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然后，我来到那座雕楼下，沿着它的四周，抬起头，反复用崇敬的目光打量它，
观察它。幸好我没有戴帽子，否则我在部队配发的那种大檐帽，肯定会无数次脱落，
在巷子里满地打滚。这座碉楼实在是太雄伟了，太高大了，比我在河北看见过的鬼
子炮楼还雄伟，还高大，那儿可是打过地道战。当然，从建筑上说，它又是壮丽的，
含蓄的，决不泰山压顶。与鬼子炮楼比较，那些张牙舞爪的鬼子炮楼，简直丑陋不
堪，如一团层层叠叠堆着的牛屎。在碉楼旁的一条空巷里，我遇上从北京同来的著
名女散文家素素，她也在围着碉楼打转。我对素素说，嘿，这碉楼真气派，真好，
太出人意料了。素素说，是啊是啊，真气派，真好，真出人意料。回到北京后，我
打电话告诉素素说，我想写那座碉楼。素素说，写啊，为什么不呢？我们同去的几
个人，就你是军人，又是诗人，就该写写它！

    那么，在军人眼里的这座碉楼，与老百姓有什么不一样吗？在仰望碉楼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对自己说，当年建筑邓村石屋，建筑这座碉楼的客家人，
他们真是厉害，真是了得！从建筑邓村老屋半圆形的土楼，把居住和防卫结合在一
起，到建筑邓村石屋和这座雕楼，把居住和防卫分开来，他们不是因为安全感减轻
了，淡化了，而是比过去更懂得怎样在动乱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休养生息了。
他们建起这座坚固的碉楼，既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无患，又向外界宣
告：千万别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惹事也不招事，如果你要对我们使用阴谋和暴力，
那我们也不是软杮子，可以任你捏，任你欺侮和摆布。我还想，这座建于晚清的老
碉楼，到底是建在晚清的什么时候呢？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吗？如果是这样，那
我对这支客家人就更要肃然起敬了。因为这时候英国人已经用坚船利炮攻陷了广东
沿海的炮台，清政府已无力用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边防，保卫大清的国家和臣民了。
而此刻已满是洋人的广州，离他们派潭镇邓村石屋，才有多远？那哒哒的铁蹄声，
一天就能踩上村前铺着的青石板。那就自己筑起碉楼来保卫家园吧！现在你知道了，
为什么碉楼的每一层都开着大大小小的枪眼？这叫严阵以待！凭这，又说明这支精
明的客家人，能够审时度势，临危不惧，他们天才地意识到了一个由热兵器取代冷
兵器的时代已经不可抗拒地来临了。他们想，对有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态，自己不仅
要有招架之功，而且还要有还手之力。

    不知什么原因，站这座碉楼下，我忽然想起了在邓村老屋提到的石达开。是的，
在邓村老屋，当那位老先生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们，石达开有可能在这里出生的时候，
我还心生嫌疑，生怕他们用一种善意的虚妄，破坏这处原本珍贵的客家原生态。但
现在我又希望石达开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有些莫名其妙是不是？想想也不是没有
可能啊！生于1831年死于1863年的石达开，他活在世上的这32年，与邓村石屋建造
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史料上说他生于广西贵县，但隔着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
战乱，你能在广西或广东的哪个派出所，找出他当年的出生登记吗？再说，广西贵
县和广东增城，离得也并不远嘛，客家人又有不断迁徙的习惯，他们就像风中的种
子，谁知道哪阵风会把他吹向哪里？又再说，村里的族谱上虽然没有石达开的名字，
这也不奇怪，因为他在当局的眼睛里，那可是个大反贼，大忤逆，你往外推还来不
及呢，谁还敢往族谱上记？有意思的是，当我这样异想天开时，我的眼前忽然人影
幢幢，好像少年石达开就奔走在建筑碉楼的人群里，他赤膊上阵，时而吱吱哟哟地
推着小车运砖，运沙子，时而嘿哟嘿哟地抬着沉重的麻石，正和族人们一步一步地
向前挪。我更愿相信石达开揭竿而起的反抗意识，他非凡的军事防卫和进攻才能，
就是在建筑碉楼这样的准军事行动中，逐渐得到了启蒙和开发，否则他一个19岁的
毛头小伙子，乳臭未干，何以有那般气魄率领两千人之众，从贵县火速赶到金田，
参加由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并威风凛凛地出任左军主将？当然，他兵败大渡河
安顺场，最终被清军一刀割下头颅，也可能与这种被动的防卫意识不无关系。他可
能还未参透，当他励精图治，辛辛苦苦建立起自己的“碉楼”时，其实朝廷和与他
分分合合的另一些客家枭雄，早已建起了比他更坚固并更具有侵略性的“碉楼”，
在远远地等着他。客家人的不安全感，与他们不断地迁徙和被侵犯，不断地反抗又
不断地遭到屠杀，说不定就有着这种深刻的渊源关系。几十年后，在我的故乡井冈
山的客家人中，也出了一位揭竿而起的绿林好汉，他的名字叫袁文才。这在毛泽东
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样有记载。很多人都知道，袁文才和他那支农民队伍，最
后也神秘地消失了。而关于袁文才的死，至今还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个谜：有人说，
袁文才在被红军收编以后，英勇善战，舍生忘死，最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还有
人说，红军向赣南闽西（多巧！又都是客家人的地盘）进军时，他拒绝执行命令，
想留在井冈山继续当山大王，最后被红军灭了。总之是笔糊涂账。

    啊，难怪客家人要把村子建成土楼、围屋和碉楼！

    兵连祸接毕竟不是历史的主旋律。动乱和战争对于老百姓，虽说苦不堪言，总
让他们活得如惊弓之鸟，但生活还是照样要继续下去，照样要生儿育女，传递薪火。
所以，邓村石屋这支客家人尽管郑重其事地建起了他们的碉楼，但真正坚守碉楼的
日子也不是常有的。再说，他们的碉楼虽然建得势大力沉，甚至有些夸张，但它毕
竟是建在村子的右后方，也即建在村子的一边，这本身就说明防卫被人侵犯并不是
他们生活的主题，而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让一个村子的人安居乐业，那才是他们
最希望看到的。换句话说，邓村石屋的客家人在建造新村的同时建起碉楼，从此把
居住和防卫区分开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个更重要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

    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我曾就派潭的那座碉楼带给我的惊喜和困惑，向我的一
个朋友、江西籍客家女作家温燕霞请教。温作家没有去过增城，也没有见过那座碉
楼（她说，她非常想去看看），但她为写作前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
》，曾收集了客家人大举迁徙的许多资料，并在她自己的故乡赣南和福建实地考察
了许多客家土楼和围屋。何况她的身体里流淌着客家人一脉相承的血液，因而我相
信她对客家人的了解和领悟，必定有独到之处。温女作家对我说，客家人是在几百
上千年前从中原开始迁徙的，你趴在地图上看看，找找他们迁徙的方向和路线，就
知道，虽然他们迁徙的速度非常缓慢，但却是一路坚定地向南走的，走到南边再没
有路的地方，你说是什么？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广东增城又是什么地方？是大海
的边缘，在那里几乎能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温作家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如醍醐灌顶，
让我看到邓村石屋和它那座碉楼，就像一星火光，突然闪烁在中国苍茫的历史中，
闪烁在曾是风雨交加的珠江三角洲。是啊，走向大海就是走向生产力和文化的全面
开放，就是走向世界——这个话题在前些年已经讨论得够多了，够滥了，说铺天盖
地、连篇累牍都不为过。话说回头，从江西或福建迁徙到增城派潭的这支客家人，
就应该是这样啊！江西或福建的客家人现存的一些民居，大多是一些圆形的土楼和
围屋，有的还有自己的武装，一旦有乱世和战事，马上龟缩在土楼或者围屋里，拒
不出来，宁愿玉石俱焚，和这些土楼和围屋共存亡，这只能说明他们思想和观念的
封闭，甘愿画地为牢。但即使同样呈圆形的土楼和围屋，在江西和福建也有明显区
别。江西多为土砖堆砌的土楼，即所谓的土围子，规模都比较小，但福建的围屋却
多为青砖，青瓦，且规模宏大。因为江西是内陆省，福建则靠近大海。迁徙到广东
增城派潭镇的这支客家人，由于广东的地理与江西相连，又眼看要走到大海边了，
所以他们先是盖起了半圆形土楼，显示出一种戒备与开放参半的生存和心理状态；
几十或几百年后，伴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泪，让他们渐渐听到了大海的涛声，
看到了在大海那边还有一个野蛮但却强大的世界，心胸慢慢地变得开放起来，慢慢
地开始壮起胆子面对这个世界。这时候他们建造新村，当然也必然要把自我强盛放
在首位，把提高全族人的文化知识放在首位。至于依然建造了那座碉楼，并把那座
碉楼建得如此庞大和坚固，说穿了，这既反映了他们对曾经侵犯过他们的当地人，
和对渐渐涌来的洋人，余悸未消，也反映他们在任何祸端面前，从此敢于抗争，敢
于针尖对麦芒了……

    因此说，邓村石屋这座碉楼的存在，意义非凡，韵味深长。它就像一座骄傲的
纪念碑，既是客家人逐渐走向现代的象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渐渐站起来的一个标
志。对于它的解读，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也是对中华民族心理的一种解读。

    这就是我对派潭镇的邓村老屋和邓村石屋，作为客家历史、文化和民俗原生态
存在价值的认识和期盼。我要由衷地说，当我越是走近它们，越是深入它们的内部，
就越是感到它们的博大精深，高不可攀。我觉得肯定还有许多的谜团隐藏在未知之
中，只要你任意抽动一个线头，都可能抽出一个历史的章节。因而，当我看见这里
的一间间屋子依然堆着柴禾和稻草，看见它的空巷里仍旧留着一团团牛粪的时候，
心里既为它们称奇，又为它们庆幸，还为它们感到淡淡的迷茫和惋惜。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希望当地政府的官员们，还有那些从事史料整理和发掘的文人们，一定要在
弄清弄懂什么叫保护之后，才认真去谈论对它们的开发。同时我还认为，最好不要
把住在这里的人都迁走，也没有必要给他们建设什么新的家园。因为一个历史村落
的活力，必须由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来延续，没有了人气，没有人与家园的原始性、
共生性，哪来的客家围仔屋原生态？你如果都贴上旅游区或休闲处的标签，经济是
搞活了，但历史却死了。

    但愿决策者们都棋高一着，让我沦为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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