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10年11月21日,阴沉的早上让人想到将要到来的冬天。起床前,我想,要是 今天真去胶州路,应该穿黑的吧。 一个多月前,我家老人以九十七岁的高龄去世,我那套黑色衣裳是去她的葬礼 穿过的,尔后就挂在玄关衣橱的深处。每次出门换衣服,都掠过它,都不想碰到它。 今天是胶州路火灾那五十八位遇难者离世后的第一个七天,要是去那里,应该穿黑。 这个早晨,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想去那里,但这个念头却总在我心中徊 徨不去。 九月我家有老人刚刚过世,我的姑妈。这是我今生头一次永别亲人,那亲人, 是从出生后被我父母抱回家的那一天开始,到结婚离开家的前一夜,同睡一张大床 的姑妈。直到这时我才刚刚体会到,痛失亲人的人,需要很多安慰。一个人成年后, 有些事,唯有经历来当老师。 那些感觉恍惚的日子里,有时我会想起我那些已遭遇过亲人离世打击的朋友们。 那时我还没体会,我不懂事,从未认真安慰过他们。但我们这些亲人,大多是寿终 正寝,从未像大楼里的人那般死得凄厉。我丈夫九十七岁的外婆说,那些死在火里 的,会在大楼里彻夜哀哭,“痛煞啦,我痛煞啦。” 听说大火是在一个秋阳灿烂的下午烧起来的,所以死的不少都是刚刚睡醒午觉 的老人。老人们跑不动,也没有高楼消防的经验,又容易放弃自己,听说他们中有 些人关上门就躺在家中的地板上,等死。也有年迈的女婿,搬不动瘫痪的岳母,便 握住老人的手说我断然不能放下你自己逃生,那我就陪你一起死吧。 听说正在上班的子女们从网上得到父母家失火的消息,个个都飞奔回家,可全 都被拦在火警线外面,谁也救不了,只能看着父母家的窗子里亮得耀眼,那就是火 光。 那些成年的子女,如我一样,一定也是夜夜无法安眠了吧。在暗夜里突然惊醒, 最初总是不知身在何处,继而断断不能相信,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找不到那个人了。 接下来便诧异,一个再具体不过的人,你手上还留着她双手的温度,你鼻尖还能闻 到她皮肤散发的气味,可她居然已躲进一张柯达相纸里去了。我为那些子女们的处 境胆战心惊,在他们的生活中,短短四个小时就失去父母双亲,甚至连父母的家一 起灰飞烟灭。他们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他们怎么办? 也许因此我想要去胶州路一次。我想去做点我力所能及的,就好像是为自己做。 胶州路口的那房子,曾是上海市中心再平凡不过的二十八层高楼。几年前我常 去,因为我的孩子初中时,在那里补习过一年的物理。 那楼有着90年代的空间,那是寸土必争地节约利用,毫无后来市中心楼房的体 面,和对采光的追求。那三栋大楼形成的历史,也像许多90年代高楼诞生的过程一 样,用新的粗暴的拆除覆盖了旧的。这三栋楼覆盖了原先的三栋建筑:一座1937年 创办的工部局小学——陈鹤琴创办的新式小学;一座1933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创办的 教会中学——圣公萨嘎公学,以及一座历史悠久的耶稣会教堂——圣公萨嘎堂,纪 念意大利圣人公萨嘎。马相伯、丰子恺和龚品梅都先后在那里做过校长。而教育家 陈鹤琴更是我丈夫父母的老师。这三栋大楼的外墙,都贴着90年代流行过一阵的淡 褐色瓷砖,这种式样现在已经过了时,刻薄的人,说那样的瓷砖贴面让人想起公共 厕所。在上海市区,这种高楼真是数也数不清。 这个小区虽然是90年代的高楼,但仍保持在租界时代形成的上海弄堂传统。每 天傍晚,门房都要巡一次更。从前的门房一路走一边摇铃,一边高声吟诵。现在的 门房,一路走一路按电喇叭。巡更喊的,多少年来大同小异,总是要家家户户“关 好门窗,关好煤气,火烛当心”。 火灾后,大家才惊觉,这样的高楼大多没有火警系统,本来已经非常狭小的消 防通道也大多被占用了。起火时,大火从十楼的外墙烧起,裹挟着巨大的、浓黑的、 怪物般急剧膨胀的毒烟,直至将紧闭的铁窗烧弯,熔化玻璃,大火扑向室内,蔓延 到整栋大楼,直从下午烧到夜晚。入夜后,明火灭了,可整栋大楼仍成夜缓缓散发 出怪异的白烟,气味难闻。 从前,我总在中午去接我孩子。那栋楼里,家家户户的门里面,都飘散出周日 隆重的午餐气味,刚熟透的米饭冒出清而暖的白气,还有电视的嘈杂,小孩子练琴 断续的音乐声。电梯间在塔式大楼的中间,即使是阳光灿烂的中午,电梯间的灯也 是亮着的。电梯间里热热闹闹的,总是挤满补课结束的学生们,就好像某个中学的 教学楼一样。 从前的中午,钟点工们匆匆提着买来的东西进门去。那是1998年建造的房子, 十多年下来,大楼里的老人很多,如许多上海老人的家庭那样,请钟点工来帮忙照 料家务。那些从四川、安徽或者浙江来的妇女们,她们说外地口音很重的上海话, 有人总也掌握不好在菜里放糖调味时的轻重,通常她们烧红烧的,比清炒的要更在 行。我也是在看到火灾伤亡统计的名单时,看到一户人家报失踪,报了母亲的名字, 下面还有“保姆”二字,想必子女只知道那时正有一位保姆也在家,却没记住她的 姓名。 我这才吃惊地想起,自己也没记住家里钟点工的名字。那些靠一双手帮工吃饭 的钟点工们,乡下的家里人未必一一了解她们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如果她们与 主人家一起被烧死在公寓里,谁来说出她们的名字,谁来比对她们的DNA 呢?如今 我父母的起居,也靠浙江保姆照料着:我的孩子,从前也是安徽保姆帮忙带大。 这些天里,我总是在听到失火大楼的传闻时,突然感受到从前中午时分缭绕在 楼道里的,新鲜米饭的清香。在看到一段私人拍摄的录像里,巨大的黑色烟雾轰然 吞没整栋大楼的时候,我突然闻到的,也是某年某月,某个星期天中午,从某个格 兰仕电饭煲或者三洋电饭煲的出气阀里喷射出的新鲜大米饭热烘烘的清香。在上海 生活中,这种米香,能算是寻常而安稳的生活象征。这理所应当,最基本的安全感, 犹如“大地是结实的”那样天经地义,竟然突然消失了。 我的孩子已上了大学。21日上午,我与她Skype ,她说,“我知道很多在那里 补过课的小孩,‘头七’那天都要回去献花。你要代我送花去。” 我从不喜欢去聚众之地,也从小告诉我的孩子,不要轧闹猛。这个词,在我们 家是贬义。可我的孩子说,今天,即使是人山人海,你也要去献花。 我问她如何知道那些孩子都会去,她说,是从网上。 有些年轻人凑钱买了成千上万朵白菊,自己开车运到胶州路上,在通往失火大 楼的路口,向行人派发。有人制作了交通图,发到网上,方便大家找到。还有人前 去大楼门房间询问,要不要志愿服务,他们可以拿出时间来做志愿者。 我孩子说,这让她想到“九一一”后的纽约,燃烧后焦臭未散的城市,人们却 突然变得可靠,人心突然变得单纯。世风突然改变,如同乌托邦故事。我的孩子说, 但愿这次上海人能做得好。不过这个“但愿”,也要大家合力。所以,“妈妈,你 也是一分子,要尽力。” 这大约就是年轻心灵的勇敢,愿意为改变什么而付出。我知道自己年轻时也是 这样的。因为经历了失望,所以只愿独善其身。孩子有时让人感觉很老,有时又会 让人感觉很年轻,热血涌动。于是,我们商量如何去送花。我们都喜欢白色菊花, 因为它纯洁清苦。我们要送两束,一束给大楼里的同城亡灵,另一束给那些同样死 在大楼里的外地保姆和民工。我们虽不认识他们,但我们是他们的同城人,也有同 城人的责任。 在中午时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去胶州路,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失望,也不能。 当这些被人称为“小皇帝”,或者是“自私一代”的孩子,当他们对你谈到责任, 谈到同城人的义务,一个长辈,不和他们站在一起,又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