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以后,我得到一次组稿的机会,地点是北京和天津。我与 孙商山并往,不过杂志社的领导私下交代,这一路由孙商山负责,我听他的。 有十二位作家要见。他们是北京的王蒙、刘心武、李国文、张承志、梁晓声、 郑万隆、刘绍棠、陶正、张洁,天津的孙犁、冯骥才、蒋子龙。领导给这十二位作 家每人写了一封信,铺满了桌子。他先一封一封地捡起来,拿在手上,是厚厚的一 沓,微笑着点点头说:“都是一流的!”然后一封一封地递过去,于是孙商山的手 上就是厚厚的一沓了。能见这些一流作家,非常难得,我真是窃喜,高兴极了。那 时候我还是一个对文学抱有热望的青年,我想,即使一面之交,他们的智慧与风度 也会给我以启示和影响。我遂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以我所接受的教育,北京何等神圣,我早就心向往之。当天晚上,我便兴奋地 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孙商山有一点旅行之倦,还要为明天的工作进行筹措,所以我 是一个人。很好,在这样的地方最宜一个人,若有幽情,那么也可以尽兴而发。 1985年仲夏夜的风在天安门广场飘流着,它多少舒缓了我的心律。灯光晕黄, 有朦胧之调,建筑之轮,建筑之奂,都生出一种岛立海面似的坚定。可以看到一些 人,他们像点一样在远方散落和移动。我也是一个点,并按我的轨道运行着,似无 所想,又似有所思。我过去走在故乡少陵原上,总有渺小之感,不过天安门广场给 我的渺小显然还甚于故乡少陵原上给我的渺小。在这个世界上,人应该谦逊一点才 对! 远方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起一伏的噪音。我很是好奇,便赶过去。小小 的事情,也几近平息了。是一伙青年,看起来他们像日本学生或韩国学生,因为普 通话不好,向执法者辩解得疙疙瘩瘩的。也没有什么,无非是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击打腰鼓。如此而已,不过执法者禁止这样做。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朝鲜族学生,从 吉林省蛟河县来的,属于师范学校的一个毕业班,先在北京参观,再往天津,之后 返回。 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和经过,我便向执法者抗议了一声,完全是出于同情和道义。 还好,执法者晓之以理,待之以礼,免去了我的任何麻烦。但我平常的一举,却赢 得了这些学生的敬意,他们热烈欢迎我到他们的住所去,因为明天他们就要离开北 京了。我的血一向是热的,只要一燃,便会沸腾起来,当然随他们走了。 他们二十一位男女学生,只有张梅花的普通话流利。在天安门广场,是她给我 介绍了争执的情况。在路上,又是她介绍了这一批学生的职业方向。到了他们所租 的院落,还是她向我介绍了朝鲜族的风俗与习惯。那天晚上,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 目为异客。女生换上了裙子,广袖轻摇,高调低回,尽显风流品质;而男生则豪迈 奔放,甚至借酒达意。我是一个内敛的人,又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总是有所约束, 然而那天晚上,我竟羞涩一弃,唱且跳,疯狂了一次。当然,张梅花活泼而亲近的 指点,也是我融入快乐歌舞的关键因素。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张梅花把她家乡的 地址留下来,送我一程,握手作别。 我在北京的晨曦之中有一点醉意,醉之意,不在酒。我一直想着张梅花的形容。 她的样子颇像一个日本演员,短头发,清瘦脸,不大不小的一双眼睛,笑的时候, 丰厚的嘴唇一启,会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张梅花像山口百惠,酷似其人。不过她 比山口百惠素净一些,肌肤与灵魂也有一种温暖。 娶她做妻子怎么样?在北京,我忽然如是想,想得十分有胆。我一直认为,北 京是一个让人大胆的地方,这种感受便是从要娶张梅花做妻子产生的。也并不荒诞, 因为我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尤其我不能像一头拙劣的雄鹿,由于害怕折断自己的角 就不敢搏斗。我应该是优秀的雄鹿,即使粉碎其角也要冲上去争取一下。 我在沙滩的中国作家协会地下室找到孙商山。见我回来,他迷迷糊糊地叮咛了 一声,便继续入眠。我上床躺下,然而望着由防空洞改建成旅馆的椭圆的屋顶,睡 意是没有的。我内而省之,严格地审察自己。我要知道自己究竟是何种状态,是否 对张梅花产生了爱?如果是,那么这种感情是否将在骤起波澜之后渐渐复原,并归 于寂灭。不是,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显然趋向惊涛骇浪,难以对付。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有卖煎饼的,小车,小炉,小锅,把面粉用水一和,再把 鸡蛋一搅,打进去,摊开烙一烙,便是一片又黄又脆的煎饼。早晨我吃了两个煎饼, 喝了一碗稀饭,转身进入地下室。孙商山看了看我,定着神情安排工作:今天见张 洁,向张洁组稿。他以为我会十分兴奋,张洁又有才,又漂亮,名震天下,文学青 年谁不求一见呢?然而我一五一十,坦率告之:我喜欢上了一个朝鲜族姑娘,今天 我要乘火车到吉林省蛟河县去。我补充说:我决定了。 孙商山眼睛一睁,嘴唇便会撮小,这是他的习惯。他发紫的嘴唇紧缩了一分钟 之后急速张开,当然不同意。不过对他的态度我当时理解,现在仍能理解。 他说:“张洁是重要作家呀!” 我说:“她没有爱重要!” 他说:“一批重要作家啊!王蒙、孙犁,你都不见了?” 我说:“他们都没有我的爱重要!” 他低沉地说:“你会后悔的!” 我平静地说:“不见朝鲜族那个姑娘,我才会后悔!” 他说:“总得有组织纪律吧!” 我说:“组织纪律也比不上我的爱!” 他说:“领导分派的任务怎么完成啊?” 我说:“你一个人完全可以组稿,你就一个人跑吧!我走的事情,你还得担当, 不敢让领导知道。请多多包涵!” 他的态度明显软化了,并承诺不会让领导知道。须臾之后,他忽然又发现了新 的问题:“不行!万一你出了什么差错,单位向我要人怎么办?你父亲向我要人怎 么办?” 我坚定地说:“不让你负责!” 我便掏出笔,在一张信纸上留言,大意是:我某日从北京外出,赶几日之前回 来,并随孙商山结束所有组稿工作,同返西安。若不能赶几日之前回到北京,那么 孙商山可以一个人走。我离开北京以后,发生任何问题,由我负责。我不能随孙商 山同返西安,由此产生的擅离工作的问题,也都由我负责。 我把这个多少像遗书的信纸交给孙商山,他一下笑了,说:“现在的年轻人, 真厉害,真厉害!”我也笑了,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如果事情不成,那 么在我结婚并有孩子之前,一定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曾经到东北去追求过一个 朝鲜族姑娘。” 孙商山答应了,而且在久长的岁月中,我从来未发现有谁旁敲侧击我的东北之 行,我很安宁,证明他遵守了承诺。人到中年,偶尔才有朋友笑着询问这件事情, 甚至陈忠实先生也获悉了,并把斯案作为素材融入了他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之中。 陈忠实先生还专门向我核实它,我告诉他:真的。显然,这是孙商山传播的,不过 孙商山是通过斯案分析我的个性,并无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