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83年。

    门敲响的时候，应该是下午四五点之间。我能肯定这一点，是因为那年我在念
小学两年级。时间不会更早，否则我应该还在上课或者放学路上；也不会更晚，否
则除了外婆和我，屋子里应该还有别的下班到家的大人。后来，在我那枯燥的、永
远在等待着发生什么的童年记忆里，我一直乐于把“我”看成这个家族事件唯一的
目击证人，一台躲在暗处的摄像机。开麦拉，门敲响，外婆在开门。隔着十几米远，
摄像机先拍到一顶鸭舌帽，它比人先进来。

    “你是谁？”外婆劈头问过去。鸭舌帽严严实实地罩着个矮小的老头。他身上
的那种格子夹克衫的款式，在1980年代初的上海，很少见。

    “见鬼，你连阿哥也认不出了？”老头的嗓子不像外婆那样响，但他的宁波口
音——哪里拖长哪里转腔——却是我们听惯的那一路，像是改换了音质的外婆的回
声。

    “阿哥……哪个阿哥？”外婆的声音骤然小下去。

    “杨鹤香，”这下轮到老头猛然拔高嗓门了，“你有几个亲阿哥？”

    从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看，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陌生老头，用近乎责骂的口气
直接喊外婆的名字，绝对是一件严重的事，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的视线往下移
到老头攥着的手杖，以为他会挥起来打人；而事后，回想起来，我又觉得在那样的
情境里，他们应该抱头痛哭，按照反映海外侨胞回乡探亲的纪录片的模式，一唱三
叹地进行下去。事实上，四年以后，在小学考初中的语文试卷上，面对“喜事”的
作文题，我确实就是按着这个套路洒了一通狗血，安排“外婆的眼泪”，“在眼眶
里不停地打转”。那篇作文分数不算高，也许是因为假得连阅卷老师都不信。

    然而，那一刻，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我的位置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以肯定的
是没有任何动作和语言。空气凝结在两个矮小僵直的身影之间。摄像机无聊得只能
摇几个阳光透过门缝洒在行李箱上的空镜头。箱子的花纹和质地，都不是家里大人
出差拎的那种，没有“为人民服务”。接下来，至少有一刻钟，两位主角都没有意
识到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存在。老头拎着箱子进屋，外婆去烧水泡茶，谁也不说话。
直到水咕啷咕嘟顶起壶盖，我实在忍不住去扯外婆的衣袖时，她才猛地醒过来，攥
住我的手，指着老头的背影说：“昱宁喊人。”

    “喊什么？”我轻声问。

    “舅公，你亲舅公。”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舅公，很快就成了挂在全家嘴边的唯一话题。比“舅公”或
者“娘舅”出现频率更多的词是“香港”。这个近两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9 月
撒切尔夫人见过邓小平之后）我在无线电广播里、在12英寸黑白电视机里反复听到
的字眼，突然就跟我们家有了如此切近的关系。关起门来，我妈激动地向我爸勾勒
家族树的形状，描述杨家（外婆）和孙家（外公）的近代史。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
我只靠耳边蹭到的几句，就轻易拼出了来龙去脉。总而言之，我母亲那一脉，上几
辈都是从宁波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出海的船员。他们在这个总人数庞大而交际范围
狭小的圈子里互相帮衬，介绍工作，结亲通婚。我的太公跑了大半辈子船，舅公在
1930年代末子承父业，到“太古轮船”上当水手。解放后太古关了上海办事处，舅
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开始还往家里寄钱，想尽办法跑上海航线，后来……故事
一到“后来”就索然无味，妈顿了一下，拿不准该怎么说。

    对家史的缅怀不时被打断，因为爸妈常常被外婆叫出去到厨房帮忙。现在回想
起来，那段日子家里的房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飘进来一股股让我肠胃痉挛的饭菜香
味。窗外听不到爆竹声，窗里却是比春节更亢奋的气氛。白斩鸡酱油肉炒螺蛳冬笋
发芽豆咸菜黄鱼汤，我就傻愣愣地看着它们像变戏法一样从桌子的每一个方向冒出
来。姨父被派去采办大闸蟹，因为他有个表亲在菜场里卖排骨，可以领着他去找水
产贩子，至少不会短了斤两。我清楚地记得临行前，他的脸被晚霞映得通红，像地
下党接头那样压低了嗓子问外公，“十五块钱一斤，也买吗？”

    “买。”外公也不自觉地压低了嗓子，“你娘舅喜欢的。”

    那时候，菜场职工仍然比学校教师吃香得多，买肉买油仍然要凭票，而大闸蟹
的黑市价，却在那两年里贵得像现在的房地产一般神奇，吃一顿至少得花掉普通人
半个月的工资。街上总是盛传着有人花多少张“大团结”买蟹，却被小贩狸猫换太
子，拎回家一看是一篮子砖头的悲惨故事。好像从记事起，家里的餐桌上每每出现
面拖梭子蟹，我就会跟着大人的深情回忆，想像一下大闸蟹是何等尤物。奇迹发生
得如此猝不及防：就在那个深秋的下午——是的，因为有蟹，所以我能确定那是秋
天——舅公来了，于是大闸蟹也来了。分配食物似乎是外婆与生俱来的本事，姨父
刚从菜场回来，她就拿出了服膺众人的方案：客人吃一对，主人（外公外婆）分一
只，而陪同的小辈，各家都分到半只。这半只，每一家都给了孩子。记忆里那天的
日光灯特别亮，把家里最大的八仙桌照得伤痕斑驳，把我和表妹表弟——每一个吃
蟹的孩子都照得青面獠牙。好吃，我说，这话没经过大脑，甚至没经过味蕾，我觉
得它就像那片映红了姨父面庞的晚霞一样，是最赤裸最美好的真理。

    可是舅公吃得并不怎么起劲。疲倦似乎要把他本来就狭窄的眼睑，进一步粘合
在一起。外公和外婆把他夹在中间，有时互相低声说话，好像与桌上的菜和专心吃
菜的我们，自动隔开一段距离。不时传来几个零碎字眼。十八年，还是二十年，我
听到外婆和舅公在为失去联系多少年而争执。看起来已经睡着的舅公突然捏起拳头
闷闷地捶了一下桌子，说，“假使68年再给你们写信，不是害了你们？”

    屋子里沉默了几秒钟，等到剥蟹壳吸螺蛳的声音再度响起，外婆已经在用围裙
擦眼睛。这样的眼泪是不适合写到作文里去的，摄像机自动暂停，我别过头去。按
我妈后来的说法，我们家在这几十年里没跌太惨的跟头，一要谢舅公在最恰当的时
间停止从香港寄钱寄信，二是亏得太公没等1956年公私合营全面开展，就关掉了刚
刚开张一两年生意兴隆的柴火铺。“到底都是大江大海上漂过的，”我妈说，“太
公和舅公也算见识宽广，不光盯着鼻子底下这点地方。”

    我高中毕业以前，所有的母系亲属都住得很近，外婆和小舅在隔壁，阿姨住对
门。大舅二舅苦等单位分房时，也曾拖家带口地在这几间总面积不超过八十平方米
的屋子里搭过铺开过伙。上海人的房子就像是魔术师的帽子，你永远不知道这样逼
仄的空间能藏下多少东西多少人口。舅公这一来，外婆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住饭店，
一番腾挪之后，他便在外婆的屋子里占下半间。这番腾挪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容
易，没有哪个舅舅抱怨自己的地盘被征用——与家门被骤然打开、远方世界扑面而
来的感觉相比，眼前这点不方便又算得了什么？所有我素未谋面或者平时极少走动
的远亲，从上海某些遥远的、我也说不清名字的角落次第涌来。几乎每天，都有人
来喊我们家的门牌号，通知接听公用电话；几乎每天，我都会被拉到陌生的面孔面
前“喊人”，表舅堂姨之类的称谓一过耳就忘，我只能根据他们往我手里塞的糖果
名称——大白兔、花生牛轧、奶油话梅糖、零拷的香草巧克力——来记住他们各自
的相貌特征。

    过了一周左右，舅公的次子毅林也从香港过来。他不必像舅公那样，从虹口的
明华坊（外婆的老房子。与舅公失去联系前的旧地址）一路找到杨浦区的控江四村，
他只须来电话说定航班，二舅和姨父就一起扛着牌子去接，直接把他安顿在东风饭
店。虽然转几辆公交车到机场比去趟崇明还费周折，可一接到人，他们就能跟客人
一起，平生头一回坐上出租车——从此，那辆“湖蓝色、看起来古色古香的上海牌
轿车”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也难怪，哪怕时间轴再往后挪十年，坐出租车仍然属
于奢侈行为，以至于我表妹一度立志要嫁个出租车司机，可以天天免费经过高架上
那个著名的外滩大拐弯。

    毅林比我后来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香港人都要木讷些，阔边眼镜，脱掉夹克衫以
后可以看到脖子上挂着个小小的金质十字架。他说的是那种自认为是“港普”、实
际上比港普还难懂的语言，面对一屋子好奇的耳朵，难免理屈词穷，所以他给我的
印象是由始至终、从头到脚都在出汗。我母亲念过英文本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广
东人，只有当他们俩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毅林嘴里的单词才有可能被完整准确地翻
译出来。尽管如此，舅舅们还是更喜欢围着毅林问长问短，看他熟练地摆弄自动相
机和随身听，追问他侨汇券该怎么用，《霍元甲》的续集《陈真》里还有没有赵倩
男。我一直搞不懂舅公和毅林之间是怎么交流的，毅林只能听懂三五成宁波话，而
舅公的广东话和英文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百个单词，而且一律带着倔头倔脑的宁波
腔，尾音总是来一个凶巴巴的沉降，就是姚慕双周柏春《学英文》里的那种调子。
比方说，父亲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舅公念叨的“改喽改喽”，原来是说他当年刚
到香港时居住的“骑楼”-20 世纪初广州、香港等岭南地区临街商业楼房的一种建
筑形式，最早盛行于南欧、地中海一带，临近街道的部分建成行人走廊，走廊上方
则为二楼的楼层，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你去看金陵路那边就懂啦，”父
亲得意地告诉我，“以前广东人到上海都住在那里，至今还留着不少骑楼呢。”

    那段时间里，有关上海的历史地理知识，我增长的见闻又岂止“金陵路”这一
处？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费点口舌描述一下我从小的居住环境。即便从“地貌”
上看，杨浦区的控江四村（始建于1950年代的第一批工人新村）也很像个真正的村
子。此地本来就向下凹陷，再加上与其依傍的宁国北路（原名黄兴路，建国后更名
为宁国北路，1980年代末又改回原名）桥形成落差，所以走出家门口时常常有站在
山脚下的错觉，就连过条马路也值得我激动好一会儿。我的童年，就被那条马路那
座桥斜着身子揽在怀里，外面的车水马龙到这里就先过滤掉一层，让我浑然不知所
谓“上海滩”的前世今生。我的家，往东北五角场方向走十来分钟就是大片农田，
夏天乘凉的保留节目就是到田埂上采点野花，或者捂着鼻子参观猪圈。而当年新村
里的面貌，也是如今的小区居民无法想像的。据说控江四村原先是大片坟地（小学
作文课上，老师甚至叫我们闭上眼睛，想像解放前，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半夜里会闪
着蓝荧荧的光），盖上水泥砖石工房以后还是留下不少空地无人打理，基本上都是
被我们这些住在底楼的居民用竹篱笆圈起来自己搞绿化的。外公有耐心伺弄花草，
外婆有劲头改善伙食，于是小花园里种蔷薇丝瓜甚至枇杷树，养鸡养鸭甚至养兔子
——当年不懂什么叫世外桃源，也没有环保意识，只当全上海人过的都是一样的日
子。

    真的是等到舅公驾到，家里的长辈才像突然醒过来一样，把一个更大更世故、
年代更久远的上海，乃至以某种方式由上海通往的整个世界，都推到我眼前。我跟
着他们去玩“大世界”（那当然也是打着陪舅公和表舅的旗号）。在1917年造的哈
哈镜前傻笑——其实没那么好笑，纯粹是因为这一路长途跋涉，不使劲笑一笑似乎
辜负了在三辆公交车上颠簸的辛苦；南京路上，我被人流的汹涌吓得不敢上公共厕
所，愣是忍了大半天：在“小绍兴”饭店的桌边，我被挤到角落里，使劲皱起鼻子
吸进鸡肉的香气，一碗碗滚烫的鸡粥就在我头顶上传来传去。那时候，只要一醒来，
我就能感受到阿姨舅舅们的雀跃，他们言简意赅地谈论着各种可能性：换外汇，经
济担保，读语言学校，去日本……

    唯一似乎与这一切无关的，只有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里，舅公就像个道具一样，
被人群拥来拥去——没有一个大人有时间去想想这是件多么奇怪的事，他难道不应
该是主角吗？也没有一个孩子乐于去勘探一个阴郁的老人的世界。我喜欢家里成天
像过节一样热闹，也知道这热闹是舅公带来的，但我总是离他远远的。大部分时间
里，他或是倚在木窗台上听听窗外的鸭子用很夸张的声音喝水，或是盯着挂在墙上
的太公和太婆的遗像发呆。“你认识他们吧？”他干巴巴地问我，记忆里舅公主动
向我开口就这么一次，而且不等我接口，又自顾自地往下说：“你当然不晓得的，
太公走的那年，你妈妈应该还在念中学。可是我也不在啊，我在船上，哦，那年在
马六甲……”后面的话我再也听不清了，他的眼神让我觉得他的前面没有墙，是一
片能将再大声的诉说都吸纳干净的海水。

    重述往事时，我本能地想把剧本篡改得更跌宕更有细节些。但事实是，重头戏
上演时，摄影机都不在场——也可能是，唯有摄影机不在场的戏码才会在想像中激
动人心。舅公此行最重要的使命是给太公太婆做坟，在连续开过两场家庭会议之后，
一行人便出发到当时最近的苏州墓园。按老例，母亲和阿姨都是隔了两重的女眷，
先知趣地避让了，二舅代表三个舅舅跟去照应。他的海鸥相机里破例装上了彩色胶
卷，后来印出的照片上，站在墓碑前的外婆和舅公，都被正午十二点的直射阳光，
弄得曝光过度。他们的表情显得那么疲惫，那么急切地等待着尘归尘土归土，同时
又那么茫然地不知道仪式结束以后该往哪里走。

    但舅公其实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从苏州回来以后，又过了几天，我就知道舅公
去看了一个女人。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不仅是因为家里人开始频繁念叨“玉梨”—
—一个听起来很好吃的女人的名字，而且外婆总是会在他们刻意压低嗓子讨论这件
事的时候及时听到，并且坚决喝止。“有什么好说的？天要落雨娘要嫁的事，你们
懂什么？再说你舅母也病死了，谁还能说三道四呢？”

    “我看到有根金链子……这么长，哦不对，是这么长，”阿姨跟舅舅比划了两
下，争起来，“又瞎说，怎么会是假的？大老远带条假的来做什么？我猜，那是带
给玉梨姑姑的吧？”

    “谁是你姑姑？”外婆的脸愈发严肃了。少顷，她摇头，叹口气，“爹爹早说
过，舟山女人，要躲远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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