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重新讲这段历史，重要的是给这篇文章开个头，安排一个序幕。就好像是一场
隆隆重重的戏，要演好多场，于是，先有一个引子，主角出来说一段话，这是我们
中国戏剧的传统。这也使得观众进入主题之前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这样，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作为中国人广东人广州人中的一员，就从生活
了三年的农村回到了广州，重新继续自己的个人生活，城市生活。然后先当学生，
再到工厂当技术工人，再到出版社当编辑，再当专业作家，再当文学杂志主编，再
重新当专业作家。我这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应该说也不是单调的，我和广大人民群
众一样，命运是紧紧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把我的个人经
历演练出来，国家命运的脉络也可以在其中看出来。
经历说完了，那么思想呢？我们的思想在哪里？从何处来？到哪里去？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思想应该说是一张白纸，或者说是一张红纸。在当时的单
一的苏式的教育下，我们所具有的思想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识
的社会身份的人只有这几种：国家干部、工人、农民、教师，那时甚至连“知识分
子”这个概念也非常淡化，几乎是没有的。对于阶级身份区别，我们更是乌托邦式
的，在我们的教育里，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至于我们，
肯定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和共产党的，而我们是没有财
产的，房子是国家配给的，家里的一些最简单的家具，也是国家配给的。于是，我
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教育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完全没有财产的概念。这是很重
要的，人没有财产的概念，他就没有物质的概念。这对于他产生的思想是一个重要
的基础。
于是我们就从一个没有财产没有物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一切都是真空的，像
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一样。现在看好来坞的电影《黑客帝国》，觉得那个虚拟世
界太苍白了，太无趣了，我们是从那个虚似世界走过来的。至于什么是“资产阶级”，
对于我们生长在新社会的人来说，那都是一种概念。都是从小说或者电影中看到的，
关于“地主、资本家”等的形象，都是从已经是统一了口径的所谓文艺作品中产生
出来。好象是坏女人肯定抽烟，思想变坏的小资肯定梳着分头。严格地说，我们都
是没有思想的人，因为我们不需要思想。对于爱情的认识，我们更是蒙目龙，在我
们所认识的爱情中，最浪漫的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
和冬妮亚的爱情。我们所认识的爱情，都是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作为女性来说，我们应该是幸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强调的是男
女平等，要把女性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因此，那时有《女飞行员》、《红色娘子
军》、《五朵金花》这样的女性励志电影。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我们从来都是鄙
视那些不劳而获者，鄙视不劳动的人，鄙视当花瓶的人。从小到大，我和我的两个
姐姐在学校里从来都是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之类的，我在学校从来都是游泳队篮球
队合唱队的，我大姐拿过全国第一名和亚运会第四名，23岁就当“八一”体工大队
的副大队长，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男性比我们优越，更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表现。
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靠讨好男性而出人头地的女性仍然是鄙视的，这包括
思想讨好和行为讨好。这也是造成我们一生独立自强不息的最大的原因。2003年中
国作协和英国大使馆在中国搞了一次文化活动，中英作家一起在中国境内进行列车
旅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的旅行。当旅行到了广州时，广州的英国领事馆为我们八
个作家作了一次讨论会，主题大概就是女性的地位之类的。我当时就发言说在我们
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女性的依附地位，因为我们都是红色的一代，我们从
小就被教育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而且我们做到了。因此在我们后来接触西方思
想和现代主义文化时，我们并没有障碍。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崇敬有思想的人，有
创造能力的人，而鄙视那些依附权力鱼肉民众的人，哪怕我们清贫一生，至死不悔。
当然，在物质泛滥的现代社会，我们也曾经迷茫过，痛苦过，怀疑过，动摇过。
因为现代社会的许多表面现象都是对我们从小的认识和信仰的极大的解构。所以为
什么有现代主义？所以为什么张晓刚的油画《三个同志》能够在2007年的苏富比拍
卖会上拍出两百多万美元？我们不能忘掉过去，在前进了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可
以停下来总结一下？
我总是在想，16岁的时候，我在想些什么？我看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边看一边在想，他们和我有关吗？少年都是反叛的吗？
我的少年好像一点也不反叛。因为我们从一年级的时候就闹“文革”，十年的时间
都在反叛中度过，我们已经在心底里厌倦了反叛。那里我们渴望的是安定，什么时
候能够一家人不再东南西北，能够安安乐乐地坐下来吃一顿饭。记得16岁那年的国
庆节，大姐和国家队刚从德黑兰参加完第七届亚运会回到北京，我高中毕业，去北
京看姐姐，那时是中国体育队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体育比赛，
那时整个国家队的精神状态，是那样的饱满，那样的奋发。国庆节的晚上，我们一
起在国家队的大楼的天台上看焰火，火树银花，我16岁，大姐24岁。多好的年华。
但是我第一眼看到张晓刚的《三个同志》我就感到了亲切和认同。他的这张油
画就像我家里的某一本旧相本，里面某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高中毕业时和两个密
友一起到上下九那间“琳琉”拍的，文革中一家七口，等等，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又那么普通。真是太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了。这就是艺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记得我
在广州市业余大学读中文时，讲文艺理论的教师老是在讲艺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我想张晓刚的这张画就是典型了。
但人总是渴望受教育。这种天性决定了我们是高等动物。即使是最反对教育的
时代，我们都是偷偷地看各种小说，记得初中的时候到广州造纸厂学工，那时的中
学时兴学工学农，一天晚上连队紧急集合，原来是要批判一个男同学，他从将送进
炉子烧毁的旧书堆里偷了几本小说出来。还记得那个同学胸前挂着偷来的小说，低
着头。这个同学小学的时候跟我同班，调皮得不得了，那次事件给他打击很大，长
大后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于是，我们就这样慢慢地长大了。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
我一直认为，上世纪有两个令人激动的年代，一个是30年代，一个是80年代。
这两个年代都是思想解放、人才辈出的年代。30年代有明末清初的积累，80年代有
建国30年各种运动的积累，一旦解禁，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
1982年，我在广州机床厂技术科工作，也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那时去广州
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借的第一本小说，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记得
这本小说当时给我是如此大的震动，我在书上记满了笔记，在技术科的办公室里通
宵达旦地读，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激作家给了我一个文学的新世界。一个如此有想
象力的美妙的世界。
80年代真是一个美妙的年代。我们天天晚上跳舞，聚会，各种文学沙龙，每天
都可以见到有趣的人。到处都在讲萨德、卡夫卡、弗洛伊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明
天就是卡夫卡，或者明天就可以写出一本新的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有幸生活在
这段时期的人，都是幸福的人。记得那时很多人迷恋余光中，聚会的时候经常有人
朗读他的诗句。在那种氛围里，我写下了第一篇习作《深圳的小梅沙》，里面是充
满了余式的激情。那时川端康成也很流行，大部分人都喜欢他的《雪国》表现出来
的唯美。
好像那时也没有什么大师的概念。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都是新中国的孩子，
我们都是成长在一个均贫富均才华的时代，没有谁是天才，最有天才的就是陈永贵
了，因为他有想象力，可以在没有草的山坡上开出梯田来。连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
上也说，在《欧阳海之歌》面前，他以前的所有作品都是垃圾，或者是，都应该烧
掉。
在革命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理念。但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
说，这个理念也有她的真理性的一面。因为她有一个伟大的前提：“革命”。
当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都是小时候的同学。这很奇怪。好像是小学同学更加
要亲近一点。而初中高中的同学就没有那么亲近。我们有一段时间，经常去一个同
学家里，他父母给了他一套单独的房子住，在将军东一带。那时候可以一个人拥有
一套房子，不管是多大，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我们经常去他家聚会、讨论，那
时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经常结集在一起，因为文革十年，许多人的身份都是一样的，
不是工人就是知青。大家关心的都是今后的前途，或者是当时刚刚接触到的许多新
的知识和理论。当时我们二中的一个语文教师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文学圈
子。说是文学圈子，也不尽然，其实也就是社会上的一大群青年文学爱好者。这个
圈子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广州市青年文学爱好者协会”。这是我至今为止参
加过的各种协会中最有热情和最有活力的协会。活动地点主要是在北京路的青年文
化宫。现在好多活跃在广州市各个文化单位的领导者都是我们这个协会的会员。像
赵军、宋晓琪、蔡玉明、石娃、黄茵、赵南城等等。那时的青年文化宫的露天溜冰
场还经常举办交谊舞会。80年代是全民跳交谊舞的年代。
现在想起来，当时并没有进行什么思考。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跟着感觉
走。你想想，就等于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很久的小鸟，一旦放了出来，天空是如何
广阔，它光是呼吸新鲜空气、感觉和寻找方向就已经占据了它的全部精力了。当时
要吸收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从卡夫卡到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从诗歌、散文、小说
到音乐，每天都有舞会在等着你，每天你都会认识到新的人有趣的人。老的少的男
的女的，一概没有金钱的概念。个个都兴致勃勃，个个都满怀希望，就像是前面有
大把前途。那时连忧郁症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最多也是无病呻吟。男人女人疯
狂恋爱，各种恋爱故事层出不穷。但那个时候绝对男女平等，作为恋爱中的女性绝
对没有想到可以利用与异性的恋爱去谋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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