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单车坏得越来越勤，但每次都不是骑坏的，是被路上的碎玻璃渣扎破了车
胎，又总能在离这些碎玻璃渣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修单车的。这当然不是巧合。有
人告诉我，说这些碎玻璃渣就是那些修单车的人故意撒的。但我从来没问过那些修
单车的汉子，我感觉自己是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某样像玻璃一样易碎的东西。

    坏了，出几块钱修修也就罢了，但有时一辆单车干脆就被人偷走了。谁偷走的，
正宗的广州人是不会干这种勾当的，只能是那些从外面来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广
州人对外省人大多没有好感，除了地缘上的原因，更多的还是这类偷鸡摸狗的事让
他们恼了火。像我这种人，既来自外省，在广州城里还算有一份算得上体面的工作，
属于那种夹在中间的人，身份和心情都比较复杂。内心里，我对这些进城务工的农
民有一种天性的悲悯和同情，而一涉及到自己具体的利害，当一辆崭新的单车突然
被偷走了，你不恨死了那个偷车贼才怪呢。谁也不是圣人。

    还真有那么一次，有个偷单车的农民工被区庄管区派出所的民警抓到了，叫我
去指认。我去时，那个乡下小伙子跪在地上，浑身还沾满了某个建筑工地的石灰和
水泥浆，脸上已不知被谁揍得青一块紫一块，撅起的屁股上都是被踢过踩过的脚印。
进门时，我也真想在这屁股上狠狠踹上几脚，而且我一进门，这屋里的民警就走到
门外去了，并且不断打哈欠。对此我心领神会，他是故意给了我一个发泄的机会。
可我一下碰到了这乡下小伙的眼神，他扭头惊恐地又乞怜地看着我，他没向我哀求，
但他的眼神在向我哀求，跟一只等着挨刀的羊的眼神一样，透亮，绝望，而忧伤。
就在这一瞬间，我忘了他是一个偷了我单车的贼，也可能是我天性中的那种悲悯开
始起作用了。我没揍他，反而莫名其妙地问他，你怎么不好好打工呢？怎么要做贼
呢？

    但我饶了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饶他。很快又有几个人进来了，有被偷
走了液化汽罐的，有被偷走了油盐柴米和高压锅的，有被偷走了衣服的，我没想到
他会偷走这么多东西，这也都是一个乡下人才会偷的东西。新的一轮殴打开始了，
有人就用他偷走了又被重新找回的高压锅使劲在他身上砸。他咬着牙没吭声，但他
的牙缝和嘴唇里有鲜红的血渗出来……

    耗子是个很细心的小伙子。他虽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南方的大都市，可在他祖
祖辈辈居住的那个叫烟波尾的村庄里，已经有一茬一茬的小伙子姑娘们获得了新的
身份——打工仔和打工妹。在来这儿之前，耗子已向他们把许多事都打听过了，所
以他一来广州没有急于去找一份长远的工作，而是先找些短工活儿干干，等把这座
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跑熟了，也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些长远的机会了。这说明中国的农
民工已经开始积累自己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

    但耗子没想到他第一次揽活时就挨了一顿臭揍，揍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伙
的农民兄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初来乍到不懂这里的规则，抢了别人的活儿。你
甚至不是抢了人家的活儿，而是抢了人家的饭碗。耗子很快就发现，他不仅是对那
个叫化子样的老头视而不见，而且忽略了一种秩序的存在。在这混乱、嘈杂、五花
八门的人和五花八门的事都乱糟糟地挤成一堆的桥下，有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秩序
一直存在着，你要想在其间生存，你就得遵循它的规则。这是耗子挨了一顿揍后获
得的又一宝贵人生经验，耗子说他被彻底打清醒了。他很庆幸自己进城第一天就挨
了揍，揍得越早，以后挨揍就越少。但耗子可能不知道也有人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之后就变得傻乎乎的了，甚至变成了植物人。

    耗子在这桥下干了大约半年多的短工。短工也就是零工，只要有人叫你去干，
干了有人给钱，啥活都干，往楼上楼下搬东西，大东风卡车陷在烂泥堆里了帮着去
推，帮一些搞个体运输的装货、卸货，七七八八的什么事儿都有，都是些不要技术
不要本钱只凭力气挣钱的苦力活。耗子甚至从二十几层的一座高楼里背下来一个死
人。人死了，电梯不让进，嫌不吉利。广州这么现代，可广州人信邪。耗子不信邪，
背一个死人下楼，比搬一个电梯装不下的旧家橱下楼可轻松多了，人家给的还是双
倍的工钱。

    区庄立交桥下这个短工市是自发形成的，算是这各种谋生人群中的一种，干别
的多少都要些本钱，只这一行全凭赤手空拳就可以干。没事了几十个短工就围成一
个一个的小圈子打扑克，下象棋，或下一些乡下人自己发明的只要草根和石子就可
以下的古怪棋艺，看的人比下的人更多，一圈一圈地围着观战，喊着，嚷着，一个
个连耳朵和脖子都嚷得红起来。有顾主上来了，按理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可他
们全像聋了似的。耗子听见了那人的喊声，其实谁都听见了，但都故意装出爱理不
睬的样子。这活接还是不接，该谁去干，就看潘叔一句话，一个眼神。潘叔的话和
眼神就是这里的规则，也决定了这个短工市的秩序，丝毫也不能乱的。那顾主还在
继续吆喝，等他吆喝够了，潘叔才不紧不慢地抬起眼皮问，你这样嗨一声喂一声的
是在吆喝谁呢？

    那人怔了一下。这像叫化子一样的老头是干啥的呢？只要来这里叫过短工的，
肯定都在一瞬间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当然，也会有人反问潘叔，我又不知道他们姓
啥叫啥，你让我怎么叫？

    潘叔说，叫一声师傅，会不会？

    这也是潘叔的规则，他不但控制着这桥底下的人，还要让他们在外人面前得到
尊重。潘叔可以用自己的规则和手段惩罚这桥下的每一个人，但如果兄弟们受到了
外人的欺负，潘叔是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潘叔从不带人去打架，但他带着
几十上百的人一下子就把你家站满了。你不开门，就算你那防盗门连炸弹也炸不开，
潘叔也能给你弄开，他手下有开锁的，还有撬锁的。这么说吧，门和锁对潘叔这些
人不起任何作用。连公安、城管对潘叔这些人也有三分畏惧，不敢做得太过分。潘
叔一个眼神或手势，就能发动数百人到公安局、城管局甚至市政府门口静坐，任你
再高大的门楼，他们也可以给你堵得水泄不通，想进去的进不去，想出来的出不来。
你还真拿这些人没有办法，打又不能打，拖又拖不走，像潘叔这么个病恹恹的风一
吹就要倒的老头，别说打，挨都挨不得，仿佛只一挨，他就要死在你的面前。一个
老百姓死在政府机关的门口了，哪怕是个再卑微的生命，也会成为一个高度关注的
事件。在他们面前，中国十分庞大完备的官僚体系和制度都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
纪、政纪、法规、刑律都无法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他们仿佛生活在这种体系和制度
之外。这也是一些所谓的社会毒瘤无法彻底根除的原因。我甚至觉得，制度可能需
要潘叔这样的人，在它鞭长莫及的地方行使权力，至少可以把这群乌合之众约束在
一种潜规则之内。

    我曾在广州某五星级大酒店门口目击过一场闹剧。那天不知是哪个富人的儿子
结婚，娶亲的豪华车队怕有上百辆，从中山二路迤逦至中山三路，前有警车开道，
后有仪仗队，其他车辆和行人纷纷避让。但有一辆三轮车因避让不及被撞翻在路边。
那蹬三轮的汉子摔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不知是哪根骨头摔断了，他一声声地惨叫着，
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谁也没有把他的惨叫和痛苦当回事儿。闹剧是在婚筵开始时
发生的，突然有几百个蹬三轮车的汉子如决堤的洪水般涌进了这家五星级的大酒家，
把几十桌摆着高档酒筵的圆桌一下子占满了，顷刻间如风卷残云。你不是有保安么，
你不是有“衣履不整者不得入内”的规则么，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制度可以阻挡住这
些人、可以把局面控制在规则和制度之内。那一天，这些蹬三轮的汉子让广州的上
等人看到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事后，南方一家深具良知且发行量极大的报纸发
表了一整版人文学者的文章，对底层生态和伦理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但我知道，那
些严肃而且深刻的文字并非是写给他们探讨的对象看的。有几个蹬三轮的会看这样
的文章呢。

    这些蹬三轮的不知是不是潘叔手下的人，也可能是另一个潘叔手下的人。

    区庄立交桥底下也有蹬三轮的，我的小老乡耗子在打了半年多短工之后，也用
他的第一笔原始积累（或曰他挖到的第一桶金）买了一辆三轮车，这使他从赤贫的
“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从打短工的变成蹬三轮车的，这无论如何也是
一次地位的上升。我认识耗子的时候，他已是个蹬三轮的了，他的车还挺新，闪烁
着锃亮的光泽。他每天蹬着三轮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每一条路他都走得很
熟了，每天都要与成千上万的人擦肩而过，但你肯定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耗子，有时
耗子走进了你家里，你也不一定知道是他。耗子是经常会走进别人家里的，有时给
你背上来一大瓶矿泉水，或一袋米一罐煤气，有时又会把你多余的废家电旧家具背
下来，然后用三轮车拖走，扔在该扔的地方。蹬三轮的，其实也还兼着干一些短工
活，但工钱是双倍的，甚至是三五倍的。这让他兴奋，他蹬三轮蹬得很快乐。他把
城里人不要的一个旧音响装在了自己的三轮上，还是双喇叭的，放的都是最新的流
行歌曲。

    在广州，这是我见到的惟一一辆装有音响的三轮车，不过一听，那音带就是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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