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家人忆起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有趣往事,往往是在冬天那些昼短夜长的日子 里。 父亲与冬天也确实有缘。他生于正月,死于腊月。也就是说,他是披着雪花来 的,裹挟着朔风去的。他的命运,与寒流也就有着不解之缘。虽然说父亲性格明朗 热烈,像团火焰。 祖母去世后,祖父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艰难度日。父亲十多岁时, 祖父将他送到哈尔滨读中学,指望着父亲将来出息了,将他们从帽儿山带出来。祖 父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爷爷,那时在哈尔滨的兆麟公园看大门。父亲平时住校, 周末回四爷爷家里。虽然父亲的生活费由祖父出,可有时候他入不敷出了,四爷爷 就得添钱。四爷爷多子多女,生活拮据,常添也添不起。所以父亲读中学时,常因 家长没能及时续上伙食费而断炊挨饿。父亲说这样的窘况总是发生在月底,他提着 饭盒去食堂打饭,轮到他时,伙夫会用勺子敲打着盆沿儿,高叫着:“迟泽凤,停 伙了!”他只能羞愧地离开队伍,提着空饭盒走开。 父亲上中学时功课优异,音乐天赋尤其好。他是就读的中学里,小提琴拉得最 好的学生。然而,无论是祖父还是四爷爷,都不可能供他继续求学,上他梦想的音 乐学院了。父亲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哈尔滨的一家小型工具厂给职工教书。 可是这份工作他并不称心,1956年,大兴安岭开发上马,年仅十九岁的他没有同家 人商量,毅然报了名。当四爷爷得知父亲要去大兴安岭的消息时,他即将踏上北上 的旅程了。四爷爷赶到火车站,找到父亲,泪涟涟地送给他一双七毛钱买的球鞋, 还把身上的中山装脱下来送给他。父亲一去三十年,直到病逝,再没回到哈尔滨。 他与四爷爷在火车站的告别,竟成永诀。 父亲来到天高地阔的大兴安岭,先是与几个朋友,在漠河乡办学,接着参加了 放映队,给各个林场放映电影,丰富伐木工的文化生活。据说父亲做放映员的时候, 热恋上了酒。冬天的时候,户外常常零下三四十度,父亲带着放映机和拷贝坐在马 爬犁上,在林海雪原穿行,怀揣酒壶,走一程就得喝几口暖身子。而各个林场,总 是好酒好肉款待放映队。有时候电影还没开演呢,父亲就被灌醉了。放映员醉了, 银幕上的喜怒哀乐无法上演,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醒来。 结束了放映队的生活,父亲回到漠河做教师,有了终身相依的伴侣。母亲认识 父亲的时候,才十七岁,是乡广播站的广播员。因为是乡长的女儿,模样俊俏,嗓 音甜美,给母亲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贫穷的父亲。母亲说父亲 英俊,开朗,有才。他的毛笔字漂亮,吹拉弹唱样样都通,爱读书。他从哈尔滨来 大兴安岭时,带来的唯一家当就是书。母亲十八岁时,嫁给了父亲,婚礼由外祖母 家筹办。父亲坐着马爬犁,把母亲接进了洞房。父亲最爱对我们说起母亲的一件笑 料就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他刚起来,听见灶房传来母亲的哭声。过去一看,原 来这个家庭主妇,因为点不着火,无法做饭,蹲在灶坑前抹眼泪呢。母亲也真是没 白哭,从此以后,生火做早饭的永远是父亲。自我记事起,每个早晨,都会先听见 门响,之后灶房“哗啦——”一声响(那是父亲从院子里抱来劈柴了),接着是劈 柴“噼啪噼啪”燃烧的声音,再接着是父亲哼小曲的声音(他喜欢一边做早饭一边 唱着),最后是父亲挨个屋子热情洋溢的叫嚷声:“起来啦,起来啦!”这说明早 饭妥了。 父母婚后两个月,把帽儿山的二叔接来读书。父亲辅导他,考上了齐齐哈尔医 学院,成为大兴安岭最早考上中等医学专科院校的学生。我出生的次年,全家从漠 河乡移居到三合站,然后又到了十八站林业局,最终定居在永安。不管换多少地方, 父亲的角色始终不变,一直是教书匠。只不过到永安以后,他做了校长。“文革” 开始后,父母先后倒了霉。父亲去“五七干校”,母亲因为来自中苏边境的漠河, 被划定为“苏修特务”。父亲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母亲若是被拉出去批斗,我们 在家就没人管了。母亲说有一回她挨完斗回家,一进屋,发现我独自在炕上睡得正 香,可枕畔却盘着一条蛇!我们家在山脚下,那是夏天,窗户敞着,蛇就是这样爬 进来的。母亲说她被吓得半死,以为蛇会咬我。可是这蛇绕着我爬了一圈,像是给 自己画了个句号,溜出窗户了。多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还一脸惊恐。我笑着对母 亲说,我属龙,蛇不好对同类下口吧。 母亲说,“文革”一开始,她和父亲就把被禁的书籍,用麻袋装着,背到松树 林烧掉了。她回忆说,除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还有巴金、老舍和张 恨水的小说。 父亲在我们小镇,按时下人的说法,是个另类。他喜欢拉小提琴,喜欢念诗, 喜欢在大地干农活时,采一把草甸子的野花,吊在锄头或镐头下扛回家。他被“工 宣队”赶出学校后,竟然到塔河林业局找党委书记说理,人家不待见,他就坐在办 公楼的台阶上控诉,说是党委决策失误,工人阶级只会毁掉学校,撤掉他是错误的, 早晚有一天还得用他这样的人。 父亲去粮库后,和那儿的装卸工打成一片。他的酒喝得更甚了,而且学会了打 情骂俏。我们小镇有一个叫田荣的女人,矮矮胖胖,倭瓜脸,屁股跟洗衣盆一般大, 没心没肺的,整天跟鹅似的嘎嘎乐,男人见了她,都爱抱她一下取个乐子。父亲落 魄后,有一次喝多了,见着田荣竟然也伸出手臂抱她,而我家的狗在一旁跟着热情 洋溢地摇尾巴,路人见之,无不大笑,气得我直想剁掉父亲的手和狗的尾巴。父亲 在粮库时,常揣着一兜黄豆回家,给我们炒豆子。我们说这是偷,他辩驳说粮库的 人都这么干,他不拿,别人会瞧不起。而母亲参与“六大股”杀牛时,他也支持, 是他深夜把牛肉担回家的,说是老牛成了废物,不能为生产队创造剩余价值了,该 杀。只是杀牛时,属牛的他躲得远远的。 父亲懂得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别人聊什么,他都能接上茬。小镇人嫉妒他 什么都能插上话吧,送他个“迟大白唬”的外号。我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上初一时, 有一天课间操,我去水房接水喝,一个男生在我背后叫了声“迟大白唬”,我怒火 中烧,扔下茶缸,操起炉旁的一截松木杆,打算教训这个男生。他见势不妙,撒腿 就跑,我一路追出水房。男生腿长跑得快,我就把松木杆当标枪一样投掷过去。虽 然没命中目标,但把他吓得哇哇直叫,溜出操场,下一节课都未敢上。从此后他见 着我,躲躲闪闪的,再不敢当我的面,喊父亲的绰号了。 父亲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的人。他拉小提琴,往往拉着拉着,眼睛就会湿了。他 写毛笔字,也是写着写着,就要吟诵他喜欢的诗词。而他喝酒喝到兴处,会用筷子 敲碗,唱起歌来。我们姊妹三个,他最喜爱的是我。每到春节,他为邻里写对子, 我会帮着他把《春联集全》的书打开,裁剪红纸,铺展开来,让他挥毫。待墨迹干 后,再将它们一幅幅折叠好。除了做他的“书僮”,我还在他的鼓励下编春联,供 他挑选。有一年我家的仓房贴的就是我创作的春联,我把父亲的小名“满仓”编了 进去。父亲写完后,我点着条幅,怪里怪气地叫了声“满仓”,他才反应过来,又 喜又气地举着饱蘸墨汁的毛笔朝我扑来,要给我画鬼脸。 70年代末,父亲平反,又回永安学校做校长了。几年的粮库劳动,再加上恋酒 成癖,他看上去衰朽了。他端酒盅时,手抖得厉害,酒常会溢出,不得不改用大号 的暖壶盖做酒盏,这样就洒不了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歌了,他歌声的翅膀在 岁月的狂风中,无知无觉地折断了。他身上唯一没变化的,是对工作的执著。除了 睡觉,他就待在学校,哪怕是礼拜天。他有时会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说到毛主席, 他则一声长叹,说英明的他最不该娶个戏子做夫人。提到林彪,他说叛国的人没有 好下场,可惜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他还常说要是不结婚多好,光棍一条,就可以 像弘一法师那样,做个出家人,青灯古刹旁,碧水青山中,远离政治运动,远离人 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干干净净了此一生。李叔同的《送别歌》,是他除了曹子建 的《洛神赋》之外,最喜欢的词了。父亲一唠叨他的和尚梦,母亲就抢白他,说李 叔同是半路出家,他也可以像他那样抛妻弃子,遁入空门呀。父亲连说那可不行, 老婆孩子没人照应,他不落忍。母亲说,就冲你恋酒的份上,这辈子也别想当和尚 了! 父亲过度酗酒,年仅四十九岁就过世了。他走的那天,老天好像在开音乐会, 轻灵的雪花如音符一样飞扬。怕他在那一世会冻着,我们为他穿上了厚厚的棉袄、 棉裤和棉鞋,这使他看上去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的形影不在了,可灵魂依然活跃, 我们常常能从清晨起床的母亲嘴里,听到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穿着中山装去城里 开会了,父亲拉小提琴把鸟儿引来了,父亲找了个模样俊俏的女人给他做饭了,等 等。母亲幽幽诉说着,好像这一切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也常梦见父亲。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坐在溪畔的石头上,身披袈裟,抚 琴而歌。他的头颅因为没有一丝头发,在幽暗的森林中,就像一盏青白的灯。 2010年10月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