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离开火化厂回去是坐老板的吉普车。上车前,老头儿手里捧着装骨灰的红布口
袋。那口袋和老头儿的袖管粗细差不多,红布袋上口打了结,还显得空瘪。没有坐
过一天诊的行业医生只剩下装了半小袋的骨灰。老板说:“老哥,去给孩子挑个好
点儿的骨灰盒吧。”
“不用了,临来都说火车上不让带,这口袋也得藏在这个袋子里。”老头儿感
激老板的好意,腾出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扯出一条旧的蓝布家用拎兜,展示给大家看。
老板悄悄叹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包括老板,大家都是农民,却从各处跑到这个原本大家谁都陌生的地方,来做
这事。
老板把车停在一家酒店门口,老孟领他们三个下车。老板开车走了,不知把老
头儿送回了宾馆,还是直接去了车站。反正完事了。他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进了酒店门,一楼可供婚礼庆典的富丽大堂空旷、肃静。时间远未到中午饭时。
一名女服务员从吧台转出,老孟表示要一个单间。
服务员带他们上二楼,走过曲折的过道,进了一小间雅间。装饰华丽,不是他
们平素消费的地儿。上完菜,老孟吩咐服务员说:“忙去吧,有事我叫你。”
服务员出去时把门轻轻关好。
他们沉闷地喝酒,后来看来老孟决定不再把这厌倦的饭局继续下去,办完事结
束算了。
他端起杯依次把每个人都让到。大家喝了一口,撂下杯子。老孟从口袋里拿出
两只牛皮纸信封。一只撂在老尚眼前的桌子上。杨玉民在他另一侧,稍远,于是他
欠起身,探臂把信封推到杨玉民面前:
“这几天大家忙前跑后,没少操心费力。这是老板一点心意。”
每只信封都装得比较饱满。老尚手指在桌子下悄悄动了一下,有些迟疑。他琢
磨既然没给开绞车的,那就是说人家和老孟一样是自己人,会另有表示。老孟不再
理他,没人看他,他也随着抬脸看杨玉民。
杨玉民站起来,酒脸通红,腮肉横起,突突跳动。站起身的同时,左手伸到后
面把椅子撤开,右手抓起信封,拇指在信封中间一戳,折起信封,揣进裤子口袋。
话是一句脏话,每人都听出里面的愤恨辛酸:
“老尚那样就对了,我这就找一个又肥又深的小姐———捅透她!”
言毕,他转身离席出门,过道上,对面过来一个服务员刚来得及躲开身,杨玉
民就擦着她肩膀出去了。
那天杨玉民一个人在一家小饭馆里喝醉了。他从那家小铺里出来时,两腿已经
难以撑稳身子了。谁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醉鬼。
他沿着人行道走开一段路,愈加觉得小腹满涨,停下来,手刚把腰带卡子解到
一半,身子突然踉跄了一下,然后两手捂着腰带卡子朝后退去。退了三四步,要不
是腰背正好靠在一株榆树上,他就会失足掉下马路牙子,不摔倒,起码也得退到马
路中间才能站住,有被过往车辆撞到的危险。他背靠住榆树树干,把腰带解开,稳
稳神,朝前走几步,掏出水具,挑衅地左右扫视,往花圃里放水。
过往的行人对他视而不见,走自己的路。不远处一个黄背心的清洁工人也四下
望了望,大约附近没有自己的其他工友,就把腰弯下,埋头扫街。
杨玉民的醉态很丢人现眼。他记得这个情节,和谁也没提过。丢人还在其次,
他更不愿回顾自己的一时脆弱。事后让杨玉民自己心里有些安慰的是:那天他实际
上并没有醉到像外表看起来那样厉害。他虽然对小吃铺的老板和出租车司机有些出
言不逊,付钱时却没有忘记计算他们的找头。回家路上,他大腿的皮肤也始终没有
忘记感知那信封沉甸甸的存在。
后来有人来杨玉民家租房子,杨玉民在清理双喜子的杂物时,灵机一动留了心,
在一个似乎是双喜子的记账的塑料硬壳本子上,发现一个电话号码。此前,他自然
不去指望在老板或者老孟那里去找这样的号码。尽管应该肯定是有。
他回自己屋拨了这个号码。
电话通了,半天没人接。杨玉民感觉自己举听筒的手似乎有一点儿发抖。
有人接了电话,好像是个中年女人,语气有些迟疑:“谁呀?”
双喜子就是借用杨玉民家的这个电话,杨玉民想对方大约想起了他家的电话号
码。他记得接电话的应该是个邻居:“你好,我是马双喜的朋友,麻烦你给找一下
他的父亲行吗?”
“嗯,我找找看,你过十分钟再打过来吧。”
杨玉民没有和双喜子的父亲提咱们曾经见过面之类的话,他只简单地说:我是
双喜子一个朋友,我朝双喜子借过三千块钱,想把钱给你。大叔,你给我个地址。
记下地址后,他就把电话挂了,别的啥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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