细资料。其实也没几项,但对于那些得戴着 花镜才能看清字迹的老人们来说,就很是琐碎辛苦。先是一个老人让我帮着填。我 就填了。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很多老人都挤过来让我帮忙。在人群中,有个老人也 递来了身份证。我一看,他姓毛。一九二○年出生。 “你当年下过乡吃过派饭?” “你咋知道?”他说,“你认得我?” “不认得,冒猜的。”我说,“你在哪里下过乡?” “高村,马庄,五里源……” “杨庄去过吗?” “去过。” …… 我没再问,他也没再说,他看着我的脸。一眼,又一眼。我规规矩矩地给他填 好表,双手递给他。 “谢谢。”他说。 “谢谢。”我也在心里说。我就是想感谢他。哪怕就是因为奶奶为他堕过胎, 流过产,我也想感谢他。哪怕他不是那个人,仅仅因为他姓毛,我也想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