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寒假过后，冰雪消融，安达木河的水开始流淌。春天来了。
我着手准备调动的事，每星期五下午上完两节课就坐班车直奔县城，周日再赶
末班车回来。
汽车在村口停下，然后又向更深的山里奔去。安达木河水静静地从这里流向山
外。每次下车，我总会看到张大力和张小翠兄妹俩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见到我，
张大力会憨憨地笑，闷闷地喊一声：“老师——”我知道，那河水里有鸭子，有小
鱼，有他们的欢乐。但如果不是张小翠后来告诉我，我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张大
力其实是在那里等我回来。直到看我下车回学校了，他才会和妹妹一起回家。
五月的校园，到处弥漫着一股甜腻腻的槐花的香气，空气清新得仿佛被淡淡的
香水筛洗过了一般，温润而干净。槐花弥漫了房后的整个山坡，绿的白的翩然一片。
越过房顶，视线所及之处除了绿就是白，团团簇簇，如九天仙子素装而至。那棵挂
着铁钟的老槐树更是开得灿烂，潇潇洒洒如槐中魁首，领着这群娇媚的姐妹与儿女，
把孕育了一个冬天的美丽与香甜全部释放出来。那份洁白与淡雅，那种覆盖与生机，
感染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只要“当当当”的下课钟声一响，孩子们会一窝蜂地涌出教室，跑到屋后的山
坡上摘槐花。几乎每个孩子的手里都会有几串雪白雪白的槐树花，他们有的直接把
花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吃；有的放在鼻子底下，陶醉地闻；有的干脆就是揪着玩。
学校向来不管这些，孩子们是自由的，除了学习，他们从来不为其他的事情分心。
在这些与野花野草一样疯长的孩子中，张大力却拿着槐花傻傻地看，目光长时间凝
固在槐花上一动不动，头上沾着草叶，脸上爬满汗水和泥土的痕迹，有时还会呆呆
地站在槐树下愣神儿。每天，他都会抢着把槐花插进讲桌上的玻璃杯里，然后跑走。
再回来时，手里便又有了一大把的槐花。这时，他总是走到我面前，执著地笑，说
：“好看，花儿，老师。”不由分说地把花儿塞给我一串，嘿嘿笑着。
我说：“张大力，你要是把脸洗净也会很好看。”
他用劲地看了我一会儿，就回到座位上把剩下的槐花一串一串地夹进了书里，
本里，用胶条把它们固定住，好像生怕这些花会突然长腿跑掉一样。
张大力的举动引起其他孩子的嘲笑，“傻子，槐花年年都开。”张大力不理会
他们，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几天，他的书本全都变得鼓鼓的了。
那个五月，我讲桌上的玻璃杯里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槐花插在那里。槐花谢后，
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便开始在我的桌子上次第灿烂。
这天放学，我正在办公室里判作业。张大力来了，他的脸果然洗得干净了，常
年挂在鼻子下的鼻涕也不见了，除了目光有一点儿迟钝外，看着和其他健康的孩子
没什么区别。他的身后还跟着三四个小男孩，走在前边的他手里捧着什么，俨然一
位国家元首似的，前呼后拥地来到我的办公桌前。
“今天俊了，张大力？”我说。
张大力突然红了脸，不好意思地笑笑，一个皮毛粉红的肉球立刻蠕动在桌子上。
“这是什么？”我吓了一跳。
“老师，小刺猬。”张大力认真地说。
“老师，这是刚生下来的小刺猬，一窝儿呢，还有四只，在山坡上，张大力发
现的，说是送给您。”孩子们七嘴八舌地争着说。
“老师哪会养刺猬啊？”我说。
我看看张大力，“咱们给送回去吧，要不刺猬妈妈该着急了。”
张大力点点头，“老师，刺猬的家不好，漏雨。”
我看看外面的天，阴阴的，要下雨的样子。
在孩子们的建议下，我找来一条破毛巾，半根黄瓜，一个纸箱，孩子们在纸箱
的侧面挖了一个出口。我们一起来到屋子后面的山坡上。
密密的杂草树丛覆盖着整个山坡。一块很显眼的大石头下面有一个浅浅的草窝，
四只同样粉嘟嘟的小刺猬缩在一起瑟瑟发抖。显然，刺猬妈妈出去寻找食物了。
我不敢伸手去摸它们。孩子们却像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那样，把纸箱放好，垫上
毛巾，铺上干草，小心翼翼地把刺猬捧了进去。
看着这个精心为小刺猬准备的家，孩子们都很高兴，“二传手”吴志丰说：
“这下它们就不会淋雨了。小刺猬的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别的孩子也说：“是
啊，我们要看着小刺猬是咋长大的，我们要天天来看它们。”
“嘿嘿，嘿嘿。”张大力又笑了，单纯善良的眼神看起来不那么傻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上课，张大力就哭着来找我了。我还从未见张大力哭过，
见他满脸鼻涕眼泪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老师，刺猬，没了。”
原来，张大力早晨一到校就跑去看刺猬，发现一夜之间，刺猬们都不见了。
几个孩子听说刺猬没了，都一溜烟地跑到屋后去看。一会儿无精打采地回来了。
“老师，刺猬搬家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
“那条毛巾被拉出去好远，它们肯定是搬家了，刺猬妈妈在夜里把孩子都运走
了。”孩子们说着，猜测着，语气里满是遗憾和失望。“咱们给它们造了那么好的
家，它们咋就不住呢？”
望着孩子们天真的小脸，望着依旧哭得很伤心的张大力，我说：“咱们打扰了
刺猬一家，刺猬妈妈害怕了。”孩子们很不解。我又说：“有时，爱，其实是一种
远离。”
孩子们更迷惑了。
我知道孩子们还小，有些事他们还不能理解得很深，但他们的爱心与善良却是
最为真实的。
天气一天天热了起来。
讲完课，孩子们静静地写着作业，沙沙沙的写字声如蚕吃桑叶，张大力也努力
地写着，他已经学会写7 、8 、9 和自己的名字了。只是每写一会儿他就要抬头看
我一眼，冲着我傻笑。对他的这种举动我已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感觉。坐在教室门
口，我无聊地遥望着远山，远山迷迷蒙蒙的，笼罩着一层热气。校园里很安静，偶
尔荡过几声蝉鸣，不知从哪个班里传出来的读书声依稀可闻。隔壁是三年级教室，
班主任马老师的声音清晰入耳：“三百五十除以七你不会？你他妈咋学的你？”停
了一会，高八度的声音再次传过来：“三百五十除以七得他妈五十，连这都不知道，
你白活了你，笨蛋！”
接着是哐里哐当的桌椅碰撞声。肯定又有哪个学生被他揪出来了。
这个马老师五十来岁，长得酷似北京猿人，前额和嘴巴突出地往前伸展。他管
教学生的理论是“不打不骂不成材”。当然他打的范围仅限于手掌和屁股，但是下
手狠，学生们都非常怕他，背地里叫他“马扒皮”。不过，家长都信服他，乐意把
孩子交给他管教。也许都是一个村子里的原因，他便更加无所顾忌，“他* 的”这
句国骂成为他无所不在的口头禅。更令人不解并拍手叫绝的是，只要是他教的班，
不论接班时什么样，每年统考成绩在学区都会是前三名。
教师们都说他有应考绝招，但他却很保守，从不外传，每有老师问起，他总是
哈哈一笑：“碰上的碰上的，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教师们私下里便有些看法，哪
那么多死耗子都让他碰上了？分明是秘而不宣嘛，这点小心眼儿谁看不出来？有了
这些心思，马老师在学校里就比较孤立，独来独往的。每天早晨上班来，他很少进
办公室，而是直接带着两脚黄泥巴走进教室，那是他刚从自家的地里干活回来。他
老婆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三亩地都是他的事。
“爹妈供你们容易吗？再不好好学，再整天吃饱了混天黑，看我咋他妈收拾你
们！”马老师的声音如树枝上狂叫的知了一样，毫无掩饰地释放出来。我不禁在心
里为这些孩子暗暗叫苦，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年龄却被他管得如同小绵羊一般，温顺
乖巧得让人看着都不是滋味。但孩子考试的高分已遮盖了一切，没人能注意这些了。
我突然发现，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小学，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绝招。
临放暑假前，我参加了学校里最后的一次升旗仪式。老校长拉二胡的姿势，师
生们高唱国歌的嘴巴、张大力干净的小脸、以及他们那满含期望的目光与表情，长
久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调走了，
调进了城里的小学。干净整齐的校园，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这都是我梦寐以求的。
一切都如吹过的风儿一般了无痕迹，那个叫槐树下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逐
渐从我的记忆里淡去……
一晃儿，十几年过去了。
如今的我每天奔走在城市里，车水、人流、高楼，噪音已成为惯常的风景，心
也在忙碌中日渐麻木迟钝了。
那天，走在街上。
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新改建的街道两旁种植着被修剪得非常规矩的槐树，像
一队队红领巾整齐地站在道路两旁。树不茂盛，但花却开着，氤氲的香气在城市里
飘浮，和汽油味儿、人群味儿等等各种城市气味杂糅在一起，怪怪地钻入鼻孔。
闻着这怪怪的气味，我感到一种怪怪的目光正停留在我身上。当一个烫着时髦
卷发的少妇领着一个二三岁的小男孩站在了我的面前时，那怪怪的目光转瞬间变化
为一种惊喜。
“王老师？您是王老师吗？”
“你是……？”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张小翠呀。”
“张小翠？”我在记忆的碎片中快速搜寻，还是模糊，
“我二年级时您教过我，槐树下小学。我还有一个哥哥，叫张大力。”
槐树下小学？张大力？张小翠？记忆如断了的链条慢慢链接，我终于想起来了。
事隔这么多年，只教过一年的学生还能记得老师，我很欣慰。
从张小翠口里我知道，我走后两年，槐树下小学就撤了，全乡的孩子都合并到
乡中心寄宿小学去上学，寄宿小学是楼房，条件比槐树下小学好很多。但张小翠说，
她和许多同学还是喜欢自己原来的学校。
张小翠和我聊了许久，但话题里却一直没有提到她的哥哥张大力。我问：“你
哥哥张大力还好吗？”
“他？早没了。”张小翠说得很随意，就像在说一个和她毫不相干的人，“那
年暑假开学，听说您调走了，换成马老师教我们，他就哭了，说啥也不上学了，整
天一个人在家呆着，您说一个傻子能有啥好结果，没两年就死了……”
张小翠轻描淡写的叙述犹如一根长长的银针，刺痛了我久已麻木的神经。冥冥
中，我觉得自己成了致使张大力夭亡的凶手。渐渐的，那傻傻的笑，那暖暖的鹅蛋，
那憨憨的声音，那如雪般洁白、雾般浓重、梦幻般挂满枝头的槐花，以及飘满槐花
香气的校园和校园里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前慢慢清晰起来。
张小翠走远了，我久久地站立在槐树下。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一切早已如种
子一样植进内心深处，暖暖地煨着我，从未忘记过。张大力，那边有槐树吗？槐花
开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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