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下乡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是陪客。
县里的来客真多。地区的、省里的、北京的、兄弟县的,官员、商人、记者、
侨胞(那个县是侨乡)、老板(那时候老板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哪路神仙来了都
得热情接待。热情的标准两条:一、县级领导陪同;二、上白酒,红烧甲鱼。客人
来了,吃、住都在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在街道尽头的江水边上,客房、餐厅包房,
一律临江而筑。早晨起来,或是酒酣耳热之际,抬头便可以看到宽阔的白花花的江
水,可以看到江中心绿洲上的灌木和低头闲走的牛羊。从江面上横斜过来的风里,
总有一种温润的气息。湘南人好客,主要表现在酒桌上。尚未入席,满桌的菜就已
经摆齐了,大盘大碗,堆得溜尖。尚未动筷,先举酒杯。第一个双杯轮过去,再一
个双杯转回来,这叫“四四(事事)如意”。然后又一个双杯,便是“六六大顺”。
再然后,“八八大发”、“十全十美”。十杯酒下肚了,又各找名目互相敬酒。喝
到后来,都是十几杯二十几杯酒下肚了。有的人不行了,闭着嘴巴不肯再喝。于是
就有人起身上前,拎住耳朵,往衣领子里灌。往往一顿酒下来,总要醉翻一两个,
还有几个身上领子上都是湿漉漉的,少有幸免。我第一次陪客,不知深浅,照本地
风俗一轮酒敬过去,还没有敬到头,自己已经醉倒在椅子上起不来了。酒醉的滋味
是十分难受的。酒醉后的表现,人各有异,有的人滔滔说话,有的人大哭,有的人
大笑(长笑不止,那种怪笑啊,惨不忍听),有的人昏睡,形形色色,极尽怪状。
我醉了却还清醒,还能照常陪着坐着,不至于失态,只是双膝发软,沉默无语。回
到房里才开始呕吐。吐过了,躺一躺,又吐。如此反复,直至夜半,最后连黄胆水
都吐出来了,搅肚翻肠,痛苦不堪。第二天,又陪客,又醉。第三天,还要陪客,
还醉。醉过七八场,我的酒量被锻炼出来了。可以喝几杯了,也不常醉了。
没有会议,也不用陪客的时候,是最轻松快活的时候。早早地吃过晚饭,就去
打球。政府大院是一座大山包,我住山包顶上的宿舍楼,篮球场在山半腰的常委楼
旁边。这个篮球场的好处是地面平整,篮圈上常年挂着崭新的红白相间的篮网,十
分醒目。往篮球场去,有很长的一截路,须绕经两栋家属楼,还须经过人大办公楼、
政协办公楼、档案局办公楼。我每次去篮球场,为了省事,都把衣服脱得只剩背心
短裤,顺着光光的大马路,一路小跑下去。球场上早已有一群半大的学生投着散篮。
我们分作两队,打半边场子;如果人多,便分作三队,记分打下位。我跟学生们一
样剥了背心,赤膊上场。我总是打得很投入,很卖力。球场边上,散散淡淡地围了
一些人观看。这种观众是基本固定的,是消遣性、无意识的。有一次,统战部的曹
部长蹲在一边看了一阵,忽然指着我大声问旁人道:“那是谁家的孩娃,球打得这
样好!”旁人大笑道:“你以为是谁家的孩娃?———新来的肖副县长!”———
曹部长到省里开会刚回,还不认识我。他一跃而起,冲进球场,双手握住我的手,
一阵紧摇。
天黑下来了,我们打完约定的最后5 个球,鸣金收兵。我把背心搭在肩上,踏
着树影一步一步往回走。我感觉身上很累,腿酸气喘,但心里极其愉悦,一片澄明。
后来有一天,一件事情打破了我的平静的生活。
湘阴乡的马家煤矿出大事故了。塌方。有4 个工人被漏顶压在窿口里头了。是
头天晚上五六点钟出的事,第二天上午下一班工人去接班时才发现,里面的人生死
不明。事故的消息传到县政府时,已经是11点钟。若依常例,这种大事故需要老到
点的、有点经验的领导去处理。可是那天不巧,县长们都出去了,都不在家。我从
乡下刚回到办公室,接到消息,县长立即抓了我的差,要我火速赶到出事现场。
我跳上汽车,让司机掉头往湘阴乡赶。坐在车上,我才想到,我还从来没有处
理过这种事故,正所谓“狗咬苍天”,该从哪里下手,该怎么办呢?我心里很紧张,
很乱,双手紧紧地抓住车门上面的扶手,一言不发。我的脸色也一定是很凝重的。
司机老罗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边稳稳地开着车,一边说:“肖县长,你不要急。我
以前也跟别的县长去处理过这种事情。出了这样大的事故,湘阴乡附近的国营煤矿
肯定要派矿领导和抢救队去抢救的。他们是内行,有经验,你只要抓住他们,会有
办法的。”罗司机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的心稍稍定了点。
12点钟到了马家煤矿的煤窑口,乡长村长等一干人接住了我。果然附近高亭司
煤矿的谢副矿长带着救护队已经到了。现场一片混乱,有哭的,有叫的,人来人往。
我的头一下又大了。我问谢矿长怎么办?谢副矿长说,先成立抢救指挥部,统一指
挥。我们几个简单商量了几句,我就宣布成立抢救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长,谢副
矿长和乡长任副指挥长。谢副矿长指挥4 支抢救队下煤窿掘进救人,乡长负责后勤
供应。分派一定,立即各自行动。
谢副矿长把救护队员集中到一起,请我过去给大家说几句话,动员动员。我到
了他们跟前,一时怎么也找不到话说,只好跟大家拱一拱手,说:“人命关天,人
命关天啊!拜托你们了!”我觉得没有说得慷慨激昂,心里很惭愧,便陪着第一批
救护队员一直走到了窿口里面。
接着我就叫乡长把工人家属和闲人都轰走,离得越远越好。乡干部们张着双手,
像轰鸡一样,几下几下就把人都轰走了。只有煤窿口上跪着一个老婆婆,任你轰,
任你拉,就是不肯起来。我走过去,看到了一幅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情景:这
是位年纪很大很大头发都全白了的老婆婆,她的面前是一尊泥塑的拳头大小的直鼻
阔嘴的土地公公神像,神像前面有一个湿泥巴团成的香案,香案上插着三炷香。老
婆婆的头耷拉着,不知跪了多长时间了。我心里一冲一冲地发热,过去扶起老婆婆,
说:“老人家,你先回家里去等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里头的兄弟救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就用了“兄弟”这个词。
老婆婆走了。场子里安静下来。这时,罗司机走到我身边,小声说道:“我以
前跟县里领导下来处理这种事故,都是安排一下,就回去了的。这里的事情让他们
去处理。”他看我不懂,就又说:“这种事情,里头的人救出来了就好,救不出来,
你脱身都难得脱。”
我心里很震了一下,犹疑了。踌躇间,忽然抬头,看到刚刚离去的老婆婆在对
面半里路之外的小土堆上坐了下来,一双眼睛,直直地望着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
身份,想起了老婆婆那双被皱纹密密包围着的充满凄切的眼睛,想起了对老人家的
承诺———
一诺千金啊!
我说:“我不能走!一定要守到把人救出来!”
乡长让人搬来几条长凳,陪我在窿口前面坐了下来。一切安排妥帖,其实我们
也是没有多少事了。挖掘的工作,自有谢副矿长指挥,我们只须随时问问进度。我
还多了一件事情是:每隔一阵,便到土地菩萨跟前去续上一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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