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说起孙喜喜，先要说一说与他有关的那个农场。农场地处柴达木盆地，创建于
50年代中期，是个劳改农场。农场由这样几种人组成：管劳改的、被劳改的和为他
们服务的医务人员、教师、厨师等等。劳改刑满释放后一般都是就地安置，名曰就
业职工。就业职工又叫“小三子”，即所谓“三类人员”。至于三类人员分属哪三
类，我也搞不清。大约类似文革时期的“黑五类”“红五类”———属于特定历史
阶段的特定用语。孙喜喜是个“三类人员”，而我则是干部子弟，属于两个阶级。
在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常常说，这种地方，坏人比好人多。所以他们很少让我晚上
出门，怕我遭遇不测。可令我疑惑的是，从小到大我并未感到这些坏人坏在何处。
从他们被改造得黑不溜秋的脸上也很难找到所谓的阶级烙印，倒是觉得他们逢人三
分笑，很礼貌很和蔼，嘴里永远散发着萝卜白菜的气味，令人怜悯。据说，这些人
即便后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也总是躬腰哈背，苟苟且且，那模样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被什么样的衣料包裹住，都能让人一眼认出那是个“小三子”……当然，那时
的劳改与今天的劳改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时，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大多是政治犯，如
50年代“肃反运动”中落网的历史反革命，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的大右派，60
年代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挖出的“美蒋特务”等等。不像现在，清一色“严打分
子”，无非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据说，这类劳改犯的新生代，把进驻劳改农场誉
之为“进修”，其中还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政府还为他们实施所谓的“人性
化”管理：住标间，吃自助餐，表现略好一点，甚至还能特许这些人间垃圾同老婆
或“小蜜”圆房。如此说来，孙喜喜作为他们的老前辈，只有自叹弗如了。

    下面还是说说孙喜喜吧。

    有一个黄昏，也就是我16岁的那个夏天，我一边悄悄地品尝一根被我从父亲那
里偷来的、也是平生第一次品尝到的烟草，一边在矮小的白杨林里深沉地走来走去。
我高中毕业了，而高中毕业后还有许多事都无可预知。京剧《海港》中有句台词：
学生证啊学生证，你何时能变成海员证……那天，壅塞在头脑中的大约就是这种情
绪。我在白杨林中行走，天空的颜色愈来愈暗，鸟的形影愈来愈少，这期间，一丝
哀婉的二胡声时远时近，颇有点善解人意的味道。起初我不在意，只是一味地胡思
乱想。及至后来，胡琴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入耳，令人情不自禁就要朝发出琴声
的地方望上几眼。需要说明的是，我那时也会拉几段二胡的，师傅是个连乐谱也不
识的犯医。农场卫生所与我家隔一道墙，每当晚饭后，墙那边就有胡琴声传来。所
以我也借了个破二胡吱吱咕咕地跟着学，久了，就知道自己所学的曲子竟是《良宵
》《病中吟》《二泉映月》之类，并且知道了刘天华和瞎子阿炳。但据说，我的基
础也就是个拉《东方红》的基础。

    我循着琴声走去。我知道那胡琴奏出的是刘天华的《良宵》。当时，一轮满月
从树梢上正一寸寸地升起。没有风，白杨林幽静如月光，甚至连栖息在树上的麻雀
也悄无声息，令人有些茫然。

    然后我就从树的叶隙中看到了一丝灯光。

    灯光一闪一闪的，有点梦幻感。如梦如幻的我被灯光吸引着，磕磕绊绊朝前走，
终于来到了一座用树枝作篷、草泥为墙的小屋。小屋没有门，一条看不清是什么颜
色的门帘撩到屋顶上，在一座占了小屋三分之二面积的土炕上，一人盘腿端坐，双
目紧闭，周身颤动，正陶醉在自己弄出的音乐中。煤油灯在一个墙洞里一跳一跳地
亮着，把此人的影子大大地放映在右面的黄泥墙上，像一个盘踞山头的老猴子。

    我在门外犹豫了一下，很想知道那一刻是几点钟了，可我没有手表。总之，我
不知被什么念头牵着，就那样莫名其妙地走进了孙喜喜的小屋。我走进去，悄悄坐
在右边的炕角上，并琢磨起那颗在灯光中随着琴弓一摇一晃的头颅，渐渐就被感动
了。

    孙喜喜双目紧闭，有两颗或更多的泪水正企图走出那黑黑的皱皱巴巴的眼睑。
他的鼻子又窄又尖，鼻翼翘起，颧骨向左右凸出去，被灯光雕塑成一个半明半暗的
静物。

    他的唇角有几道深刻的皱纹，每当握弓的手在弦上发力，那皱纹便一伸一缩，
乐感甚好。

    一曲终了，他对我笑一笑，用手背揉了揉眼窝，说：“闲着，胡乱拉两哈（下）。”
他的陕西口音很重，说话时就暴露出几颗又黄又黑又尖的牙齿。

    “再拉一个嘛。”我说。

    我说他比那个犯人拉得还好些。

    他有点喜形于色，便拿大刀牌香烟请我吸。大刀牌香烟是“文革”后期生产的，
一毛五分钱一盒，而且凭票供应，所以我就点了一支。

    接下来他就抖擞精神，一支曲子接一支曲子地往下拉，拉得性起时，居然伸长
了脖子咿咿呀呀地唱开了，嘴里又是锣声，又是鼓点，还夹杂着男腔女腔。后来，
他累了，就把胡琴递过来，说：“你也拉一哈。”于是我就拉了一个“东方红、太
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吧唧吧唧地拍着巴掌，眯细了双眼，一口口地吐
着烟雾，仿佛被我的演奏陶醉了。

    说实话，此前，我还从未遇到过能够为我鼓掌的听众呢。在家里，只要我一操
起二胡，母亲肯定是要小跑着到门外鸡栏里去伺候她的老母鸡的。而今，我见他眯
细了眼睛作知音状，便以为自己的二胡功底实实不在此人之下，于是就一曲曲地尽
情锯将下去。那一次，我的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缘分的事情是说不清的。自从认识了尖嘴猴腮的孙喜喜，我便被他迷住了。每
当吃过晚饭，每当我百无聊赖之时，我首先想到要去的地方，就是那苗圃、那草泥
小屋。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假若有一天被什么事绊住去不了，那一天的心境
肯定会空空荡荡。

    是为了再一次向他──我的忠实听众──表现表现自己的演奏才能么？

    我想大约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总之，从那天开始，每当晚饭后，我便会编造出一套谎言来哄编父亲和母亲。
我说我要去找同学商量上山下乡的事，或者就说我的帽子头天晚上丢在朋友家了…
…我渴望走进那片苗圃，就像渴望走进社会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比那更重要了。

    有一次，我们好像突然就对二胡没了兴趣。我们面对面盘腿坐在炕上，彼此都
被大刀牌香烟呛得咳嗽不止。我说改天给他弄几盒好的来。他紧张地摇头晃脑，连
忙说：“那可不敢那可不敢，烟是一根草么，好的赖的一个话，一个话。”他的烟
瘾是极大的。

    不拉二胡，一时也找不到话说，这样呆坐了一会儿，我就问起他进劳改队的事。
话一出口，立即就后悔了，因为我心里清楚，同小三交谈，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可
他竟把两手朝盘着的腿上一拍，响响地笑起来。“咋？”他笑道，“调查犯案经过
不成？告诉你，饿（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当年西安大戏院短打武生孙喜喜的
便是。”那时我不知短打武生为何物，见他得意洋洋，印堂发亮，就静静地等待下
文。他那天肯定喝了酒。像他这样的“4611部队”（三类人员一个月的工资统统是
四十六块一毛一分），一个人除了吃饭，打酒钱还是有几个的。我等他往下说，他
却只兴奋了短短的一瞬，仅仅一瞬间，两个倏然爆出亮点的眼仁就又被煤油灯制造
出的阴影笼罩了。

    “唉，你娃喝酒不喝？”

    他从铺盖后摸出个小塑料桶，虚张声势地对着我晃了几晃。我说我不喝，只是
想知道什么叫短打武生。于是他就尖声尖气地笑起来。他一笑，左手就飞快地在肋
上、耳朵根上抓搔，很有趣。

    “看你这娃，短打武生都不知道！”

    他咕咕嘟嘟灌了一气酒，双腿一盘，又拍又打地叹道：“花蝴蝶盗九龙杯看过
不？孙悟空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看过不？日他先人。老子七岁学艺，十三岁就到郑州
跟班子唱戏，七条板凳摞一搭，一跟斗翻球下来，惊傻了千百人……”边说边举着
塑料桶咂酒。我知道那是附近糖厂用甜菜渣烧的酒，醉得快，醒得也快，当时的价
格是九毛九分一斤。

    时过多年，我的确无法在这里详尽地记述他当时的醉言醉态。总之，那一晚的
孙喜喜似乎是换了一个人。他在土炕上连说带做，连唱带笑，翻了个斤斗，让头在
左边墙上碰了个亮亮的包，一脚还将放在床头的胡琴弦给踏断了。不过，我至今仍
能回想起他所讲的那些当时令他舞之蹈之的故事。

    下面，且让我以编剧本的方式把这些故事复述一二，见笑了。

    郑州。暮秋的风萧飒而凄凉。街头人迹寥寥，几个卖炊饼、胡辣汤、羊肉泡的
小贩开始卷席而返了。十三岁的孙喜喜和一伙来自西安的戏子，瑟瑟地围在一家熬
胡辣汤的小摊前。师傅说：少吃，少吃，吃多了弯不下腰咋整？演罢头场，明天让
你们下馆子。

    孙喜喜一边朝师傅拼命地点头，一边大口小口地吞咽。师傅在他头上用弯曲的
中指凿了一下。孙喜喜咧嘴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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