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郑贵成了常客。一个月总来一二回。方一白召之即去，去了也不空手而返，少
则一二件，多则三四件；价格平均千元，不算贵，比之拍卖行那是举牌的零头。对
于他特别是田秀玉，已是不菲的支出。她一次次往银行跑，存折余额在无声地缩小。

    在告别公园谢池之前，他们存折数目是9.8 万。两口子一辈子的储蓄，无儿无
女，这笔钱两口子商定不能动用，除了医疗费；医疗费很贵，这可是生命攸关。9.8
万，比一般的教授富裕。生活过得清苦，冰箱是15年前的单门，早想买个纯平电视
机，下不了决心。下午上菜市场，下午菜便宜，退休后田秀玉没有买过衣服。退休
前几年，他在电大、夜大兼课，赶场似的日夜奔波，就是为了每月能增加千多元的
收入。精力不济了，留下9.8 万元，充实地存在银行卡上。不可能再增添了。

    郑贵通人情。他除了照例不眨眼报出碑刻年代和换算公元（这已经让他乏味，
无非是先背会，而且怎么每个坟都有碑？），他感动的是郑贵的关切：“你忙就别
来了。”来了看东西，要说：“买不买没关系的，我有东西是让你先挑，你不要我
们晚上就去上海，上海也有买家。他们不是教授，你是教授。”有几回他主动问：
“太太有意见了吧？你们先商量，要不先不买了？”

    方一白处处占上风，控制节奏。他感到不由自主，又兴奋又懵懂，喝醉酒似的。

    有过几个电话，说是郑贵介绍，让方一白去看东西。对方好精明，既然郑贵介
绍让他来电话，郑贵自己为何没来电话？方一白事后问郑贵，郑贵一概否定，郑贵
差一点说出：“我怎么会犯傻，让别人抢生意。”郑贵常常提醒他，他心眼好，一
定多留个神：“当下社会饭馆多，饭吃得；文物贩子多，话听不得。”

    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方老板？”

    “我不是老板，姓方。你是哪一位？”

    “你不认识我。我对你说，郑贵卖给你的东西，是从景德镇簸箕杵街上买的假
东西。”

    “你见过卖给我的古玩？”方一白厉声斥问，很反感，冒上一股怒气。

    “我是好心，我就在景德镇住。他常找我，在我家喝酒。”

    他怀疑是被他拒绝看货的人。郑贵得罪了他。他把他划到“流氓无产阶级”里
面了。

    这以后，还来过三四个电话。讲一样的话。

    郑贵为了他树敌。一天中午，他顺便请郑贵和他的助手吃饭。郑贵已与他称兄
道弟，他不习惯，别扭，在学校都喊他“老师”“教授”，那么是不是他轻看农民？
是不是自诩有知识优势以精神贵族自居？他应该庆幸有机会融入市井社会。

    他们在旅馆旁边的饭摊用餐，郑贵和两位跟帮。郑贵不比初次见面，很少动手
了，身上也是带商标的西服，棕色皮鞋。

    郑贵喜欢喝酒。先是啤酒，方一白只能喝一杯。几杯啤酒下肚，郑贵要喝白酒
了，在柜台睃巡一遍，要了一种助阳的药酒，对他的跟帮说：“有钱了，得喝这种
酒———快活酒！”

    他自己掏钱买。倒一杯给方一白。方一白说不会，他一饮而尽。跟帮规规矩矩
坐着。

    “我的钱，有一半是你给的。”郑贵酒量不大，跟帮劝他别喝了，剩下的带回
去。“我卖给你东西，10年包换。我说话算数，不是喝了酒才吹，10年包换！”

    又不是买家用电器，怎么也“三包”？

    跟帮只是吃盘子边沿的菜，不喝酒。方一白问他们了才说话。

    方一白说起一只元代白釉碗，有疑点，釉色太亮。

    “教授你这是考我哪！元至正三年，1343年，这还能有错？山上的东西，干净，
碗埋在细沙里，水泡不着。教授是给我出题目哩！”

    方一白无言以对。每逢他质疑，郑贵就说是故意考他，也就是说凭教授的水平
不应该提这种蠢问题。这一招很厉害。他为虚荣心付出代价；也不完全是虚荣心，
出土的东西最真实。除非坟啊，碑啊，细沙啊，全是谎言。对出土的东西，投的是
对人的信任票。

    100%，80% ，还是50% ？

    第二天，他又接到一个电话。

    “方教授吗？你从郑贵手里买的东西，多半是假的，高仿的。你太相信人了。”

    “你是谁？”

    “你不要问了，我只想对你说一声。”

    电话挂了。

    这次方一白没有生气。他在想，这人是谁。他越来越觉得像是郑贵的一位跟帮
班。郑贵介绍是他朋友的儿子。吃饭时，“朋友的儿子”始终没有正眼看他。

    这是第五感觉。

    他心存感激。

    大学毕业后，方一白在学校当了一年助教，便去农村劳动锻炼一年。这是教育
部规定的，补“阶级斗争主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下去几天，他们便发现，不是接受教育，而是毛泽东也说过的“重要的是教育
农民”。社员出工不出活，争工分打架，小偷小摸，唱黄色小调，家族纠纷，不讲
卫生，等等。他在日记中写：“愚昧者朴素，无知者单纯，贫穷者节俭。”和他一
起下放的有10多位毕业生，与他看法基本一致，有的更极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
在“农村锻炼一年思想总结”时，个个滔滔不绝地谈收获，对农民的品质、阶级感
情、政治觉悟大唱赞歌；谈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
死”（不举一例，因为无例可举。大队只有一个地主，“低标准”时饿死了）。当
面撒谎，他心慌得坐不住，看着一位位发言人的面无愧色，不好意思的倒是他。但
他也谈收获，也言不由衷，虚情假意。最终，你看我，我看你，彼此彼此。

    他只能原谅自己，因此理解大家。付出诚实的代价值得，要保住大学教师的位
置，他必须有“深刻的心得体会”。没有也得有。

    方一白出身恶霸地主家庭，父亲土改时被镇压。他不满10岁。记得他们家的长
工老江伯在批斗会上出示了血衣，他遭地主毒打的证据。后来，他越来越怀疑了。
“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老江伯说他有病没出工挨打，此后又一直在他家，农闲
时还带方一白去捞虾摸鱼。他父亲15亩地，一生省吃俭用，进城带一双布鞋，船到
码头换下草鞋穿布鞋，上船换下布鞋穿草鞋，他们家只许点一盏油灯，一晚上端来
端去，有月光的夜晚不许点灯。父亲另一大罪状是“诬陷”村里一佃农是土匪，被
镇公所抓去坐“老虎凳”，打得死去活来。他上台一揭发，父亲死定了，从台上拉
走就挨枪子。一年后，镇反剿匪，那佃农果然是土匪，也枪毙了，但这事已与父亲
无关，没人提起。土改后，老江伯一直到死，每年都要去他家拜年，送年礼，眼泪
汪汪———不知道是老年人的泪眼，还是内心有愧难以言表。

    农村回来不久便是文化大革命。他跟着“炮打司令部”，喊“红色恐怖好得很”。
校园沸腾，到处打砸抢。他终于明白，他还是适合关心100 年之前的政治，不适合
今天的政治，当了逍遥派。

    一天，校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组长找他，让他参加一次有特殊意义的活动。

    原来是法国有一个代表团来市里访问，参观百货公司。他们大学分配到10个
“顾客”的名额。10个人中必须有6 ～7 人戴眼镜。发给他们100 个问题的答案，
要背会，不得有差错，发给他13元，“买”一双市场紧俏的皮鞋，位置在二楼西边
柜台。他的任务是不停地在二楼穿梭走动，不停地打听价格，然后买鞋。时间45分
钟。钱在回校后退给革委会，皮鞋退给百货公司政治部。

    他不觉得异常，只怕完不成角色。有人带着孩子，有人提着大包，有恋人，有
工农兵，有知识分子。临离开，法国记者突然问他：“中国社会生活十分正常，市
场繁荣，购买力强。只是，为什么三个楼层的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原来“顾客”
只能在“自己的”楼面上走动，安排出了纰漏，楼梯成了空白点。方一白一慌：
“我不知道，你问我们领导。”记者问：“领导在哪里？请问我能和他见面吗？”
他更窘了：“在大学。”

    大家都笑他傻。不过谁也没有告诉他应该怎样把谎编圆才是聪明。

    一年前，市里一位副市长的秘书给学校来电话，问能不能花20万元给副市长弄
个硕士真文凭。

    大学又不是地摊，文凭当然是“真文凭”。不过硕士文凭不比“名誉教授”
“客座教授”“兼职教授”，要多少有多少，给多少也不稀罕（一般拿到这些头衔
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悄悄地把前面两个字拿掉，留下“教授”，学校睁一眼闭一
眼，何必管），硕士真文凭究竟不一样。学校领导在考虑，除了20万元还能附加什
么条件。这位副市长掌管批地实权。她初中学历，小吃店卖馒头出身。英雄不问出
身，她青云直上，选上副市长后，大学文凭拿到了，高级经济师职称拿到了。有人
建议让她拨款修建大学校门，有人建议把运动场后面的400 多平方米的地征过来。
书生难成事，等搞出几个方案，副市长秘书来电话说已经拿到上海一个名牌大学的
博士真文凭。

    只有人感叹，也有人后悔。没有人愤怒。

    一切都心安理得。

    一切都理所当然。

    一切都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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