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 群还与人说媒,这就更微乎其微了。传统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 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皇叔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 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做傅丁 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 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 元做的媒。“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 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叶家平淡的日月, 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作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一段佳话。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 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地相似,如 出一辙地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 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 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 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 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 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 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有些亢奋。我进门的 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 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 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味,有点儿呛人。 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就擦不出来了。推溯玻 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一度曾经将它作为镜子。两个 苍老的人,抿着没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 ——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 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上积满了油腻, 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空气中飘浮着尘埃……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他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了又,说不出一句话。炸了 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 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 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 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 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 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着,一块儿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 小辈们已经有话了,说“害怕”。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 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 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 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 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 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 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 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 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 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 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 手,就是亲一口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味。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 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儿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 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用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动用了,害得 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 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文革”两 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 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的代笔, 其实就是交代,交代他在日伪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 “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 过日本人的警察。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 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 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 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 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 元更近。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解放以后,还当 了政协委员。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我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 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 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 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 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皇贵胄之家,本身就 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着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 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完全是失衡 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 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 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 为贱”。虽然已经到了三十年代的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 婚姻缔结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 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 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 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 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我相信那一 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 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