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在是上午。坐在北京远郊离我居所很近的一处小树林里，膝上垫块硬纸板，
铺开稿笺，写这篇文章。

    正值初秋，暖暖的阳光透过枝叶斑驳地洒落在林中的草地上，草叶还没有变黄，
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我爱自然，爱自由，更爱诗歌。坎坷的经历成就了我。因多舛的命运逼迫我不
得不一次次提笔抒写心中的伤痛，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长达近三十年被人们称作
“疯子”的时间里，特别是在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长达十二年失去人身自由的
“疯人院”的生活中，是诗歌和被诗歌培育的那颗心拯救了我。

    我是在1965年（也可以说更早些）开始尝试写诗的。那时诗写的单纯稚嫩，但
我很喜欢（如《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失去了理智和常态，但
自幼被文学作品培育的那颗心使我始终反对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躲开过激的不人
道的行为。这年年底，诸如“联动”组织的“红卫兵”被打压下去，不可一世的
“小太阳”成了“反革命”，年轻的“红卫兵”中学生或酗酒抽烟谈恋爱，或读书
思考讨论问题，基本上不再参与社会活动，我就生活在这群人之中。

    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和自幼养就的诗心使我这一时期写下了十多首诗歌。迷茫又
不甘心沉沦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如《海洋三部曲》、《命运》、《鱼群三部曲》、
《烟》、《酒》、《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由于无意中表现
了那一代“红卫兵”的感情，当时这些诗在青年中以手抄的形式广泛流传。自己的
诗能以这种方式在社会上传阅，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

    可紧接着在毛泽东晚年，不幸终于降临。在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后，由于我对
身边发生的事不理解，甚至可以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而我的言语和行动别人
也不理解，于1973年11月25日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是我非常痛苦的一段，但仅
仅是开始。这段时间诗写得很少，只有《灵魂之二》（时间应为1974年10月左右，
书上印错了）和《痛苦》两首诗。

    这就有了开头。在“文革”结束后，由于有前面讲的历史背景，而我又固执地
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精神病院我就常进常出了。

    “文革”结束后的这一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刚刚开始讲“人权”，不平
的遭遇使我真的愤怒了。于是《热爱生命》、《疯狗》、《我的心》、《诗人的桂
冠》等诗作相继写出。

    1989年后，我被送到北京郊区的精神病福利院，失去了人身自由。艰苦、不自
由和相对平静的生活与外界的“欲望大潮”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写下了《归宿》、
《人生舞台》、《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生涯的午后》、《20世纪末的中国诗
人》、《当你老了》、《我这样写歌》和《青春逝去不复返》等诗篇。

    转机终于来了。2002年3 月21日，一位善良聪慧喜欢我的诗的女士（即我现在
的妻子）果断下了决心，把我从疯人院接了出来。

    出院至今五年多了。我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简朴、自由、平静的生活使
《冬日的阳光》、《家》、《秋阳》、《秋雨》、《秋收的庆贺》、《远离尘嚣》、
《呵尼采》、《春雪》等问世。

    谈到诗自然会想到“性灵”。诗是人的心对命运安排的感叹，我写自己的命运。
从小我就喜欢读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有些诗是对命运的感叹。只可惜他活得太短了，
有关命运的诗也就太少了，他没有写到尽头。

    必须提及一点，我们从小接受的是苏俄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教育。即“诗歌
是号角”，“诗歌是炸弹和旗帜”。这在我的诗中也有流露，如《南京长江大桥》、
《我们这一代》等。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我出院后，生活变得清淡从容了，加上心态平和，我能够
有了中国人自古相传的，在“平平淡淡才是真”中细细品咂生活滋味的机会，又加
上读到一些理论文章，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傅新营老师的文章，悟出了中
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特有的审美心理和方式——品韵味，一种非常“高级”的艺术感
觉（这一点外国艺术家也有感觉，也在追求）。我的诗一下变了，诗作有《冬日的
阳光》、《家》、《秋阳》、《远离尘嚣》和《春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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