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设想我无处不在。
我出生那年或许是1898. 它应该是个秋天。
武昌的蛇山上,立着警钟楼和奥略楼。秋阳斜照中,它们形影相吊,兀地给人
一番孤寂和清冷。四周的树叶开始黄了,零落地飘在武昌的城墙边。城下江边泊着
几只木桅船。恍然间,能听到水拍堤岸的涛声。
我想我的父亲应该住在这老城的墙根下。那壁上的墙砖凸凹不平,是风雨岁月
留下的沧桑痕迹。一排板皮屋搭在这老墙边上。铺着黑瓦的屋檐边长年长着杂草,
此一刻,草也已经枯黄了。那中间的一户,就住着我家。
这一天,我父亲早早就收挑子回屋。一进门便坐在小凳上哇哇地大哭。哭得左
邻赵裁缝接连裁坏了两块衣料,而右邻的吴麻子却在他家屋门口不停地摔砸咸菜罐。
因为下午,父亲像以前一样到小朝街的街角给人剃头,常去光顾他剃头挑子的一位
长衫先生眼睛红肿,父亲给他刮胡须时不由问他怎么了,他说,北京的戊戌变法失
败了,那些变法的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头。
父亲虽只是一个剃头匠,可是他像隔壁的赵裁缝和开咸菜铺的吴麻子一样,不
喜欢清政府。他们三个总是坐在一起叹息,日子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但到底应
该怎么过,他们却都不知道。父亲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他的两个邻居,一边说他便一
边哭了开来。父亲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他胆小怕事,常常只会用号啕大哭来发泄
自己的痛苦。
便是这时候,我出世了。我的哭声宏亮而清脆,立即压住了父亲的号啕。接生
婆欣喜地告诉父亲,是个儿子!是个儿子!父亲依然在哭,但声音却渐小渐停。终
于,他抹了一把脸说,又来一个受累的小民,他日后想必也没好日子过。
我想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我叫民。
我并不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宁而又波澜壮阔的时代。
在我一天天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所有的事都是大事,这些事仿
佛天天都在惊扰着我们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那些手持大刀长矛、嘴
里念着咒语的人们,竟然无畏地向洋人进攻,他们的举动,吓得连皇帝都忙不迭外
出逃难。然后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烈火熊熊中,石块下坠成为人们熟悉的
场景,从此世界上最美的花园和宫殿在火光中变成了废墟。还是这一年,在我居住
的武昌城里,一支名为自力军的起义队伍惨遭失败,领头的唐才常被杀死在我常去
玩耍的紫阳湖畔。临死前,他大声念道:“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他这一句豪言,把无数人冷下去的血又燃烧成热的。接下来,令人切齿的《辛丑条
约》在北京签定,卖国的事开始了,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热情
澎湃的革命者孙中山则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
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从一幢日式两层楼榻榻米的房内传出,自此,中国
人仿佛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只是,这个充满理想的人,虽用自己理想的光芒照亮
了中国,但在南方领导的一场又一场革命和起义中,失败了又失败,直到全部以失
败告终。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是事后听人讲述,而在当年我却全然懵懂无知,根本不知
这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尽管生活困顿,父亲和母亲为此常在家唉声叹气,我却依
然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度过童年。我饿了就吃,饱了就睡,闲了就去长江边戏水,
像鱼一样自在;没事也跑上武昌城楼,沿着墙边恣意奔跑,幻想自己能像鸟一样飞
翔。阳光照耀着我的欢乐,那是童年岁月不知痛苦、不解忧愁的欢乐。
在这座古老的武昌城里,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行踪诡秘的人。他们常常严肃着
面孔,眉眼之间暗藏着些许神秘。他们穿行在表情麻木的路人中,脚步匆匆,见了
面,便说一些奇怪的话。
我和邻居吴麻子的小儿子吴四贵常去花园山扔石子玩。花园山上有一幢很大的
洋房,房主叫孙茂森。听说那洋房租给一个叫李廉方的人当寓所。这房子比我家和
吴四贵家加起来还要大。那李廉方留学日本回来,想必是有点钱的。这间寓所时常
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围坐在一起说话,那些话十分让人费解。有时他们还有人手上
拿着书低声读着。常去的一个大叔,面孔严肃,每当他说话时,大家都很注意听。
有一天,我和吴四贵又看到这位大叔走进孙家花同。见我们正在门前玩耍,大叔便
朝着我和吴四贵笑了一笑。吴四贵说这大叔跟他家是同一个村的,也姓吴。他爸爸
认识的,他叫吴禄贞,是个有大本事的人。我问吴四贵:“是什么样的大本事呢?”
吴四贵说:“不知道哩。”我说:“他会飞刀还是会翻跟斗?”吴四贵挠挠头,还
是说不知道。吴四贵是我一打开眼睛就认识的人,他比我大二十天,但他却是个笨
人。
我和吴四贵忍不住趴在窗上探看,想看这位吴大叔在里面显摆什么大本事。屋
子里有好几个人,有两人在看书,看时还在书上指指点点。这些书其实是些小册子,
我和吴四贵都太小,不识字,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长大后我至少晓得了其中
的两本,一本叫《警示钟》,一本叫《猛回头》。吴禄贞不停地跟人说话,隔着窗
缝,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我们要以最好的同志,投入到军中当兵。要渐
次输入士兵对满清的恶感情绪,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人。”
这都是什么话?谁又能听得懂呢?
他还在说着,而我却不想听了。反正我没看出他有什么本事。吴四贵说:“听,
是我们老家的口音吧?”我忍不住推了吴四贵一掌,说:“你吹什么牛啊!”吴四
贵趴在窗台上,没设防,被我这一掌推过,便从窗台滑下,摔了个屁股墩。他恼怒
了,将手上的石子瞄准我的脑袋扔了过来。我扭头一避,石子砸在窗的玻璃上。我
听到哗啦的一声响,知道事情不妙,便朝着吴四贵喊了一声:“快跑!”吴四贵吓
得忙爬起来,跟在我身后。我们拚命跑,一直跑到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发现没有人
追来,这才敢喘气。
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就在昙华林。这一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洋人也多。花园洋
房高低错落着,朝山上看去,鲜花开得一层一层。那里的洋人喜欢穿着短短的西装,
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我父亲对这样的头很不以为然,他说油光光有什么用,夏天就
数他们的头臭。我觉得父亲的话没道理。像父亲,还有隔壁赵裁缝和开咸菜店的吴
麻子,脑袋上拴着根大辨子,虽然前面光着的头天天擦洗,可是那根辫子呢?几个
月难得洗一回,更加臭哄哄的。夜晚睡觉,我最怕闻的就是父亲头上的味道。
昙华林的街路铺着青石板,尤其下了雨,那石板便会放射出一层暗光。穿西装
的人们通常也穿着皮鞋,于是他们走在昙华林有光芒的石板路上经常会发出“哚哚
哚”的声音,这声音里满是自信和豪气。我的父亲和吴四贵的父亲就算跳起来用大
力跺脚都发不出那样的声音。吴四贵说他最喜欢皮鞋走路的响声,他将来一定要穿
皮鞋。我也很想。回家跟父亲说起这话,父亲说:“你见到过穿皮鞋挑剃头担子的
人吗?你见到过穿皮鞋开咸菜店的人吗?”
父亲是对的,我的确没有见到过。我把这话传给吴四贵听,他默不作声,神情
有些沮丧。因为他也没见到过。这天我们俩在城墙上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最后,我
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说:“我以后才不要像我爸一样挑担子剃头哩。”吴四贵
的眼睛顿时亮了,他说:“我也是,我也不要开咸菜店。我要像吴禄贞大叔一样,
到日本去留洋,要学大本事。”
但是,究竟什么是大本事,我们真的不知道。
离嘉诺撒礼拜堂不远,有所学校,叫文华中学,一些穿着洋服的哥哥姐姐们在
那里上学读书。他们还在运动场玩球,男孩子穿着白色的球鞋,女孩子穿着裙子。
他们欢笑着做游戏。我和吴四贵坐在运动场边呆看着,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大也能来
这里,不光是想像他们一样的玩耍,更想要读书。因为想要有大本事,必须识得字
有学问才是。一个哥哥告诉我,他们文华中学的校长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也是有大
本事的人,不光教他们读书,还会教他们唱歌。有一天,这位哥哥带着我和吴四贵
去听歌。他们一遍遍地唱着,那支歌,我和吴四贵也都学会唱了。傍晚时,我们俩
就坐在城墙边,放声地唱着: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
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探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
我们并不知这歌在说些什么,只知道唱起来浑身有劲。
有一天,一位先生叫了父亲去他那里,说是跟几个朋友刮胡子。这位先生跟父
亲熟稔,就是曾经告诉父亲戊戌变法失败而惹得父亲大哭的人。这是一个小小的院
落,有几个人坐在院子里热烈地说话,父亲便在树下一个个替他们刮脸。一个壮实
的男人正跟两个青年军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说‘抬营主义’?就是单靠我们起义,
不可能成功。我们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
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才能保证起义成功。”
父亲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孙武,可并不理解他说的那些话。父亲不理解的事情
有很多,但他却非常爱听那些他不理解的事。另一个人说:“我们去上海,那边的
革命者们觉得我们是一群土包子,颇是看不起我们。”这个人父亲不认识。
孙武说:“这没关系。我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父亲认识的那位先生说
:“暗杀全然是个人行为,就算成功了,虽然令人快意,却不足以撼动全局。它无
法取得真正胜利。我们只有这样务实地参与到军队,有耐心地把军人都变成我们的
人,才能最终成事。”
父亲终于弄清楚了,这些人是共进会的。他们想要做一件大事,这件事大到父
亲想都不敢想的地步。他脑袋摇了好几天,天天对自己说,不敢想,不敢想。但他
的心里却是万分激动。他对这个满人统领的世界早已无法忍耐了。
武昌城的冬天是很冷的。站在蛇山的奥略楼上,江上的风横吹过来,像针一样
扎在脸上。我在慢慢长大,常常随着父亲在一些大人堆里钻进钻出。在一个寒冷的
日子,我在奥略楼里见到了那些我一直觉得诡秘的人们。他们在开会。为首的大叔
姓蒋。我问清了他的名字,他叫蒋翊武。其他大叔告诉我说,他们在这里成立文学
社,这位蒋翊武大叔是他们文学社的社长。
对于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些奇怪的话。蒋翊武大叔站着对大家说:“‘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也是我们文学社的纲领。要实现这
个纲领,就要革命。”他挥动着手臂,很慷慨激昂的样子,其他的人也都慷慨激昂
了起来,他们低声地交谈着,每个人的眼睛都放射着光芒。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
我有些晕头胀脑,只有两个字在我的耳边回响着,那就是:革命!革命!
父亲说:“这里说的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大声说:“我知道!”
我连吴四贵也不告诉。他家只他一个儿子,被他父亲吴麻子看管得胆小如鼠,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有一次我不小心说,站在奥略楼上,风好刺脸呀。吴四贵立即
说:“你去奥略楼怎么不叫我?”“这是我的秘密。”我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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