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1日下午两点,出发去胶州路。路过富民路口时当然堵车,这是个永远都拥堵 的街口。26路公交车喘着粗气,扭歪着长长的车厢,匍匐在路中央。出租车在公交 车庞大的车厢四周左奔右突,粗鲁地嘀着喇叭。颤颤巍巍堆着各种超载货物的黄鱼 车,走钢丝般地擦过瘫痪在混乱中的宝马车和奔驰车,行人们则如鲨鱼嘴边成群游 过的小鱼虾那样无声地经过马路。在一片混乱的街口,窄小人行道的一家小花店门 前,有个穿黑色风衣的瘦高男人站着,手握一大束用玻璃纸围着的白菊花。他就像 一块在水流中的石头那样醒目。 这是个典型的上海年轻男子,肩膀狭窄,身体单薄,穿着周正。他小时候大概 就是大家所说的绿豆芽体型的少年吧。他脸上那副精致的眼镜,衬托出他的斯文与 精明,很像某家银行的理财经理,或者某家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他的神情却是封闭 的,甚至是害羞而机警的。他是为自己在今天捧着一束白菊花而不自在吧。 我不想让别人一望便知我是去胶州路,决定到附近再买花。看到那个年轻男人, 我才想到,要是我手里举着花,大概脸上也是这个样子。 是的,为表达自己心中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而害羞和紧张。 出生在上海王家码头的圣工会传教士颜永京,是我最钦佩的本地历史人物,如 今,他几乎被湮没在近代史中了。他是如今能查到的史料中最早一个抗议制止华人 进入外滩公园园规的人。当时他正在同仁医院教授心理学,在史料里却成了医院的 年轻医生。那还是19世纪后期,中国还处于封建帝国的末年,上海处在租界的第一 次发展高峰期,从新技术到新思想,以及没有污水四溅的街道,处处代表崭新的未 来。颜永京在公园门口不得入门,向公部局申诉被搪塞,于是,他将现代城市公民 的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论述,从英文翻译至中文,特意发表在上海的华文报纸上。这 是上海人第一次接受公民教育。 此后,上海人,从清末的道台到传教士,从小商人到世袭的买办,包括住在亭 子间的文人和住在滚地龙里的青年工人,走南闯北的革命者,或者寄宿在教会学校, 会客都有嬷嬷跟随的女学生,这些人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华人在租 界公共场所的纳税人权利,奔走呼号六十年,直至公园成功开放。在公园即将开放 时,有人特地在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自发地向对此抵触的侨民社会 承诺,中国人既能要求公民权利,也一定会遵守公民义务。这时,颜永京已经去世 快四十年了。他当年翻译过来的“公权利”,被再次翻译回英文,出现在上海的英 文报纸上。 这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过公民教育的城市,这城里的人,因此有城市公民的传统。 这是一个由19世纪的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个城市的市 民,像上海人那样,两百年来经历过如此剧烈的世事变迁,和从未休止过的艳羡与 诟病,他们小心翼翼,却从未束手无策。这个城市鱼龙混杂,但各司其职和明哲保 身,一直是大多数上海市民基本的处世之道。适当的距离感但是也能互助,适度的 冷漠但是善意,是从邻里关系到同事关系皆可通用的基本模式。 八十年后,在街上手持菊花,仍令人不自在。 离胶州路余姚路交界处越近,手持菊花的行人也就越多,三三两两的花贩把守 在每个通往胶州路的街口上,他们脚踏车上载着的,清一色都是菊花。靠近大楼的 各个街口,四面八方都封了路,公交车也早就改了道,马路突然就显得格外辽阔空 旷。这时,有辆黑色的越野车缓缓开过街道,从它的天窗里,端端正正伸出一束黄 色的菊花。 交通管制,警察们正在引导人群从延平路进入。延平路上已挤满了人。人们表 情平静,少人喧哗。小孩子纷纷被男人们扛在肩膀上,他们肥短的双臂护着一束菊 花,安静地东张西望。远远望去,他们鲜艳的衣服,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救生圈。 年轻人穿得素淡,大多一手握着花,一手举起各种小巧的照相机或者新款的iPhone4 照相。也有人低眉敛目,只默默跟着人群前移。那些年轻人,平时总是宣称,自己 只是努力吃喝玩乐,其实他们不是这样的。 我原以为,来这里的应该大多数是年轻人,但实际上,缓缓移动的人流中,男 女老少,什么年龄的人都有。我也曾猜想过,应该来的都是上海市民,但实际上有 不少外地口音的男女老少。这不是什么特殊人群,这就是上海大街上,或者菜市场 中,或者地铁站里,处处可见的普通市民,中年人伴着孩子,或者搀扶年迈的父母, 双臂左右开弓,挂着长柄雨伞,挽着父母沉重的呢子外套,吊着鼓鼓囊囊的包包, 以及阖家午餐后,从饭店带出来的打包盒……中年人拖泥带水,但臂弯里必拢有一 抱菊花。 长长的、等待献花和致哀的队伍,让我想起世博会场馆外的队伍。那时,上海 是何等骄傲和快乐地作为东道主,将整个世界展示在众人面前啊。安静地排队,这 是世博会用了半年时间培养了我们的教养,做城市的主人,这也是世博会给市民们 的自信。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在胶州路上得到检验。 再往前走,就能看见白色围栏拦住了三分之一的路面,前面的人群纳入围栏, 在围栏里向前移动。在前面,胶州路余姚路交界处,焦黑的大楼下,已被烤焦了的 梧桐树旁,菊花铺天盖地。 人群外有个中年男人正在卖花。我招呼他过来,向他买两束花。他说:“十块 一束。” 我吃了一吓,忍不住责备他:“你怎么好挣这种钱。” 也许我的声音太尖,他的整张脸都变紫了,立刻说:“好啦好啦,那么五块钱 一束。 我一边付钱,一边忍不住再唠叨:“这里不可以挣钱的。” 他抓过那张青色的纸币,团在手心里,一闪,就不见了。 我吓着他了。他脸红,害怕,闪人,这也是一个无证花贩子的良知吧。 致哀的队伍太长,有人插队。和世博园里发生的情形相似,人们习惯从围栏尽 头插进来,似乎围栏是秩序,而围栏后的队伍就可以无视我去提醒那些插队的人往 后看一眼,看一看我们这些从延平路尽头排队过来的人,我们排了四十分钟才见到 围栏。“难道做这件事也要插队的吗?”我生气地看着插队者手里的菊花,控制着 我自己的手在二f 岁的“小白菜”们那里,我学到过志愿者的规矩,当你劝阻时, 不得碰触对方的身体。但大多数人唯唯诺诺,却不肯退出去。 这时,在我身边一直沉默的年轻男子,轻轻向他们的背影说了一句:“如果连 排四十分钟队的诚意都没有,其实就不必去献花了。” 在延平路的一个电线杆下,我看见几个年轻女子站在一张复印的“上海不哭” 海报下派发菊花,每人三枝。她们应该就是网上流传的派花白领们吧。我看见有记 者握着带长镜头照相机,正试图与她们攀谈,但她们脸上都淡淡的,边敷衍边后退。 那个表情,让我想起富民路口的年轻男子。 人们自发而来。有人说那天来了十万人,有人说来过二十万。有人说在市区交 通监控的大屏幕上,他看到人流从四面八方的街口向胶州路聚集,令人震惊和感动。 后来,我渐渐知道,我的许多朋友,那天都从家里出发去延平路,排队,献花,鞠 躬,然后从胶州路离场通道离开,回家。说到这么做的原因,有人是因为小时候曾 在附近住过:有人是因为太太的第一份工作的办公室,曾在这附近;有人是因为同 事家在这栋大楼里,出事后,同事在办公室里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的全部家当, 就是身上穿着的这套衣服了。”有人和我一样,家中刚刚也有老人过世,对失去亲 人的痛楚感同身受;有人和我孩子一样,曾在这里补习过功课:这些都是一个个独 立的个体微小而真切的动力,毫无他想。 因此,来送一束花,鞠三个躬,在警察引导下离开,这就可以了。交响乐团的 乐手们来演奏《圣母颂》,肃立,静听。一曲毕,与乐手们一起默哀,然后离开, 这也是可以的。遇难者家属来到路口,他们先是吃惊,后来向人群鞠躬致谢。彼此 泪眼婆娑,但仍都保持着静默,就是这样。 接近大楼了。人群庄重起来,没有人大放悲声,没有人东张西望,没有人抢道。 静默的队伍在细雨中黑压压地向前移动。空气中飘散着成分复杂的焦臭,和被雨雾 激发出来的新鲜菊花的清苦气味。我真不认识这个如今铺满鲜花的街口了。 隆重的大花圈,是上午市领导们特地来送的;嵌有照片和写着一些字的花圈和 花束,大多数是遇难者的朋友和亲人送的:没留下任何特殊记号的菊花束,那是普 通的市民送的,整整齐齐挤在一起,盖没焦土。我的菊花像两滴落人大海的水滴那 样,汇入其中。 菊花沉甸甸地落到地面上。这花是为了悼亡,为了表达同情,也是不能原谅的 符号。扪心而问,我不能原谅胶州路居民楼大火的发生,也许永远不能。 入夜,鲜花还在源源不绝而来。我的朋友专门去为花朵照相,她说,深夜的街 道上充满菊花苦涩的清香,路灯照耀的白色或者黄色的花朵,束束都被环卫工人竖 着靠起来,那样可以腾出地方来,放下更多的花。她说,那里非常安详,甚至可以 形容为永恒。 我听说,鲜花在那里驻留了一整夜,又一整天。第二天夜里,环卫工人换上干 净的制服,在清理鲜花前。列队向胶州大楼鞠躬致哀。然后,他们将鲜花小心翼翼 全都搬到几辆大巴士上,送到火葬场焚化。这天他们没有用垃圾车清运。 是的,这是不同寻常的菊花,谁的心里都很明白它们的分量。 我想有一天,那个路口上会竖立起一尊钢铁做的菊花,作为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