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1972年冬天，父母开始商量盖新屋。实际上父母已经费了半年多的脑筋了，
只是“盖屋”一词此时才蹦入我混沌的脑海。少不更事的我竟兴奋得睡不着了，打
那我留意起父母的交谈。父母又商量了多少个夜晚我记不清了，但记得每次开题，
俩人先数算一下攒下的钱可买几车石头，怎么赊砖、瓦，苇箔从哪里进，找谁帮工。
接下来又数还缺什么，然后就是沉默，沉默之后是两人长短不一的叹息，叹息之后
往往是父亲三分胆虚七分果断地说，“这屋不盖是不行了，愁也当不了啥，世上有
过不去的火焰山？”

    转过年去，父亲的盖屋计划拉开了序幕，常年不赶集的他赶集去了，回来身后
就跟了一辆小驴车，拉着木料；有一回是大马车，卸下来的是五六截一搂粗的树身
子。集空里父亲就请木匠来干活，又锯又劈，把买来的木头加工成一架架大梁，一
根根檩条。它们从西墙根排过来，天井只剩一条砖道。最后一次赶集，父亲把家里
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大金鹿牌自行车卖掉了，这是他好不容易托在部队当营长
的朋友淘换到的，还没稀罕够。父亲徒步回到家，圪蹴着倚在门框上，皱着眉，大
口抽旱烟：用完了这点钱再想啥法儿呢？为节省开支，生产队收了工，父亲就率领
着哥哥、姐姐、我，去八九里路以外的大沙河挖沙子，父亲挖，我和姐姐淘，哥哥
往车上装。一环一环配合默

    契，一中午能拉回一地排车。沙子差不多了，又去青龙山上捡山皮——碎石片，
将来塞墙脚缝用。我才过门的嫂子也去捡，她的花衣服被风刮起来，像花蝴蝶一样
美丽。她和哥哥一组，我和姐姐一组，我们比赛着分头抬着大半筐石片，倒入山脚
下的车箱（那“哗”的一声真好听），飞快地返回。车箱平了，父亲驾辕，我们在
后面推，高高兴兴地往家走。父亲正值生命壮年，虽不人高马大，身上也没有一块
一块的疙瘩肉，但绷紧的肌纹仍然显示出力量。我们拉了一趟又一道。青龙山上的
石片捡不完，而我们的力气却十分有限。那年春天我因为干活过于卖力，大腿根的
淋巴发炎，以致化脓，动手术，刀口迟迟不愈合，害得我做了一学期的瘸子，那道
二寸长的疤痕可能是今生中劳动奖励我的唯一的徽章。

    农历二月初八正式开工，这是请风水先生看好的吉利日子。一大早我家天井里、
大门口站满了人，石匠、瓦匠、壮工、小工、厨工……他们除了带着工具，有的带
来二十元钱，有的十元，有的五元，有的扛来半袋子小麦。乡亲们也不富裕，这就
是很大的情义，是对父亲母亲在村里与人为善做人的肯定。人们把钱、物交给漾着
一脸感激的母亲，跟着父亲上了工地，浩浩荡荡。很快，那里响起清脆而热烈的打
击乐声。母亲跑到村头，截住南山里来的豆腐挑子，把两板豆腐搬进饭棚，她要管
大家好好地吃顿豆腐菠菜汤。

    从砌墙基到板打墙，再到上梁封顶，前后拖拖拉拉经历了二十多天。盖屋对于
一个家庭来说，是几十年不遇的大工程，虽然有叔叔和中厚大爷帮着张罗，可谁也
代替不了父亲。要人，要钱，要物，要啥啥得跟上，啥不凑手都耽误事儿。而这些，
人还好说，其他的解决起来都得费周折。父亲吃不好，睡不好，他夜里是在工地上
和衣而卧，一只眼打盹儿，一只眼照看着施工材料和器物。天一壳又脚不沾地地忙。
但他并没有累垮，而且一直处于亢奋状态，风风火火，眼睛布满血丝却炯炯有神。
过去村里人都说他精神头儿大，真是名不虚传。上梁日，一串噼里啪啦的鞭炮和声
声欢呼，把建房工程推向高潮。大滴的喜泪落在父亲的衣襟上。而他也像卸了重负
一样，轻松中两腿反而发软，他不自觉地晃了两晃，只是谁也没察觉。

    七间大北屋平地而起，石头墙基一米多高，红瓦顶子，玻璃门窗，在那个年月
的民居中是入时的。可是父亲母亲没住，他们让我结婚不久的哥哥嫂子在里面安了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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