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没有人能说出这座老屋有多少年岁。我问过父亲，父亲干脆说不知道；问我爷
爷，我爷爷捋了将长长的白胡须，眯缝起眼想了一会儿，沉吟着说：“我说不准，
我打记事儿就有它了……”其实这座老屋并不是爷爷的财产，我爷爷兄弟四个，他
上面有个哥哥，我称呼三爷，三爷无后，少牵挂，早年闹灾荒，索性背着包袱下了
关东。爷爷给地主当长工，兄弟分家时他分到了五间草房，一个破院落，但他的两
个儿子一年年长大成人，大儿子娶了媳妇没处住，就打开那把生锈的铁锁，住进了
我三爷的房子。

    那是一座很简陋的土坯房，墙脚虽是石头垒的，但才尺半高，上面又砌了两层
砖（我们那一带离山不远，好屋的墙脚一般是砖石到窗台）。梁檩也不是好木料，
梁好像就是未加工的完整的树干，东间那根裂了条宽宽的缝儿（它正对着炕头，我
在炕上睡觉，总感到它张着大口，好像要把我吸进去）。檩条子大多弯不棱登，是
那种棍子檩。窗棂是很土气的竖条窗，糊着发黑的毛头纸。木板门笨重得仿佛手脚
迟钝的老者，开门关门吱呀呀响。这是梁邹平原上最普通的民居。穷人有个挡风遮
雨的窝就不错，还奢望雕梁画栋，斗拱飞檐？但是读小学一年级的我从同学王小强
家做完作业回来（王小强他爹土改时分到了地主王歪子的房子），却缠着父亲要四
面刻花中间嵌着玻璃的门窗，缠得不耐烦了，父亲拽过我的屁股重重地打了两鞋底。

    要说屋子在当时还勉强跟趟儿，院子却不行。那院子太小，东西二间半屋宽
（因有三间破东屋，它挡住了一间半北屋），南北三间屋长，南边又有两间草棚堵
着。从北屋门口铺了一条砖道通往大门，这条砖道的介入，使切碎了的院子越发狭
窄。偏偏院子里长了一棵大枣树，每年都结一笸箩红枣，砍掉吧舍不得，不砍，光
它的树头就遮去大半个天井；夏天这树生一种浑身裹满毒剌的虫子，人经树下，若
脖梗和光着的膀子、胳膊上落上它，鼓溜溜地肿得像根豆角儿，疼痛难忍；这种虫
子脱下的毛沾到衣裳上，穿上发痒。我家洗了衣裳晾晒不得。“别扭死了，别扭死
了，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母亲动不动就嚷。她是多么眼馋别人家的大天井啊，可
以在天井里摊柴草，可以在某个角落支一盘石磨，可以开出一块菜地，种两畦葱、
蒜，两畦韭菜和辣椒，我中厚大娘家的天井就是这样。但母亲这个愿望一生也没有
实现。她只在邦硬邦硬的墙根儿刨一小溜儿，埋下丝瓜种，千呼万唤，小苗苗歪歪
扭扭拱出了头，可母亲无论怎么浇水，施肥，藤蔓还是那么细弱，叶子黄黄的。邻
居家送来结下的茄子，或者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母亲要炒菜，去大娘家要几棵芫荽，
又骂个不停，这是她发泄对这个家的不满和怨恨的好时机。

    我却从来没听到父亲这样发泄过，好像他明白他没有这样发泄的资格，他是寄
住在这里的，这样的宅子他也没有，在这个村子里他是一个没有宅子的人。他对这
座宅子是另一种感情。在大队里负责的他，不大蹲在家里，但只要有空儿，他就摸
起扫帚扫天井，他扫得很仔细，把我们散乱地扔在天井当央的家什摆整齐，墙根的
鞋子、斗笠放在窗台上，有时候扫完后还花花搭搭地洒上盆水。砖道上哪块砖松动
了，他拿石子挤紧，敷上土。屋顶子每年都得小修，角上的麦秸被大风掀起、树枝
磨烂，或哪一片儿被嬉戏的鸟儿踢踏坏，补一补。逾七八年便大修，屋顶全换新麦
秸。这天，本家兄弟们，好邻居，还有父亲帮助过的或想求父亲办事的人都来帮忙。
有在屋顶匀匀地铺麦草的，有在下面呼哧呼哧推土、和泥的，也有在架子上打闹、
说荤话的。父亲都满意。这时候他啥也不用干，只管着备好茶水，端给这个喊那个
接茶碗儿。傍晚，工匠们从屋上下来，撤了架子，洗了手脚，按辈分井然有序地坐
在了摆上菜盘、酒杯的条桌前，父亲却还频频扭头欣赏那昏暗的暮色中像金子一样
放光的屋顶。照例父亲是要和大家嗷嗷叫着大喝一场的，一是要表达他的谢意，二
是他陶醉在了老屋的焕然一新里。这一年修房子，父亲居然为老屋披上了“马褂”
——在屋顶“挂”了一圈大红瓦，比一色的麦秸要高出个档次——这在我们这个草
庐之家的历史上可具有划时代意义，这称得上是父亲的杰作。很长一段时间，全家
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动作，从外面回来，隔得远远的就抬眼望屋顶的那片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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