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从漠河乡回到父母身边,是1973年的夏天,读二年级了。 我们家所在的山镇叫永安,只有小学和初中。如果上高中,就得去离家十多里 地的塔河。塔河是个林业局,有几幢红砖的二层小楼,在我眼里那就是圣殿了。 我们小镇是清一色的糊着黄泥的板夹泥房子。这种房子举架底,窗户矮矮趴趴 的,夏天时敞着窗,鸡和狗进屋子,往往不走门了,越窗而入。它们有时腿脚不利 索,蹬翻了窗台上的花盆,那就遭殃了。母亲会捉住调皮的鸡,用剪子铰掉它翅膀 和尾巴上的羽毛,让它飞不起来。对待狗,她动用的则是笤帚疙瘩,啪啪打狗头, 让它长记性。狗当时是记住了,耷拉着尾巴蜷缩在墙角,呜呜哀叫,可是不出三天, 它又撒欢跳窗了。其实被损伤的花盆都是泥盆,不金贵,栽植在其中的花儿,也都 寻常,不过是玻璃翠、绣球、灯笼花之类。 我回到永安后,发现家里多了两个新成员,祖父和小叔,他们是从帽儿山来的。 祖父五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 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小叔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 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他们住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有两片大菜园。 祖父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因为父亲在哈尔滨擅自报名 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断了祖父的城市梦,所以他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恨! 据说我没回来时,祖父有回扛着斧子雄赳赳地来到我家门口,吆喝着:“老大,你 给我出来!”要把父亲给劈了。 父亲是长子,叫“迟泽凤”。他有两个弟弟,二叔“迟泽鸣”,小叔“迟泽岐”。 祖父祖母想再添个男孩,圆了“凤鸣岐山”的美梦,可惜小叔三岁时,祖母去世了。 “迟泽山”没指望了,祖父便把小叔“泽岐”的名字改成“泽福”,只留下“凤鸣”。 祖母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她的死与日本鬼子有关。祖父家在帽儿山的时候,有天 祖母坐在院子洗衣,日本飞机突袭,一颗炸弹在附近落下,爆炸声吓破了她的胆儿, 从此一病不起,没多少日子,丢下还在吃奶的小叔走了。所以祖父一提起日本人, 目中喷火,咬牙切齿,说是中国跟哪国友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小日本!他见我扛 着红缨枪上学,最爱说的是:“杀鬼子!”红缨枪的枪头是木头的,为了使它看上 去像金属的,刷了一层银粉。这样的枪头,连稻草人都扎不透,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永安的房子不像漠河乡,没有独门独院的。一幢房子,少则两家,多则四家。 我家住的那幢房子,就有四户人家。一般来说,把两头的人家,屋子和菜园都大, 而中间的住户就窄巴了。虽然父亲做校长,但我们家住在中间,只有两间屋子,一 个小灶房。弟弟和父母住大屋,我和姐姐住巴掌大的小屋,差不多是进屋就上炕。 祖父一旦不痛快了,就会找父亲撒气。他来我家闹时,小叔会提前通风报信。 说:“快,你爷找你爸算账来了,快插大门!”我们赶紧把大门闩上,将怒气冲天 的祖父挡在门外。 祖父一来闹,我除了害怕,还觉得羞耻。因为一左一右的邻居,听到骂声,会 跑来看热闹,听他历数父亲的不是,那简直就是一台戏。在祖父心中,父亲最大的 不是,就是不该来这个冰雪之地,逼得他们也得跟过来,大家伙一起下火坑。 祖父嫌我们这里冬天长,两眼一望白茫茫,拉泡屎还得分两起,不然屁股就冻 麻了,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他还嫌这里没电,没自来水,没饭馆和澡堂子,人不 活泛,死气沉沉。祖父进不了门,不耽误他骂。骂够了,他总要将一口痰吐在我家 大门口,最后骂一句:“犟眼子!”悻悻离去。大门外的人散去了,可我们久久不 敢打开家门。怕开门的一瞬,会飞来祖父的痰和斧头。 祖父无休止地与父亲作对,弄得父亲很没面子,所以一开始我讨厌祖父,觉得 他就是从天而降的妖魔,专为人不痛快儿来的。在路上碰见他,我很少叫他“爷爷”, 他也不正眼瞧我。有时候,我远远看见祖父的身影,赶紧开溜,不想撞他的冷脸子。 祖父很会种菜,他的两片菜园,精耕细作,勤于施肥,成为我们小镇农人最羡 慕的园田。园里没有杂草,菠菜和大葱翠绿翠绿的,豆角豌豆爬满架,土豆圆滚滚, 黄瓜脆生生,西红柿和茄子红红紫紫地压弯了秧。祖父除了种菜,还在边边角角种 了花儿,向日葵、大烟花、扫帚梅、爬山虎等,然而这些还算不上绚丽。祖父的菜 园最诱人的是什么呢?别家的园子顶多有青蛙和蝈蝈的叫声,而他的园子,鸟声阵 阵。祖父喜欢捕鸟,将它们关进笼子,挂在菜园的豆角架下。笼子少则两只,多则 四五只。最特别的笼子,是“叫油子”呆的“滚笼”。什么是“叫油子”呢?就是 喜欢叫,而且叫声最动听的鸟儿。它独居的“滚笼”,一左一右有两个翻转的小门, 上面别着谷穗。叫油子热烈叫着的时候,会引来半空中飞翔的鸟。它们看到滚笼上 的谷穗,不顾一切冲下来。当它们脚踏着翻转的门时,至多啄上一口谷子,就会落 入陷阱。所以叫油子在我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其他笼中的鸟儿,看着阳光 好,或是看着花儿好,也会动情叫上一刻。但它们看见笼外的鸟儿被叫油子叫来, 想起自己的不幸了吧,会停止歌唱,极少帮衬。 一个鸟语花香的菜园,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情不自禁地靠近它。祖父知 道他的菜园在永安是最好的,怕鸡鸭鹅狗钻进去糟蹋了菜地,只要栅栏的空隙稍大 一点,他就会去河岸用镰刀砍了柳条,加密栅栏,所以溜进他菜园的,除了各色小 虫子,就是如我这般小孩子的贪馋的目光了。我除了觊觎菜园的花鸟,还觊觎里面 的西红柿和黄瓜。柿子只要冒红了,祖父就会把那棵秧子拴上一根绳儿,系个死扣, 让你解不了。若是小孩子跳进栅栏偷了柿子,他会立即发现,从而责骂小叔没守好 菜园。那时锁头还是金贵的东西,他不用于锁家门,而是锁了菜园的门,钥匙拴在 他的腰上,任谁也别想进去。看着柿子一天天红透了脸,顶花带刺的黄瓜舒展着婀 娜的细腰,我直流口水。有一回我眼巴巴地趴着栅栏门看柿子时,被祖父撞见,吓 得我拔腿就跑。祖父喊住我,蹙着眉,先是骂我是个馋嘴巴子,没出息,然后叹息 着摸出钥匙,打开菜园门,给我摘了个通红的柿子,再将拴着绳子的那个秧杈掐断。 正当我窃喜找到了偷柿子的诀窍时,他警告我别打歪主意,别人掐掉秧杈儿,他一 眼能看出来。 那个通红的柿子如同一场日出,融化了我和祖父之间的坚冰,此后我常去他的 草房。那座草房有两间,小间在东头,放置农具和鸟笼,我叫它“鸟屋”,西头大 的那间住人。我进了祖父的住屋,才明白他为什么不锁门,里面实在没什么可偷的 呀。炕柜塞着两套行李,地上用木架子支起两口箱子,里面装着旧衣服。箱子上摆 着两个镜框。大镜框镶着七八张黑白照片,居中的尺幅最大,七八寸,是祖父年轻 时在山东老家的照片。他说那时家境好,开着油坊,雇了不少伙计。祖父穿长衫坐 在中央,一副老爷的派头,而他周围,大都是穿短衫的人。我问他为什么后来变穷 了?他只说“败家了”,至于怎么败的,他不肯说。其他的小照片,都是他的各路 亲戚。而小镜框里只镶着一张照片,是我的祖母。她银盆大脸,梳着光亮的发髻, 大耳垂,温顺而明净的大眼睛,眉毛和嘴唇弧线优美,沉静秀气,胸怀大度的模样, 看不出是个短寿的人,更看不出是个能把胆儿吓破的女人。一到春节,祖父会在祖 母的照片前摆上一双筷子,一只碟子。碟子里通常是三只水饺。平素,大镜框落灰 了祖父不管,小镜框总是一尘不染,光可鉴人。有时我端详祖母时,我的头会映在 镜框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祖母给捉住了,心惊肉跳的。 我从漠河乡回来的次年,父亲被教育局发配到塔河粮库当装卸工。因为他跟进 驻学校的“工宣队”吵翻了,嫌他们劳动课安排多,挤占了文化课,骂他们“狗屁 不懂”。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父亲的言行,无疑是自讨苦吃。祖父见父亲 落魄了,同情起他了。那时小叔已参军,到北京当铁道兵去了。祖父没有串门子的 习惯,但隔三差五的,他会到我家一左一右的邻居家坐坐,打探父亲的消息。祖父 踏进人家门槛,也尴尬吧,总要大声咳嗽一番,手中还拎着东西。春夏秋是青菜、 葱、小白菜或是芹菜,都是打成捆的,说是自己吃不了,让人家帮着吃;冬天呢, 是用于引火的桦树皮或是松明。漫漫长冬,烧火可是个大事。邻居也明白祖父的用 意,会告诉他,我父亲哪天回来高高兴兴的,哪天又骂骂咧咧的。祖父听到父亲不 好的时候,会骂一句:“孬种!”我在自家小院听得清清楚楚。祖父若是在西头的 木匠家打探情况,还要慨叹:“写粉笔字的,就是赶不上拿刨子的!”确实,小镇 有了婚丧嫁娶一类的事时,木匠就神气起来了。结婚的要打箱子柜子,死去的要打 棺材。木匠干活,除了得工钱,讲究的人家,还会送上烟酒糖茶或是鸡蛋细粮。所 以木匠家的灶房,常有香味飘出。只要西院一响起“嚓嚓——”的刨子声,我便知 道谁家要办喜事了。因为打棺材是不在他们家的,木匠会去出了丧事的人家干活。 祖父什么时候登我家门呢?除了端午、中秋和春节,就是家里有肉吃的时候。 猪肉凭票供应,只要供销社来了猪肉,大人会派我们这些小孩子排队买肉。肉来得 有限,卖着卖着就没了。一旦售货员扯着脖子喊肉卖不上几份了,后面的人不用排 队了,规矩的队列就像被狂风吹倒的栅栏,立刻就散花了。大家蜂拥着往前挤,叫 喊着,窗口前高高低低地竖起一条条攥着肉票的胳膊。我虽然个子矮,但一到这时, 力气出奇地大,总能挤到窗口,将胳膊伸到最前面。母亲见我有这本事,家中买肉 的活儿,几乎轮不到姐姐和弟弟了。也奇怪,春天让我拉犁杖或是冬天拉烧柴,我 没精打采,腿脚发软;可一旦知道到嘴的肉要飞了,便力气倍增,奋不顾身地向前 冲。买肉前,母亲总嘱咐买肥的,肥肉可以炼成荤油,补充家里豆油的不足。可是 到了最后,抢到肉就是胜利,没法挑肥拣瘦了。家里炖了肉,母亲会打发我去请祖 父来吃肉。祖父很难请,往往一次请不来,要去两次。他来时总要提篮青菜,或是 拎一摞桦树皮,表明他不是白吃。来了板着脸,又是吐痰又是叹气的,皱着眉坐在 上位,好像我家没一个让他开心的人。所以别人家吃肉一团和气,我家吃肉像吃丧 饭。 只有我知道,祖父在肉上没亏着嘴。他吃的肉不用票买,是老天无偿供应的家 雀肉。 祖父不是好捕鸟么,鸟儿要吃粮食的,捕多了养不起,他就把其中的家雀烧了 吃。因为笼中的鸟儿,灰突突的家雀居多。祖父怎么弄死家雀呢?他来到鸟屋,打 开鸟笼门,手伸进去,逮着个傻乎乎胖嘟嘟的家雀,将翅膀别住,紧紧攥住,然后 运足力气,投铅球似的,“啪——”地一下,奋力摔向西屋钢铁般的墙壁。家雀瞬 间头破血流,一个跟斗栽下来,呜呼哀哉了。祖父每次大约摔上两三只家雀,然后 提着它们去灶房,放到金红的火炭上,手持炉钩子,小心地翻转着。也就十来分钟 吧,家雀熟透了。剥开它身上被烧得黑乎乎的表皮,嫩红的肉就蓓蕾般地露出来了。 将它胸腹处的内脏掏出来扔掉,在盐巴上轻轻一蘸,就可以吃了。家雀肉的香嫩, 是其他肉无法比拟的!祖父说这世上最好的荤腥,一个是鸟儿,一个是鱼儿。它们 一个不停地蹦跶,一个不停地摆尾,通身活肉,美味异常。小叔走了后,我常去草 房,发现了祖父吃家雀的秘密。为了封我口吧,他偷着给我烧过几次家雀,嘱咐我 不许声张,说是让人知道不好。祖父与我吃家雀时,总是把乳白的脑抠出来给我, 说是我吃了它,脑袋就灵光了。在他眼里,我是个笨女孩吧。 祖父爱鸟,可他摔家雀时的模样,实在可怖。所以每回吃完家雀,想起鸟屋那 面血迹斑斑的墙,我又会恶心起来。 祖父夏天种菜,冬天拉柈子。菜和柈子自己使不了,就去卖。菜卖到塔河,他 得挑着菜筐徒步进城,而柈子卖给小镇的粮店、卫生所或是学校。我记得柈子是论 “个”卖的,码起来一平方米见方的柈子算一个,才卖八九块钱。一个冬天拉着手 推车进山,拚死拚活地干,也不过卖二十个柈子。祖父挣来的那点钱,没用于吃穿, 都撇在路上了。他在永安呆不长,隔个三五年,就张罗回关里。仅凭他攒的那点钱, 是不够上路的,母亲得给他添。家里若是钱不够,就出去借。祖父回关里的路线是, 先到哈尔滨看他的四弟,然后到山东看他的三弟。他回来的时候,至多带上两斤花 生米和一包地瓜干。 有回祖父千里迢迢归来,竟提回了一笼鸟!那里面有两对色彩艳丽的鸟,我们 小镇人绝没见过的,于是大家都去他的草房看鸟。祖父神气得像是中了皇榜,跟人 说这鸟多么金贵,花了他多少多少钱等等。母亲听说祖父把钱都撇在鸟身上了,气 个半死。不过,那些鸟水土不服吧,陆续死了,最后只剩下一只娇凤。 祖父在70年代末得了脑出血,从此后腿脚不便,干不了力气活了。祖父摔家雀, 它们的脑袋因他而出血,而他的脑袋最终也出血了,这是不是报应呢?从此后,我 再也不敢吃烧家雀了。祖父病后,母亲做好了饭,会唤弟弟送过去。晚上,才十来 岁的弟弟就陪祖父睡在草房。祖父因病腿脚发凉,弟弟把炕烧得滚烫滚烫的,他还 嫌凉,灶坑也不敢断火,褥子都被烙糊了,热得弟弟直淌鼻血。祖父心疼他,说得 了大孙子的济了。所以晚年的祖父,最疼的就是弟弟了。不过他对父亲还是怨气十 足,说是不把他招到气候恶劣的大兴安岭,他也得不了病。 祖父养病时,把西屋的鸟笼提到东屋,时时看着。听着鸟叫,他的神情会愉悦 一些。有两只鸟深得祖父喜爱,一只是从山东家带回来的娇凤,还有一只是叫声明 朗热烈的铜嘴腊子。祖父每天会蹒跚着下地,哆哆嗦嗦地抓瓜子给它们吃。 祖父第二次脑出血,被死神劫走了,那是1981年初春,我正在塔河二中加紧复 习,准备高考。葬完祖父,我们把他养的鸟全部放生了,包括那只娇凤和铜嘴腊子。 然而第二年开春,父亲带着弟弟去山上给祖父烧周年时,一进墓园,便闻一阵 清脆的鸟鸣。但见祖父的坟上,立着一只金黄嘴巴的鸟儿!它昂着头,像是见了久 别的亲人,一声比一声叫得欢。家人凑近一看,啊呀,竟是一年前被放生了的祖父 心爱的铜嘴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