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丁建城和小米的离婚最终闹上了法庭，这本不是他们愿意见到的结果。其实，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家庭财产归女方所有；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青春
损失费两万元；女儿归男方抚养，女方不承担任何生活费用……他们达成协议时，
许多女方的长辈以公证人的身份出现。他舅舅是后来才从很远的乡下赶来的。舅舅
认为这个协议偏袒了女方，好像是说丁家没人。他说，他这么些年在外，是该在法
律上做出让步的。

    按理说不该再有什么矛盾，可是，这时市报的一篇报道使事情节外生枝。市报
在头版醒目的位置报道了他的电影《纸》在鹿特丹获奖的情况，并作了不必要的渲
染。他们以地方宣传部门惯用的摘桃子的口气报道此事。此事在市民中引起的反响
是：丁建城获奖意味着拿了美元，发了，拍电影的也可以发家致富。

    小米在法庭作了如下的陈述：我们的婚姻多少年来，处在欺骗之中。当初，他
离开扬州时对我说，他去北京学画，将来当画家，把我和孩子接到京城生活，这样，
将来对孩子的发展有好处。事实上，他并没有学画，而是拍电影。（小米拿出一叠
电影杂志和报纸，在空中晃了晃。）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他参加了电影《头发乱了
》，《巫山云雨》，《小山还家》的拍摄，还有中央电视台对张艺谋的《我的父亲
母亲》，《图兰多》的拍摄。他拍了这么多的片子能没有钱？现在，说家庭财产归
我所有，就是指家中的几件破桌子、破板凳吗？他对我说，他的艺术片电影《纸》
虽然不挣钱，但是可以在国际上获奖，估计会获得导演奖。张元获导演奖得了五万
美金，还得到法国文化部的赞助。（小米拿出扬州市报，晃晃。）现在，他的《纸
》获奖了，是在我们夫妻末解除婚姻关系之前获奖的，那么，奖金应当算家庭共有
财产。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吧……

    法官询问他，小米说的是否属实？他说，属实。法官就问他获奖的金额是多少？
他说，没有。这时，法官显得不太高兴，以长辈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做出点成
绩就骄傲。

    小米的辩护人，一个似乎很懂电影的女孩子，详细地报出第六代获奖的奖项和
奖金数额。什么张元的《妈妈》，《北京杂种》，《儿子》，《回家过年》，王小
帅的《冬春的日子》，娄晔的《周末情人》，《苏州河》等。这让丁建城很吃惊。
他没想到电影的奖金额比电影本身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最后，小米建议法庭对他在北京的生活和电影获奖情况作一个系统全面的调查。
法官们情感的天平偏向了小米，可以说，小米的这番演说赢得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所有人的同情。他的人品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他所取得的成绩只是表明：他对他年
轻的妻子太吝啬。他陷入了迷茫……

    1989年夏天，他离开家时，对小米说了不仅仅是她在法庭上所提供的。他作了
一个富有激情的演说。他说，银行信贷员高更就是这样告别妻子去巴黎学画，最终
征服了巴黎；作家大仲马十五岁时扛一杆猎枪去的巴黎，最后也征服了这座城市。
阿莫多瓦十六岁那年，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前往马德里，心中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到马德里去学习并拍摄电影。这说明什么？说明“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
来。”

    当初，甘少诚离开扬州时，曾留了一个他家的地址，是写在他和丁建城的一张
合影相片的背面。老甘还对他说，他想学画就去北京找他。他有许多画家朋友。他
一直把这张珍贵的相片放在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里。他按照这个地址找到了老甘家。
老甘家在北京宣武区的一条小巷子里，是一座古旧、宁静的四合院。有一个满头白
发的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捡煤球。老太太是甘少诚的母亲。

    他就把与老甘的合影给老太太瞧。老太太说，甘少诚去深圳了，但是，他两年
前留了一封信在家里，说如果有一个扬州的朋友来找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他。老太
太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终于翻出一封信。老甘在信中让他拿这封信去解放军艺术学
院找他的一个哥们。这哥们从前和他在一道插队，是生死之交。晚上，老太太特地
给他做了两大碗杂和面。

    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甘少诚。自从在扬州分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有
一次，他乘飞机去深圳，他旁边坐着一个在深圳搞装璜的。他就向那人打听老甘。
那人说，他认识老甘。老甘在深圳搞雕塑，搞了个装璜公司，但是，现在公司倒闭
了。老甘住在他的朋友那儿。他的朋友是开酒吧的。他问，老甘是不是还喜欢光屁
股睡觉。那人说，正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而且还知道他喜欢把钱
塞在棉花胎里，被子夹层里放的全是钱。他的钱从不存银行。

    他们一直没见面，但是，有一种精神的东西沟通着。他经常在美术杂志上看见
老甘的雕塑作品，总是与众不同，很有个性。有一天，一个电影圈内的朋友告诉他，
老甘死了。原来老甘在香山附近搞了间工作室，有一次进城办事，因为急，他开的
轿车超车，与迎面的一辆大货车相撞。据说，死得很惨，几乎成了一个肉饼。

    他拿了老甘的信去军艺，并找到了老甘的哥们。那人就安排他在军艺旁听。他
白天和军艺的同学一道上课，画画，晚上就睡在画室的工作台上。他必须每天早起，
把睡觉的地方打扫干净。因为这个画室白天是教室。军艺享受国家补贴，生活标准
不高，伙食费很低，所以，他的开销并不大。

    军艺有一个模特叫董娜，大名鼎鼎。董娜是北京姑娘，身段很好，从前在中央
美院当模特。有一回，美术馆搞画展，进门的位置就摆了一幅董娜的全裸画像。美
院画画的都认出画得就是董娜。有人就叫董娜打官司，这就是中国首例侵犯肖像权
的官司。董娜一下子轰动，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开始画董娜时，董娜还穿着衣服。他就说，不怎么样吗？等到半个月后，开
始画人体，老师一声令下，董娜就脱光了。他呆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人体：
细长的脖子，丰满的乳房，细腰，纤腿，光滑的皮肤……有时，董娜裸着身子走到
他跟前，看他画的画，提一些她的看法，说，左边的乳房画小了，大腿内侧画的不
够饱满，所有的这一切，那么的自然。这就是艺术。

    我们从他的电影里可以看见两次特殊的女性人体的接触所留下的痕迹。第一次，
他是在门缝里看见娟子洗澡。第二次，董娜裸着身子站在他跟前与他自由自在地交
谈。后来，他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有节制的欲望”的艺术观念。安东尼奥尼在电
影《云上的日子》中是这样表达他的观念：女主角裸体躺在床上，男主角轻轻地抚
摸她，手掌沿着女主角身体的曲线滑动，掌心始终与女主角的身体保持一寸的距离，
有一种“寸美”。同样，我们在他的电影中，也看不见渲泄的性，只能看见朦胧的
性意识，像河边的雾一般流动着。

    丁建城电影的另一个特点，是沉默。沉默得叫人难以忍受。他电影中的主人公
很少对白，只是用眼睛交流。那是一种朦胧不清，迷茫，惊惧的眼神，完全是他童
年生活的翻版。他设法让你进入人物的内心，将你的视角引入深处，就像扬州城的
一人巷，孤独，弯弯曲曲没有个尽头。

    他在军艺学了一年油画，第二年，考上北京电影剧院学院摄影系。

    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是抽象的立体雕塑：一根巨大的柱子插入两根交叉的柱子
中间。这让他想了很久，这象征什么？王迪老师在课堂上说：“性是艺术永恒的主
题，所有的电影故事都是在重复叙述着男人与女人之间发生的事。”那一刻，他终
于明白，电影学院的大门就是一个性交动作，一个令人费解的插入。

    电影学院还有一座石砌的小金字塔。学生们称之为爱情的坟墓。从电影学院毕
业，为中国电影作出贡献的人的名字就会刻在坟墓上。有张艺谋，姜文，巩俐，陈
凯歌，田壮壮等。所以，作为一个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最高梦想，就是将来名字能
刻在这个坟墓上，仿佛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栖之所。当然，丁建城也不例外。

    当时，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在国际电影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黄土
地》，《红高粱》，《老井》，《本命年》，《孩子王》，《原野》，《菊豆》，
《秋菊打官司》等等，捧回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这让他们这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
电影人激动不已，好像国际大奖专门为中国人留着。

    我们拿第六代与第五代作个比较，会发现第六代在生活阅历上无论如何都无法
与第五代相比。第五代的许多人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开放。
但是，第六代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在艺术上更细腻，更为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电
影理论和技巧。从电影语言上来说，第六代应该是更成熟、更先锋和更前卫的。同
样，更先锋、更前卫的东西，也是更远离大众的东西。

    第五代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奖，存在着一定的侥幸。当时，我们的西方同行对中
国电影完全陌生，特别是民族化的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兴趣和好奇，而第六代
就难得多。他们搞的艺术电影完全是西方人的特长，班门弄斧，获奖就不容易。第
六代既不易在国外获奖，也不为国内大众所认同。这就是第六代电影人异常艰苦的
原因。

    他留给同学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艰苦。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像他那样生活艰苦。
当时，学院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大白菜，6 角钱一份。他每天中午一碗饭，半份白
菜。他只去最北边的一个窗口买菜。因为那边有一个北方的小女孩，长得很清纯。
她每回给他打菜都打的多多的，有时半份白菜和一份一样的多。现在，他回学院时，
还是喜欢在最北边的窗口打菜，但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

    他住最简陋的地方，每天吃半份白菜，平日里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省吃俭
用，可是，他买了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阿莫多瓦当初在马德里替人家打工，买的
是8 毫米的摄影机。他买的是一台前苏联的二手货，花了5 千元钱从中央电视台弄
来的。这台摄影机后来成了他和他的同学的主要拍摄工具。

    文学系93级的贾樟柯在《革命同志》中，这样评价他在学校的表现：“那一年
春天，电影学院开始正式流行后现代。学生们纷纷冒充痞子，假装学坏。他多少有
些不适应，但他依然沉醉在拥有摄影机的巨大幸福中……”贾还写道：“因为我知
道，在他拥有这台蒙上两床棉被也不能拍同期电影的摄影机时，他已经是一贫如洗，
两手空空。但他说，现在好了，有了摄影机，可以大干一场电影革命……”

    现在，同学间的信件得拿来为他在京城的表现作见证。

    至今，他已经在京城闯荡了10多个年头。他过的是一个流浪汉，或者说外来民
工的生活。我们已经无法确凿地统计出他搬过多少次家。他绝大多数是住在朋友那
里，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住在一切能住人的地方。譬如，旧仓库，工作室，
车棚，教室，店铺，门面房等。因为北京的房租高，他大约只租过四五回房。

    在电影学院时，他并没有住学生宿舍。因为他交不起昂贵的住宿费。他在麦钟
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当时，麦钟桥附近还没有开发，景色很美。有农田，有一座
小岛，四周环水。树都是笔直向上的胡杨，很像梭罗油画里的样子。在这儿，他感
觉很好。当时，他是麦钟桥附近唯一画画的，后来，他走的时候，才来了一群画家。

    房东是标准的北京农民。房东家的两个儿子每天一早踏三轮车往城里送菜。他
们看见他画画，十分好奇，就请他替他们兄弟俩各画一张。他就让他们打了两个大
木头框子，蒙上布，然后给兄弟俩各画了一张油画，有半人高。老大结婚时，把画
挂在堂屋中央，自豪地告诉人，说是一个画家画的。邻居们都很羡慕。老二的画摆
在卧室里，用一块塑料布蒙着，准备留着将来结婚时挂。

    后来，他听说圆明园附近的房租便宜，就搬走了。他临走时，兄弟俩十分感激，
不肯收他的房租。他想想觉得不妥，还是坚持给了房租。他看见那兄弟俩就好像看
见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这俩个祥子踏三轮车，赚钱，娶媳妇，生儿育女，高兴时，
还请他这个穷画家来家里吃杂和面。

    作家申维在小说《圆明园》中这样描述：“他住的地方与著名的圆明园画家村
只隔了一条路。他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内，秋天，院子里结满了柿子。房东剃着个板
寸头，住在城里，说话口气很冲，每个月收房租时才来。院子里只有他和一个从东
北来的少妇。他住的屋子没有炕，没有暖气，这样，他就得考虑过冬的问题……

    秋天，郊区农民的院子里堆满了麦草。他就骑了车子去偏远的乡村，跟农民买
麦草。农民问他要麦草干什么用？他说铺炕。农民说，不用买，只要你自行车能拖
走多少就拖多少吧。这样，他就在地下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上边再铺一层垫被。
他就这样度过了北方寒冷的冬天。“隔壁的少妇是一个有点儿文化的机关干部。她
5 岁的儿子患了小儿麻痹症，无法站立，只能在地上爬。她们在附近的一家少儿康
复医院接受治疗，就在这儿租了房。她们还从家里雇了一个16岁的小女孩来做保姆。
他看见那个小孩来的时候是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用他的眼光看是根本没
有希望，简直就是把钱往水里扔，但是，那个少妇从不气馁，总是抱着一线的希望
……”

    圆明园的一个孤单的农家小四合院。男主角是一个大学生，生活贫困，早出晚
归，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女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少妇，成熟，风姿绰约，寂寞，
每天背着残疾的儿子去看病。残疾儿在影片中是道德，责任，沉重的象征。而那个
十六岁的小女孩，清纯，美丽，象征着末来和男主人公白日梦……

    伊朗的阿巴斯来拍会是这样：少妇爱上了学生，而学生又爱上了小女孩。这种
爱朦胧而又真实，没有结果，含蓄中体现着东方的美。黑泽明估计会这样拍：少妇
与学生发生性关系，后来，学生又与小女孩发生性关系，最后，少妇疯狂了，杀了
小女孩，而学生又杀了少妇，那个残疾儿忽然恢复了行动，最后杀了学生……

    真实情况是这样：他每天起大早，骑自行车往学校赶。因为学校有暖气。他要
赶到学校去吃早饭，然后上课，观摩影片。他从学校回家已经很晚了，他没有炉子，
这时，邻居的少妇会主动替他烧好一瓶开水等着他，几乎天天如此。如果他还没有
吃晚饭，少妇就会拖他过去吃晚饭，给他热菜热汤。时间久了，他们之间仿佛有着
一种默契，像是一家人。

    有时，少妇会来他屋里坐一会儿，与他聊天。有一回，少妇和那个女孩子过来，
而他屋里正放一张董娜的裸体像，有半人高，放在床边。他没来得及收起来。那个
小女孩刚进屋时，因为光线暗，没看清画，还挺好奇的，等她看明白，脸通红，捂
着脸跑出了门。而少妇却显得很从容，说：“啊，全裸体，画得蛮像的。”

    他从末见过少妇的丈夫。据说是个什么官，只是从家里往这儿寄钱。我们可以
想象那个少妇的寂寞，除了每天领孩子看病，又能干什么呢？有时，孩子的病情总
不见好转，少妇显得很烦躁，动不动就对小姑娘发脾气。而那个小姑娘似乎也厌倦
了这样的生活。一个小姑娘远离家乡，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有一回，小姑娘穿了一条新牛仔裤，把那个小孩抱在腿上。他看见小姑娘的牛
仔裤把肉绷得紧紧的，腿很美，有着优美的线条，可偏偏这时，小孩在小姑娘腿上
撒了泡尿。小姑娘羞愧得满脸通红……

    后来，那个少妇背着儿子回去了。医院说一个疗程结束，让她们第二年春天再
来。他去火车站送她们，朦朦胧胧之间，有点儿难分难舍。少妇好像对他有点儿意
思，而他又似乎对那个16岁的纯情的小女孩子有意思。他们之间谁也不点破，一直
保存着这样一种朦胧的情绪。

    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总觉得感觉真好。虽说生活艰苦，可是，艰苦的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抗争，给生命增添了一丝暖色。

    他还在牛街住了一些日子。牛街是北京的一个著名的回民聚居点。他的同学小
白是个回民，家住在牛街。小白想拍摄一部反映回民生活的影片，拖他当摄影，用
的是他那台16毫米的机子。小白说，他要想拍好这部片子，就要对回民的生活有一
个感性认识。这样，他就住在了小白家里。

    小白家里有五口人，只住了两间房。他是怎么安插下来呢？小白的父亲在一家
商场值夜班，晚上不回来睡。他每天早上回来吃早饭，然后白天睡觉。这样，小白
的妹妹和母亲睡一间房。小白兄弟俩和他睡另一间房。他睡在一张临时搭的钢丝床
上。小白的弟弟在一家韩国人的公司。他每天回来都要骂一通韩国鬼子，说老板又
拖他们加班，就那么一点儿工资。

    小白的妹妹长得很漂亮。她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场站柜台。她每天一早就得去挤
公共汽车。小白家只有一面镜子，在他睡的房里。所以，每天早上小白的妹妹一定
要过来梳头。她往往一边梳头，一边和他聊两句，这时，他总还睡在被窝里。女孩
子大大方方地推门进来，慢慢地梳头，稍稍化装，问他睡得好吗？他睡在床上可以
看见女孩的一个背影，曲线，长长的头发，这一切就像电影中的场景。每天早上，
他都期盼着这一幕的出现。

    他们把他看作是家里人。小白家的经济十分困难。据说，小白拍的《牛街》因
为缺乏宣传，至今本钱还末收回。小白的弟弟妹妹都下岗了。现在，全家就靠他父
亲一人值夜班来养活。他觉得这些普通人确实有许多感人的东西：善良，正直，贫
困，乐于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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