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一个下雨的黄昏,她推开了那扇破门,屋里暗暗的没点灯,臭气熏天,她叫
了两声不见回答就摸了进去,走到床前踢翻了一个脸盆,立刻弥漫起隔夜陈尿的臭
味。她在黑暗中点亮了油灯,床上一团揉得乱七八糟的被褥,正在她疑惑时,被褥
动了起来,冒出了张惨白的脸,吓了她一大跳。他撑身坐起,从枕头下摸出眼镜戴
上。你怎么来了?她说来看看,你怎么不把脸盆端出去?放在地下被我踢翻了。他
说,让它去,反正我也不下床。沉默一阵之后,她问,你的脚怎样了?他不作声,
只是微微摇头。她撩起被褥,只闻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屏住气看去,只见右腿比左
腿粗了很多,像发起的面团,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颜色发灰。他俯身把被褥拉上,
唉,看什么看,味道不好。她说你这样不行,你要去看医生。他翻了一下白眼,脚
长在我自己身上,我也知道要看医生。钱呢?她踌躇道,也许可以先向队里借点?
他幽幽地说买煤油买吃食已经欠了队里二十多块钱了,昨天会计才来过,问什么时
候还钱,队里要轧账。她说,你上海就没有亲戚朋友嘛?他说有个堂叔,不过自从
他下乡后从没来往。她说是亲戚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冷笑了一下,说,正是堂叔
在“文革”初期去告密,说他父母早年参加过“三青团”,逼得父母自杀的。我死
也不会去求他的。
她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
他烦了,说,你没事的话帮我去弄点热水来,他妈的几天来只喝生水。还有,
队里分的茶叶你还有吗?借我一点,明年收了茶之后还你。
她提了空热水瓶出门,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心想他这个人也太固执,那年头告
密的事多了去,现在堂叔说不定也后悔。犯不着记一辈子仇。又想他这样下去怎么
办?会死吗?心里突然一惊。隔壁生产队有个女知青,不知给谁搞大了肚子,八个
月瞒不住了,赤脚医生给堕了胎,之后得了产褥热,拖了一星期,送到县医院还是
死了,周围方圆传了好一阵。她摇摇头,对自己说他不一样,只是脚上割了个伤口,
没听说过这点小伤会死人的。但是几个月了哎,越拖越糟。
回家烧了壶热水,灌满热水瓶,就往回走,走到一半又想起茶叶,返回找出三
两光景队里发的大叶子青茶。再来到他住处时看到他已经穿好衣服,趴在桌边喝一
碗颜色发绿的面糊,喝完搁下碗,用她带来的茶叶泡了一缸浓茶,点上一支烟,猛
吸一口,吐出一团浓雾。
她被呛得连连咳嗽,说,少抽点烟,去看看病。他不理会她的唠叨,拿起桌上
的烟盒,凑到灯光下数数里面还剩几支,数完说,还有两天的快活日子。那烟是马
鞍山出的“红缨枪”,九分钱一包,闻起来和DDT 的味道有几分相似。
她想帮他把用过的碗洗洗,他说,慢着,我还没吃完呢,把空碗拿在手上,碗
沿碗底舔了一遍,才让她把碗拿走。
她一边涮碗一边说,有新政策了。他没发问,一抬头,烟雾笼罩着他的头部,
在昏暗的灯下有如鬼魅。她背上平白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想起小时候跟祖母去庙里,
走散了,一个人穿过阴森森的殿堂,旁边巨大的泥塑木胎面容狰狞,大殿的高耸的
梁柱间青烟缭绕,她小小的人儿被噤住了,既不敢再迈步,也不敢在此地停留,末
了她大声嚎哭引来了人,被送到祖母身边,一把搂住,阿囡,丢了魂啊。
她现在就有那种“丢了魂”的感觉。
她努力抑制住想要逃出门去的冲动,很快讲起知青中传播的各种返城小道消息。
他只是不接口,默默地听着,两眼放出光来。末了,她说,你不为自己想想办法?
眼睛里的光暗了下去,他狠命地抽口烟,我?我有什么办法?
你在上海总有个把同学朋友熟人。托他们找找关系,如果有个街道工厂或者是
里弄生产组要你,你就可以向队里提出申请。
谁会来管你?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插队落户的子女,自己都顾不上了,会来帮
你?别做梦了。
至少你可以申请病退!你的脚…。
手上的烟头短得要捏不住了,他还是用两个指尖捏了,送到唇边,贪婪地深吸
一口,才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灭,低了头道,就是病退了我也回不了上海,我家已经
没人了。来插队落户时,户口也被注销了。
病退被批准了就可以重新上户口。
可是他们不会分间房给你,我家那间房被房管处收了回去。
这倒是个问题,上海居住从来成问题,很多人家三代同堂挤在十个平方米的住
室,一幢石库门房子,本来是一家人住的,现在都变了七十二家房客,连楼梯底下
的储物间都住了人,常有为多占一点地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房管处手里的房源极其
紧张,断不肯为一个返城的知青分一间房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不准备怎么办。
他话头一转,说起上次在她那儿吃的香肠有多美味,放在饭锅里蒸,连米饭都
带了香肠的味道,而腊肉,切成片弄点蒜苗一炒,放些辣椒,不知有多下饭。还有
上海“鸿运斋”的叉烧,喷香滴油,“杜六房”的酱汁肉,切成小孩巴掌大昀一方,
鲜红透亮,香糯鲜美,入口就化。他父亲常叫他去买,大师傅会在肉上面浇一勺汤
汁,他在回来的路上总是偷抿一小口,再一小口……
她不无悲哀地想,好容易出现了一个逃生的机会,他却坐在那里大谈什么酱汁
肉。这不是画饼充饥吗?这种穷乡僻壤绝没有又烧和酱汁肉的,这儿农民的吃食不
会比猪食好到哪儿去,就如他刚才喝的那碗东西。人家说上海人最会审时度势,门
槛最精,鼻子最灵,哪儿有风吹草动就一窝蜂地一拥而上。知名人士的儿子和资产
阶级囡囡都是人精,没说的,连“少根筋”都懂得跑回上海去钻营。面前的这个人
怎么啦?
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你又怎么了?他回不回上海管你什么事?他既不是你亲戚,
也不是你朋友,甚至不是你同学,你们只是在一个生产队插队而已。你自己的事还
没有一笔着落呢,少管这种闲事。
我管了吗?我只是告诉他现在有这个机会,他也得为自己想想。他这么个人,
父母都不在了,为人又不乖巧,没人在乎他,到时候连个肯帮忙的亲戚朋友都找不
出来。还有他那条腿,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会变跛子的,上海医疗条件好多了,
该去好好地治一下。我只是出于好心,提醒他一下罢了。
出门时心里七上八落的,好像有把草塞在那儿,难受得很。
“少根筋”像阵风似的回来了,带了上海出产的蛋糕点心水果糖,关照她,不
许吃,我要办事送人的。接下来几天“少根筋”提了礼品在支书队长会计家里连轴
转,弄得全村的小孩都跟在她身后讨糖。晚上很晚才回来,说起乡下人门槛贼精,
礼也收下了,镇上也请吃过好几次了,可是支书嘴里还没松口,一直说研究研究。
研究个屁啊,我就知道他居心不良,在饭店里从桌下伸过手来摸我大腿。臭乡下人,
老色鬼。唉,不说了。你的门路通得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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