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世纪60年代,我与展若同在那所著名的S 女校读中学,那是北京最好的一所 女子寄宿学校。我至今仍旧记得那栋崭新的宿舍楼。正是在那里,我首次进入了一 个没有父母督管的环境。每逢周末,平时充满了喧闹的嬉笑的楼道突然地空寂了。 一个人走在宽阔、昏暗的楼道里,谛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或是躺在双层木床的上铺, 漫不经心地读着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体味着逐渐袭来的寂寥。寂寥像一枚青 果,有点苦涩,又有林子里的清香。有意地尝试孤独,也许是我独立意识最初的朦 胧的觉醒。令我怀念的还有S 女校的桃园。东北角的小四合院,落满灰尘的资料室, 院中有两架葡萄藤,秋天,垂下一串串浓紫色的葡萄。资料室旁边一间败破的小屋 里摆着一架旧钢琴,我喜欢抚弄已经松动的琴键,听着它发出怪异的声音。桃园的 迷人处在于它的茂密,晨读时在里面读外语。随意地抑扬顿挫。资料室里有一些旧 版本的英文书籍。据展若说文字很浅显,对我来说却艰涩难懂,但是我喜欢它们陈 旧的装帧和形式陌生的版式设计,这使我模糊地感觉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最后, 我不应该忘记的,是那棵柿子树,它矗立在一进校门的地方,累累的果实压弯了枝 头,即使有熟透的柿子掉在地上,也没有人去捡拾。它简直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既真 诚又刻板的道德的象征。 有关我中学时代最后的印象,似乎就只有这些。正是在S 女校的校园里,仅仅 在几天之后,我所热爱的学校生活戛然而止。在以后,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我常 常怀念的桃园和葡萄藤,在记忆中慢慢地化为一个缥缈的梦。几年前,我偶然路过 那里,犹豫之后终于走进去:宿舍楼已锈蚀斑驳。桃园、四合院、葡萄藤都已不复 存在:校门口已不见了那棵柿子树:大操场显得狭小,长着细茸上髭的高中男孩子 在举行排球比赛。 旧地重游对于久远沉醉的回忆来说,真是无情的洗涤剂。我努力回忆在我还是 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的时候,所感到的那个广袤而深厚的校园,努力回想在我最 初认识展若时她的形象:她穿着白色亚麻布的长袖衬衫,一条带紧身坎肩的藏蓝色 的长裙,这是我们的校服。那时候,其他的中学还没有统一的校服,当我们穿着同 样的衣服,三五成群地走在大街上,会招来羡慕的眼光,展若也许是我们这些骄傲 而快活的女孩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高高的、苗条的身材,肩部宽而消瘦,但是 天鹅一样柔韧的脖子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媚。她的眼睛是闪烁的,挺直的鼻子和轮 廓分明的嘴唇隐隐地显示出骄傲,但还不是真正的骄傲,真正的骄傲是以后才有的。 与其说这是我记忆中的展若,不如说是我想像中的展若。在她还是一名中学生 的时候,她是一个聪慧、漂亮、生活优裕用功读书的快活的女孩子,她与周围人的 不同之处只是她更出类拔萃一些,她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同时也以她娴熟的钢琴演 奏闻名校园。每逢庆典日的集会上,她的钢琴独奏是传统的保留节目。我至今还记 得,舞台上暗色的背景,银色的光束下,黑沉沉的三角钢琴。展若穿着白色的绸上 衣和深蓝色印度绸的长裙,典雅,朴素。灯光照亮她轮廓分明的脸庞,清纯的少女 形象格外动人。 那时。她为人诚挚,也还谦和。如果始终生活在犹如少年时代的顺利、友善的 环境里,她后来所具有的那些非同寻常的个性也许永远不会显现。她将不仅成为一 名卓有成就的外科医生,或许也将是为人称道的贤妻良母。 命运并不总是惠顾于一个人。还是在S 女校的校园里,在她开始进入本应是美 好浪漫的花样年华的时候,受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打击。 “文化大革命”并非空穴来风。在展若第一次受到“批判”时。我们恐惧的心 已经感到即将来临的肃杀之气。不过在说到展若的挫折以前,我必须先交待一下她 的家庭。就像我们当年常常不得不填写的标有家庭出身的表格一样,“文革”之前, 出身对于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少年越来越重要,那种无形的、持续的压力使一些 “出身不好”的同学变得消沉了。不必佩戴一颗黄星,他们的委顿畏蒽的表情就是 倒霉的身世的标志。按照当时不可理喻的等级划分,我与展若都还没有沦落到犹太 人的地步,但是问题的发生还是与她的家庭背景,特别是与她的母亲有关。 毫无疑问,展若出身于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家庭。我设定她的父亲是一位研究 基础理论的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当然,最好与原子弹的制造有关,在那个年代。这 是一个可以在政治上被保险的职业。早年留学美国。像那个时代很多热血青年一样。 年轻时颇为共产主义的美好理论所吸引。1949年以后,由于旅居海外的人所常有的 民族情结,或是受到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排斥,于是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与科研 条件,回到大陆,成为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我的故事里,展若的父亲似乎只有 一个模糊的背影,我不能赋予他更多的个性,否则这个家庭至少在“反右”的时候 就可能倾覆败破,而我的关于展若的故事或许将不复存在。如果孩子的天性被过早 地压抑,就像被摧残的幼苗,永远不能开花结果。 令我感兴趣的是展若的母亲。“文革”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文学作品中 的教授夫人的形象往往是儒雅、贤淑、纤弱的。读者与观众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形象。 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而展若的母亲却不是这样。她的原型本是我极为熟悉的,一 旦跃然纸上却令我自己也感到陌生。她是旧生活方式的为数稀少的残存者。在新的 社会环境里,她似乎无所归属,格格不入。令人费解的是,她竟然精神矍铄地活下 来;那些善良、文弱的人物形象却常常在小说或电视剧中禁不起折磨而溘然早逝。 我知道我笔下的人物是不合规范的,因此更像是杜撰。 第一次见到展若的母亲,是在周末的家长会上。她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真 丝乔其纱旗袍,隐约可见里面的袒胸白绸衬裙,一双黑绒皮面的半高跟鞋,乌黑的 浓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大发髻,耳垂上戴着一对玫瑰花瓣形状的象牙耳环。这样的装 束真有些惊世骇俗。60年代,正是蓝制服开始流行的年代,高跟鞋已十分稀有,更 不必说象牙耳环。 那时,我们这些只有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接受的是一些忆苦思甜、阶级斗争之类 的教育,这使我们幼稚地推崇极端的平等和禁欲,任何奢侈都是不正当的,象牙耳 环无疑是成问题的。其他的家长和老师也禁不住好奇地打量她,好奇之中有着不自 觉的敌意。而她以优雅的、从容不迫的傲慢来回敬别人的盯视。多年以后,展若也 以同样从容不迫的傲慢与周围的人对峙。但在那时,她却只能为有这样一位“资产 阶级”形象的母亲感到不自在。 对我来说,展若的母亲是神秘的,有吸引力的。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直觉地 感到,她不是那类浅薄虚荣的女人炫耀自己华贵的旧衣箱,她似乎来自一个已然消 失的时代,来自带有旧时代遗韵的书香门第,在动荡的近代史中历经繁华与衰落的 家族,但是她本人有着独特的锋芒和隐秘浪漫的经历。在与她熟悉以后,我总是这 样猜想她。她仿佛从充溢着书卷气的闺房里走出来,突兀地出现在60年代的校园里。 她并不是不知道时光的流逝。世事的变迁,在她身上固执多于伤感,她以一身华美 深沉的黑纱旗袍和象牙耳环表达了对过去的缅怀,证明她可以不趋逐潮流。 在展若的家里,我尤其感到她使时光倒转的力量。那栋灰色的小楼,不知如今 是否还在,它坐落在近郊,毗邻几栋风格相近的房子,在郊区的林阴带中,远离城 市里的胡同和大片新起的居民楼。这是那种敦厚、老式、舒适的房子,仍旧带有中 式建筑的风格。朱红色的木地板,漆皮已部分剥落;朝北的房间幽暗、宁静;几件 古旧的硬木家具,室内的陈设简朴,舒适;客厅里沿墙都是高及屋顶的通栏书架。 我还记得那座造型精美的挂钟,展若书桌上苏俄风格的陶瓷台灯,灯座的造型是一 只蹲在木屋旁边的狗。这是一个典型的60年代中期以前尚存的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 的家。几栋灰砖小楼所形成的小小的群落,仿佛是以往时代的遗迹。在我愈渐恍惚 的记忆里,展若的家色调黯淡,带有旧时代的败旧而温馨的气息。我以为这样的氛 围是展若的母亲带来的。如今,作为过去的时代所遗留的这个阶层已经不存在。小 楼更换了主人,“文革”中,它可能归属暂时得意的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后来应属 于雨后春笋般一茬又一茬的新当权者。不再有什么高级知识分子,这个在1949年以 后为了划分每一个人的阶级成分而界定的称谓,当我们在各种表格中的家庭出身栏 写上它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光彩的感觉,这个词毫无理性可言的贬义。只有那个时 代的人才能理解。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地大众化,他们奋斗一生,最终可以住进三室 一厅。后来是四室一厅,那些房间千篇一律,简捷明了的人生目标。不赋予任何想 像的能力。展若再也没能回到她的灰色小楼,再也没能回到本是属于她的儿时的家。 如果它还存在,小楼的新主人必定用新式的组合家具和花哨的有机玻璃吊灯把房间 装饰得明媚而粗俗,或是在二层楼台上堆满舍不得丢弃的废旧物品。 在那栋幽静的小楼里,展若的母亲永远穿着有着特殊的质朴的蓝色阴丹士林的 布旗袍,中式立领的领口别着一支镂空骨雕胸花,右腕上戴着象牙手镯。仿佛漫不 经心,又似刻意追求,服饰对于她来说,是环境,她在为自己营造一种气氛,以拒 绝强大的现世生活,她情愿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或幻觉里。我最初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有四十多岁。她的容貌并不使人感到时光的流逝。她很少谈自己的事情,我只 能就我所知道的零星的轶闻来编撰她过去的罗曼史:她年轻时很激进,在她还是年 轻姑娘的时候,她做出过有悖于一个大家庭传统礼教的举动。这一类事情在他们那 个时代不为鲜见。展若的父亲曾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大学生,那时在展若母亲的眼中, 他必定英俊儒雅,才华横溢。他们彼此的幻想促成了激情。这在他们的时代是一个 时髦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在我认识她的时候。 已看不出她对丈夫情绵意笃。她不像一般有闲阶级的妇女,崇拜自己有名望、有地 位的丈夫。她曾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过,如今最令她产生激情的,只有养花这件事了。 她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种花。这对她决非闲情逸致,而是轰轰烈烈,或许如 同她当年的恋爱。单是君子兰就有几十盆。小院里开满了五光十色的玫瑰与蝴蝶兰, 沿墙爬着攀墙月季,在盛夏的阳光下,翻腾着斑斓的色彩。 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庭院里,她穿着浅蓝色的布旗袍,戴着牙雕胸花和象牙耳 环,提着白铁皮的喷水壶。她很少出门。她在30年代末义无反顾地冲出闺门,又在 50年代果决地回到自己的小楼。 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她穿着考究,佩戴首饰,在旧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在新中 国却退职不肯工作。在只有红与黑的贫乏而武断的意识里,这无疑是展若社会背景 上的一个污点。有时我觉得,展若家中的一切灾难,或许就源于她母亲固执的个性。 按照当时所谓家庭影响的逻辑,展若母亲的形象似乎是一个提示,她就是展若的未 来,于是展若的每一个细小的缺点或仅仅是特点被无限地放大与膨胀。关于这一点, 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难于理解的。 大众虽然易于崇拜臣服于专制的权力人物,但同时又不肯容忍过于出类拔萃的 个人。即使是在当时,我和展若都模糊地意识到她所受到的“批判”是不公正的。 并非展若真的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她过于出众。一个人如果仅凭个人才能出风头, 同时又没有坚实的权力背景的话,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迟早是会出问题的。 在我试图叙述展若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踌躇。关于那种专 横僵化的思潮曾经造成的灾难。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了。其景象之残酷已不能 使人震惊,而是使人麻木。与之相比,展若所受到的打击几乎说不上是迫害,但是 事件本身却具有后来在“文革”中愈演愈烈的迫害形式的最主要的特点,即群体对 个体的围攻以及自虐。 在关于过去历史的回忆中,很少有人忆及1964年发生在大学与中学的“自觉革 命”运动。这大约是“四清”运动在教育界的余波。表面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 要求每一个人揭露和检讨自己所做过的所有不正确的事情,所想过的不正确的思想, 哪怕仅仅是一个闪念,必然是在压力下进行的,那时候,我们稚嫩的心还不能分析, 但是已敏锐地感受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压力。正是在压力之下,事情的发展有悖于我 们虔诚的初衷。有种令人恐惧的内驱力,驱使我们像竞赛一样,大家在比谁的行为 更卑鄙,思想更肮脏,所有人都在搜肠刮肚,翻腾出每一个细小的过错,每一个龌 龊的念头,如数家珍。也许是互相启发的结果,其实所有的检查都大同小异。不过 是些顽皮少年的恶作剧。成长时期的逆反心理,女孩子对异性朦胧的倾慕,都被我 们“自觉”地“上纲上线”,冠以严肃而沉重的罪名。每一个人的检查都要在整个 班级面前宣读。我记得与我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以漫长的篇幅披露了她对我们年轻而 有才华的英语教师暗暗地单恋。这本应是人生最初的美好感情,她却在众人面前不 知所措地亵渎了她内心的隐私。 仿佛说出口的一切就不再属于自己,越是自我揭发,越是白璧无瑕。这并不类 似基督教徒的忏悔,教徒面对的是上帝,忏悔神甫隐藏在暗处,在与世隔绝的宁静 之中教徒审视自己的内心,羞耻只向上帝袒露。当他走出教堂,回到人群中时,仍 旧保持了他的隐秘和自尊。而我们是面对一群人诉说自己不洁的隐私,仿佛当众裸 体。不再有秘密,不再有自尊,不再有骄傲。在对自己的心灵蹂躏之后,剩下的是 个性消失的谦卑。 忏悔的动力也不同,教徒忏悔基于内心的需求,“自觉革命”则是在压力之下 进行的,足以将你摒弃于集体之外——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集体几乎就是整个社 会——这对于从小被灌输了所谓的“集体观念”,缺乏独立意识,对只有十五六岁 的青少年来说是可怕的。 事情并未止于此,“运动”渐渐地集中到一两个人的身上,即所谓的“典型”。 阶级斗争是万能的理论,大有精神变物质的功效,它不仅能够发现什么,而且可以 制造出什么。 那一次,我是班级的“重点”,或称为“典型”。而展若,由于她一贯的知名 度,自然而然成为全校的重点。 这对我并不十分意外,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错。我一生中的挫折与成功的本 源恰恰是我性格中既冥顽不化又不足道的缺点。我天性散漫,不守规矩,为此常常 挨批评。时间长了,我对批评已不在意,它既不能改变我,也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 但是如果在一次长达七小时的“忆苦”报告会上看小说,溜出会场去买点心,在那 个时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那时常有所谓“忆苦思甜”报告会。请一位旧社会过来的穷苦人,讲一讲解放 前受过的苦和罪,以警告现在的人要知足长乐,要感激涕零,旧社会只能吃糠咽菜 而新社会有玉米面的窝头吃,难道还不该满足吗?划分出百分之五的“一小撮”: 地主,富农,没有能够跑到台湾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敢于乱放厥词的“右派”知 识分子,让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处于一种被践踏的地位,这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说, 既是一个警告,也可以令他们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的确,生活是不尽如人意的, 但是比起百分之五的“贱民”,又似乎有高人一等的满足。 我已经记不得那次漫长的报告会上讲的故事,主讲人难以听懂的陕西口音令我 昏昏欲睡。禁不住饥饿和别人的怂恿,我溜出会场为自己和后排的几个同学买点心。 会场上的值勤生看不惯我们竟然在“忆苦”会上大吃甜点心,我的行为被记在值勤 日志上,第二天便受到班主任老师的严厉批评。 当这件事情在“自觉革命”中被重新翻出来,就变得严重了。“自觉革命”不 同于以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的一切缺点与错误不是孤立的,而与所谓的阶级感 情、阶级立场以及家庭出身有关:一切自我揭发与他人对你的批判(不是批评,而 是批判)不是为了帮助你,而是为了确定你在社会中的位置,用更为道地的词汇, 是政治地位。那时候,一句政治评语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一旦你被判定在政治上 是不可靠的,高等院校就可能将你拒之门外,你所有的抱负和理想将被永远地埋葬。 用现在时髦的用语:你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当年遇罗克的命运就是如此,他本来不 是一个反叛者,仅仅是执意要做一个学者,然而由于所谓的政治和出身问题,他不 能上大学,他试着写歌颂社会主义的通俗诗,写小说,给报社投稿,但是所有通往 做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都是堵死的,就像梁山泊的草莽一样,他最终被迫走上了反 叛和死亡之路。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正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怀疑的年龄,已隐 隐地感到那种危及生存的恐惧。我的自信心几乎被摧毁。经常地,我不得不将怀疑 转向自己,这几乎改变了我原有的个性。 对于展若来说,事情的发生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 任何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里。展若都是标准的好学生。她用功读书,遵守纪律, 服饰整洁,待人友善。由于一帆风顺,她心无芥蒂,坦荡自如,从不嫉妒、揣测和 防范他人。她比我大三岁。那一年,还不到十八岁,已升入高中三年级。在清一色 的女生中间,我想她是一个既被羡慕也被嫉妒的对象。当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 的时候,人们会精细而繁复地从经济、政治乃至地理环境等各个角度来考察和解释。 但是我以为人的情感也是重要的因素。当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古都北京。那些自 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在北大图书馆出出进进,没有人理会这个贫寒而乡气的 图书管理员,只有毛泽东自己明白他远远比他们更有抱负和才华。不妨假设展若的 难以超越的杰出也许会令一些心高气傲,或嫉妒偏狭的人感到压抑。一个好的合理 的社会结构能够抵制人性中恶的部分。导入一个温和的发泄渠道。然而不好的社会 所能调动的恰恰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自觉革命”所造成类似“文革”的蛮横而 武断的气氛,提供了一个使恶意发泄的机会。 按照那个时代不可理喻的是非标准,要想挑剔一个人是太容易不过了:展若过 分讲究穿着,元旦的联欢晚会上她穿了一件显眼的橘红色呢子外衣;在溜冰场上蹬 着一双精致的白色皮面冰鞋;在饮食方面也不够艰苦朴素,每天的早餐不在学校食 堂吃粥和馒头,而是去校门口的“玉山居”小饭馆吃豆浆和茶叶蛋;在农村参加麦 收时,她不肯用农民的饭碗,坚持用自己的餐具,这说明她是嫌弃劳动人民的;自 习课上,她自修一套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教材——如今泛滥于外文书店里的那本Essential. 整治一个人总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即使在孩子中间也是如此。而展若由于对这类 带有阴谋意味的事情不屑一顾,对于渐渐逼近的灾难,她竟然毫无所知。 对展若的批判会是在大阶梯教室开的,并没有点展若的名,发言者只是不断地 提到“有的人……如何如何”。展若那些与众不同的特性被附录在大段的批判修正 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之后,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突然具有了庄重的含义, 在凝结着紧张气氛的会场中膨胀开来。淹没了以往的展若的形象,遮盖了她的本质。 每一位发言者末了总是提及要“深挖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消除不良的家庭影响”。 对于展若来说,她的错误的源头正是她那戴着象牙耳环的母亲。暗示所具有的力量 比指名道姓来得更为强烈。 当我写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总是感到极为吃力,历史毕竟是前进了。时光荏苒 已经过了几十年。如今在商业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会明白“批判修正主义”、 “和平演变”这些字眼的实在的含义,他们也许会嘲笑前人的愚蠢,而不会对这些 感兴趣。至今我们没有能够掌握严肃地谈论那个时代的语言形式,就大多数的迫害 与被迫害而言,既缺乏浪漫的美感,也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是 一点灰色的幽默,一旦时过境迁,也将变得不可理喻。 然而展若是与众不同的,这是我所以要写一写她的原因。那一天在大阶梯教室, 她照例坐在后排。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她显然缺乏预感,但是她很快克服了最初 的惊惧,镇静下来。她面色苍白,那双本是晶纯的眼睛在一瞬间变得茫然而冷漠。 这一瞬间的变化永久地固定下来。紧抿的、线条分明的嘴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在批 判会结束的时候,主持会议的团委书记要求展若发言,她一声不响,置若罔闻,以 至团委书记在意外得不知所措中结束了会议。 几年后,在G 油田的那些荒凉寂寞的夜晚,展若曾对我谈起那一天。“那的确 是可怕的。突然之间,你无缘无故地成了罪人,你被要求敌视你的亲生母亲。如果 逆来顺受,也许会好过一些。可怕的是你认为没有错,你感到人世间的不公正,除 了光荣的孤立,你对此束手无策。” 展若的非凡之处在于她勇于承受孤独。她依然故我,不肯改变她的“白专”典 型的形象。她依旧穿着整洁、考究,白色的亚麻衬衫熨烫得平平整整;早餐照旧去 “玉山居”小店用自己的餐具吃豆浆和茶叶蛋;自习课上照旧读那套Essential.与 过去不同的是,她不再与任何人交往,对她的同学,无论是在批判会上发言的。还 是没有发言的,她一概置之不理,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最常去的是图书馆的 阅览室,在那里不与人讲话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过去事事如意的日子里,展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她坦荡、谦和,由 于在许多方面优越于他人,则无须与人争长计短。当她受到压抑的时候,她不屈的 倔强个性显示出来,她的神情乃至相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不再像星星一样闪烁,而是冷漠、戒备,拒人于千里之外;脸颊仿佛消瘦了,挺直 的鼻梁和轮廓分明的嘴唇不再似少女的柔和,过早地显示出女人的固执和顽强。 她辉煌的少女时代就这样突兀地结束了。 过去,每当我们在社会上遭遇挫折。回到家里,会向自己的亲人伸出双手,但 是这一次,无论是我,还是展若,我们都选择了独自吞咽苦果。不可能去向父母诉 说,因为这样的诉说似乎意味着对他们的谴责,这也使我们与家庭有了隔膜。展若 说,母亲觉察到她的反常情绪,试图探问却被她生硬地顶回去。在茫然之中。她暗 暗地有些怨恨母亲。但随即又为自己由于茫然和虚弱而产生的怨愤感到内疚和恐惧。 在那些长长的孤寂的日子里,展若的心情必定十分黯淡。她常常一个人去公园。 那时,公园里游人稀少,也不如现在修葺得精致,有许多荒芜的角落。正是在圆明 园的断壁颓垣之中,在铺满落叶的荒草地上,我与展若相知相熟。共同的心境把我 们带到一起,我们中学时代的最后时光,就流逝在北京这些古老幽美的园林之中。 北京最深刻的魅力,在于她所拥有的众多气势磅礴的古老建筑,再也没有其他的中 国城市能与她相比。站在崇祯皇帝自杀的景山上可以看到广阔的宫殿群落的琉璃瓦 屋顶,几百年来,在夕阳中静静地闪烁着永恒的金色。历史仿佛伸手可触。我们的 快乐青春被压抑。于是以类似宗教的情绪模糊地渴望永久的事物。坐在太和殿的汉 白玉石栏上,以一种肤浅而真诚的伤感去缅怀历史。有时遇到一个和善的管理员, 为我们打开故宫没有对游人开放的庭院,石缝中淡蓝色的二月兰在寂寞败旧的屋脊 下蓬勃恣肆地盛开。至今,在悠远的记忆里,偶尔还会闪出我们那时刻意搜寻的凄 清的美景,中山公园的小荷花池中俯伸在水面上被风雨侵蚀的木凉亭,永远隔着细 雨的淡灰色在我的记忆中无限地伸延。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展若迷上了绘画。她不顾高考前的紧张,开始动手习画。 她在绘画方面有些灵气,一如她所尝试涉猎的其他领域一样。但是,这件事带给她 一个偶然而不幸的人生机遇。正是由于绘画,她邂逅了她的初恋情人,也许是她一 生中唯一的情人。那样的恋爱人生只有一次,那样的伤害也只能有一次。这是我后 面将要叙述的。 在她收集的那些画册中,我第一次看到林风眠的画。他的作品在“文革”前就 已经很少见了。我喜欢他的紫灰色调的静物,高贵,忧郁;还有寂寞的绿色中的白 莲。像一团团冰冷的、白色的火焰。多年以后在美术馆看到原作真迹,反而没有了 当年的感觉。 我们选择了孤立的道路,支撑我们的只有自尊。我们所受的根深蒂固的有关唯 物主义的教育,使我们难以理解宗教的语言。但是我们开始倾心于教堂里充满神秘 寓意的宁静的气氛,喜欢唱诗班超凡人圣的歌声。在困窘的时刻,没有信仰的心是 虚弱的。我们试图抓住什么,于是我们抓住了艺术,抓住美,妄图以美的柔弱的力 量支撑我们孤寂而恐惧的心。 我仿佛是在叙述我们共同的故事,然而我并不是展若。在挫折之后,我也许会 颓废消沉,或变得圆融乖巧。而展若是我心中一个不会屈服的偶像。 整整一个冬天。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又是整整一个夏天。展若以沉默与她朝 夕相处的集体对抗着。这样的对抗很可能会毁掉她的前途——被剥夺进入高等院校 的资格,而上大学读书对于她的人生道路来说,是唯一的、无可更改和替代的。但 是展若是不计后果的人,她甚至没有去想她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她只是做了她 想要做的事情。 说来有些悖论,但事实确实如此,最终拯救她的,仍旧是她的背景——她的作 为知名科学家的父亲,当班主任老师在家访中看到展若父亲与周恩来的合影的时候, 她就必须慎重考虑对这样一位与高级领导层有联系的知名人士的女儿的态度。 当展若终于考取了全国最有名的医学院时,她以为是她的长久的孤立感动了上 帝,那时,她还不明白,她只不过像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一个不可见的强力的 “场”内,每一个人都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奋斗只对自身的尊严与道德具 有意义。 她拒绝拍摄有全年级同学参加的毕业合影。她坚持沉默和自我孤立,直到她拿 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她露出了胜利的微笑。那一次,她实实在在胜利了。她维护 了个人的尊严和做人的准则,没有被孤立所腐蚀而一蹶不振。她为胜利鼓舞,在以 后的岁月里,一如既往。 这偶然的胜利使她没有受到本质的伤害。她没有精神委顿,不思进取,或是像 我的一些命运更为不幸的女同学那样,从此忧郁颓唐,多愁善感,宁愿在幻觉中生 活。她也许多了一些骄傲,多了一些警惕,但还没有像她后来那样苛刻而偏激。对 于人生,她仍旧怀着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所有的高尚而善良的愿望,她报考了医 学院,觉得医生是一个远离意识形态的职业。既能够发展个人的才华,又可以服务 于人类。这足见她当时爱心未泯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