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68年。

    “舟山的女人是一条藤，”爹爹二十几年前的一句老话，此刻居然又在他耳边
嗡嗡响，“你抽走她一根竹篱，她会缠上另一根。缠起来就往上长，往上长……”

    其实只有在合适的阳光下，海水才是蓝的。现在的颜色就不好看，灰灰黄黄的
铺张在眼前，与刚才在引擎间里那股子冲鼻的油味一搭一档，存心让他这一天过得
没滋没味。难道仅仅是因为船上新来的加油工妙发聊着聊着居然聊到了玉梨，鹤棠
就乱了方寸？无论是在上海还是香港，宁波籍海员的圈子永远比想像中还要狭窄，
兜来转去，鼻子终究会顶到面孔，按说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你也认识她呀，”妙
发一边油腻腻的手在围裙上直蹭，“眉眼弯弯，听讲老早腰身也好……你晓得么，
说是又守寡了呢。”

    听妙发絮叨了一通他家跟玉梨七扯八弯的关系以及玉梨的形貌特征、家世背景，
鹤棠终于安静下来。好吧，就是那个玉梨，那个当年在爹爹用金条赁下的房子里当
过房客交过租子，那个面孔轮廓已经模糊却有一副眉眼凸在记忆之外的舟山女人。
他认识她的时候，她刚过门两年就守了新寡——同她姆妈一样。舟山人世代渔民，
男人撑船横死浪头的事，比鹤棠家所在的鄞县要多得多。说句触霉头的话，舟山女
人似乎个个在嫁人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守寡的准备，姆妈说她们哭是哭得凶，哭完就
手脚麻利地找下家，没工夫犹豫的。鹤棠倒是没见过玉梨痛哭的样子，就连他那年
上船跟她告别，她也只是垂下眼帘，用睫毛盖住他所有的猜想。话说回来，玉梨上
哪里去找哭的理由呢？她跟鹤棠的那点猫腻最多只是土墙上若隐若现的淡影，抓不
住也不必抓。鹤棠没敢说让她等两年的话——即便他说了她也不会等，乱世里最要
紧的是头顶上有块过得去的屋檐，挡风挡雨挡炮弹，也挡住大大小小的誓言。

    只是，为什么近来只要想到上海，第一个在太阳穴附近别别直跳的名字不是爹
爹姆妈妹妹，竟然是玉梨呢？也许鹤棠觉得自己欠她一个说法。他没法告诉她，曾
有人撺掇爹爹“讨个就近便宜”，收玉梨的寡母续弦，被爹爹一句“朋友之妻不可
欺”利落地挡在门外。别转头。爹爹就教训鹤棠：“你也不要掉了魂。她们家的是
非比你的岁数都大，谁招惹谁就没个好，懂不懂？但凡被我抓到什么不好看的，你
就自己卷铺盖走人，我养不起你！”鹤棠晓得海员圈子里既重义气又顶顶讲迷信，
也听姆妈念叨过爹爹为人好赌不好色，平生最恨被女人缠住手脚。他不敢违拗，胸
口却被什么东西鼓涨起来，又悄悄地瘪下去。他不由伸手一碰，仿佛摸到了一块凹
陷。

    如今撑船撑久了，鹤棠才相信自己确实不如父亲。爹爹是那种天生的水手，桅
杆上摔下来毫发无伤，而他明明做了那么多年加油工，偶尔也当几次“头脑”（海
员圈里的切口，指船上的“生火长”No.1 fireman）。碰上大风大浪还是不习惯，
还是会大口大口地吐出黄疸水——每每此时，桅杆摇晃、缆绳收缩的声音，老鼠塞
率的脚步声，舱里传出的打架和笑骂声，都会突然在耳边同时响了几倍，他就会觉
得自己一定是快要聋了。爹爹不管上哪里的岸都能睡得香甜，他不行。在利物浦的
水手公寓里，半夜里他总是被某种甚至比船舱里更剧烈的摇晃惊醒，非要到醒透了
他才恨恨地发现，四下里沉静得出奇，而他的身体居然不能适应这样的安稳。以前
上海八埭头的房子从没有这样安静，木头门吱吱扭扭哼着小调，听起来就像是哪个
有八分醉意的瘪三在纠缠弄堂口的小姑娘，一夜唱到天明。那么多年过去了，难道
他身上的关节还是只能和着这种调子才能松弛下来吗？他怎么就没把父亲随遇而安
的脾气继承下来呢？一年到头，在那些少得可怜的不用出海的日子里，爹爹多半黏
在麻将桌边，玩累了站起来跟家里人搭搭话，常常劈头就是一句恼人的，自己倒放
声大笑起来：“要不是你们这一张张嘴在这头等着，我当日上了花旗国的岸，哪里
还会再下来？！”

    爹爹这话倒不算夸张。鹤棠这一辈水手，同样有的是机会找准一处岸，便不再
回船。鹤棠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那些跑了几趟船便动脑筋在利物浦或者旧金山
扎根的宁波人，都好像有一条公用的流水线。勾搭（要不就托人介绍）一个当地的
洋女人结婚就能混到定居身份——放心，这样的女人有的是，只要你不追究她在俱
乐部里除了陪跳舞还陪男人做啥，她就不会盘问你在每月工资里藏下多少私房钱寄
往遥远的上海或宁波，假装不知道你在那里还有一个老婆。鹤棠很清楚，这些水手
在上船前大半都有过“好日”（宁波话，拜堂成亲的意思）。在家里的老人看来，
赶在儿子出远门前讨一房媳妇，既能相帮做事，又好扯扯儿子的后腿，勾住他们的
魂魄。他们想不到的是，大大小小的码头上有的是各色各样的女人，她们专门偷走
你辛苦养大的儿子，替他生下一堆“夹种”，把他用性命换来的钱劫走一大半。上
岸以后，这些水手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多半就是开家简陋的番薯炸鱼店讨生
活。

    鹤棠不喜欢从这种店里飘出来的香味。华人开的Fish香港算是个折中的落脚点
吧，鹤棠一直这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上海确实离自己越来越远。自从爹爹
去世以后，妹妹再没追着他寄钱；他先前还会尽力争取跑途经上海的航线，哪怕去
妹妹住的虹口明华坊打个照面也好，这两年连这个心思也懒得动了——那里的航线
几乎都停了。间或传来的消息愈来愈可怕，搞得鹤棠老是梦见妹夫一家关进黑洞洞
的屋子里写检查。海外关系？好像这个词儿是妙发告诉他的，妙发还安慰他：“我
们这样的赤贫，划个成分什么的大概算不上资产阶级，这样的‘海外关系’不会让
你阿妹吃多少苦头的，你只不要再多事就好。”

    好吧，鹤棠不再多事，十年前他从上海接到香港的老婆孩子似乎也早就转世为
人。他们的广东话已经昕不大出外地口音，熟练到让他插不进嘴的地步。每回在海
上漂得久了，他就扳着指头计算归期，可是一回到“骑楼”里，他又坐立不安地想
上船。香港人住的房子本来就小，他一回去就是凭空多出来一个外省人的样子，连
家里人走路说话都显得不自然。老婆渐渐没有耐心跟他解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学
堂里的表现，他只是依稀知道他们功课都不差，老大从念中学开始就说想去加拿大。
鹤棠最不习惯的是，每个在骑楼醒来的日子都必须作一堆决定，是出门喝广东早茶
还是在家里烧烧只有自己爱吃的咸泡饭，或者去找哪个宁波同乡家攒一桌麻将。还
是船上简单啊，他想。头上是天脚下是水，没旁的地方可去，也不会突然心里空下
一大块，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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