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然,除了湘江,湖南还有资水、沅水和澧水三条河流。它们当然同样可以像 湘江一样承载湖南的美丽与富有,一路欢歌抵达洞庭行走长江奔赴东海。 因此,我不能说湘江承载了整个湖南,但我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大半个湖南 深深浅浅的历史足印,大半个湖南风风雨雨的岁月歌谣,都沾满了湘江的水珠与浪 花。 因为广西灵川海洋山是湘江的源头,湘江之尾在洞庭湖,洞庭湖的尽头是长江, 长江的尽头是大海。 是湘江,撑起了大半个湖南。 昔日的湘江,虽然早已注入历史的浩瀚海洋,但她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巨大 的思辩命题。她完全是一种原生态的,野性而又羞涩。河道是那么宽敞,水是那么 幽深,漩涡是那么湍急,而船却又是那么瘦小,小得就像飞翔在湘江水面的那些水 鸟。 还有那码头,也是那么的小巧别致,也是那么的古朴清幽。 可就是这些大不过数吨,小则如同瓢虫一样的官船民船,就是这一座座用青条 石或麻石砌成的码头,承载起了大半个湖南的崛起与命运。 一船一船的瓷器、木材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大米、鲜鱼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桐油、布匹、棉纱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湖湘精华被湘江送走了。 然后,一船一船的希望与期待被运回了湖南。 那一只只古老的船只,就那样“运”出了一个日渐光芒四射的湖南。湖南,就 这样被湘江一点一点地喂大了。 而这所有的商品,最先都要堆放在湘江沿岸的一个个码头上,等待下水,等待 远行,等待放歌。 而那所有的希望与期待,最终都要从湘江登陆上岸,然后进入湖南的内心,化 作激活湖南的血液。 这个时候,码头就成了托起湘江水运历史的一个坚固而又柔韧的符号。因为, 它们不仅一直在守望着湘江的流水,同时也见证了湘江历朝历代的风情。 说到湘江码头,不能不说到与长沙几乎是一步之遥的湘潭。因为有一个事实告 诉我们,早在明万历年间,号称“湖南第一码头”的湘潭就是湖南的商业重镇了。 明万历年间离我们有多远?似乎远得没有尽头又似乎近在眼前,近得我们仿佛 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散落在湘江两岸大大小小的十多个码头。 然后再转过身,去看看清乾隆年间的湘潭,那沿江多达37处的货运码头让我无 法不胡思乱想:也许那乾隆皇帝用的、吃的、玩的、看的东西中,就有从湘江的这 些码头上开始涉水起航的,乾隆皇帝的手上也许就沾着湘江的水珠和气息! 码头既是存在于湘江两岸的一种具体的场景,又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指向。比如 说湘潭是“湖南的第一码头”,就不仅仅是指湘潭的码头存在的历史之早、码头分 布之繁堪称湖南第一,更是喻示由这些从明代留存下来、并日渐蔓延于湘江的码头 群落,直接构成了这方地域的商业景象。要知道,当湘水一路奔腾流到清末的时候, 湘潭境内的湘江两岸已经拥有了53座码头。 这种景象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景象,一种幽远而又令人惊鸿一瞥的商业文化的华 彩流韵。 有了对湘江码头的这种准确界定,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触摸东流的湘水的脉搏, 才能读懂由湘江码头派生出来的更加多元的大河文化。 有码头就有船行,有船行就有船帮,有船帮就有脚夫。 湘江水路的大宗商货,最早都是由船行统揽,再分发给船帮运往各地的。那时 的船行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水运物流的雏形,是专为大大小小的商贾小贩雇船,为船 主揽货,然后从中收取佣金的中介机构。按当时的清朝官府的规定:水上民船承运 所有的商货都得“受成于船行”,都得先“落行”再外运。因此,所有的民船便都 要编号报船行存查“调度”。而那些没有编号报船行存查的船只都被视为“黑船”、 “野鸡船”,这样的船是不许承运商货的,用来打渔或装人过渡尚可。 这就让我们显然看到,开船行的和船帮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挑脚卖苦力的与 船帮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一种依附关系,虽然充满了权力霸气的扩张和利 益的争夺算计与生存的屈从无奈,虽然充满了船行老板们凌驾于物质之上的民间水 道统治者的霸权优势,和以贩运为业的船帮船夫们利益上的明争暗斗,以及靠卖苦 力养家糊口的湘江脚夫的汗水与叹息,但是,正是这种浑浊的力量,把湘江的大河 文化送到了我们可知和不可知的远处与异域;正是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民间水运,让 我们看到了湘江水运昔日的芳华与沧桑。 那些船行,那些船帮,那些脚夫,虽然早已成为湘江的一种文化沉淀,可是, 我们依然有理由如是追问:当“三国”时的诸葛亮仅仅是源于其时的战争需要而发 明那种两头尖的“倒扒子船”时,他又怎么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这种发明竟然 成了湘江水运的主流方阵,居然成了湘江沿岸的船夫们赖以生息的生存道具,居然 成了沿江两岸大大小小的城市连接外界的一大载体。“三国”的战船最终演绎成为 商船,这就让往昔的湘江更多了几分特色和意味。 “倒扒子,两头尖,有水上得天”。哼着这样一首被湘水打湿的民谣,我不禁 又在怀想:当时在灵渠上穿行如织的,不就是这种精致小巧的民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