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由于省立三小离小油坊街近,又由于我们兄弟的学业需要大姨照管,大姨与表 哥、表姐回旧京后,就在我家二院东屋安顿下来了。三小迁回旧京县角,她仍然教 一年级,她是学校资历最老的教师,待人宽厚慈祥,教师和学生对她无不尊重。大 姨要我在六年级插班读了几个月,我的小学毕业证就是在三小发的。六年级的级任 老师张老师是个脾气很怪的人,喜欢发火,一下课就坐在备课室的窗下,独自望天 不说话。他是沦陷时期的教师留下来的,非常不满意有人把他看作“留用人员”。 有一次为了一盒粉笔的小事,他同一个女教师争执起来,女教师很不客气,说他故 意将粉笔藏起来不让大家使用,处心不良。张老师受不住这个冤枉,更受不了“处 心不良”的讥讽,把手中的课本猛地往桌子上一摔,拉开抽屉整理东西,声言立即 找校长辞职。 “我是亡国奴好不好?我为日本人推行过奴化教育好不好?我不配同你们这些 抗日英雄共事好不好?” “你就是不配!”那位女教师也站起身,轻蔑地瞧着张老师笑。 大姨“啪”地击了一下桌子站立起来,所有备课老师都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大姨, 室内好大一会没有一点声响。 “像话吗?你们当老师的在几百个学生面前这样吵闹,可笑不可笑?可耻不可 耻?”大姨激动得眼睛湿了,左眼角的伤疤变得赤红。她转身面向那个女老师: “我们一起逃难多年,在山沟里,在防空洞你教孩子们,待孩子们将来长大了,会 想起你的。这几年张老师不也在教孩子们,沦陷区的孩子也要老师教呵!如今好不 容易大家聚在一起了,你是接收大员吗?张老师是汉奸吗?你凭什么拿那种态度那 种眼光对待张老师?”女教师伏在桌子上呜呜地哭,她同大姨是患难与共的姐妹, 大姨任她哭去,转脸对张老师说:“张老师,教师的天职是教好学生,我们要对孩 子负责,怎么可以一赌气就走呢?你可以不管这些同事,但不可以不管班上的孩子。” 朴实的大姨受到同事、学生、街坊与亲友的爱戴是非常自然的,自然得就像是 春天隐在草丛中的山花,谁也没有去刻意寻找,它开了,它静静地开,开了漫山遍 野,一朵朵花儿是那么小,却又是那么博大。 1945年冬天,许多日本人还没有被遣送回国,自由路有所日本小学,小油坊街 的几户日本人家的小孩都到那里念书,往往同中国小学生在街上相遇。天气很冷, 中国小孩一般都穿棉大衣,戴棉帽子,而日本小孩则穿浅黄色的呢制服,男生是短 裤,女生是短裙,长袜,皮鞋,露出半个膝盖,不能不在寒风中有些瑟缩。中国孩 子只要结群,一遇上他们就要发出嘘声,嘲笑、挑逗、掷土块、掷雪球、挡住去路。 战场上的胜利与失败,不难在孩子的心灵上投下阴影,两国的孩子相遇,日本孩子 一般是低下头,目不旁视,尽量匆匆走过,也有反抗的。个别倔强的日本孩子会用 土块、雪球反击我们,然后沿着墙边狂奔逃走,甚或同我们厮打。小哥同皇甫军长 的儿子皇甫木林、冷总参议与白俄三姨太生的小儿子老幺、街西头刘厅长与英国媳 妇生的黄毛刘约翰,还有我,组成“同盟国部队”,专门和日本孩子过不去。日本 小学生遇到我们就躲着走,“同盟国部队”在小油坊街战场上,大显威风。 不巧,一天早上,“同盟国部队”遭遇了大姨。 来了一场雪。老天爷感到这座残破的城市需要彻底粉刷一番。雪没日没夜地闷 头下了两天。第三天突然晴了,软软的阳光轻拍着地面,雪层下的雪水越流越快, 除了墙边被人堆起来的积雪,路面很快变成了黑色的泥浆。行人一走一滑,一辆美 国道奇两用小卡车开过来,把黑泥溅在路两旁的雪堆上,雪堆成了蜂窝,像刚挨了 一阵机关枪子弹。下雪不冷化雪冷,缩着脖子谨防滑倒的行人在路上偶然遇到熟人, 不是互致问候,而是一起诅咒这冻死狗的坏天气。我们“同盟国部队”的几个正往 学校赶早自习的孩子,像溜冰一样不时在路上滑行着、追逐着、呼叫着。快跑到街 口,忽然从高家胡同出来两个日本小学生,一男一女,是两兄妹。看见我们,男孩 故作镇定,昂着头目不旁视地大步向前走,过坟场吹口哨似地把手中的一个铜板抛 上抛下。这种样子惹恼了我们,小哥蓦地跨前一步,一伸手抓过男孩抛向空中的铜 圆,用力一甩手臂将铜圆砸在雪堆冰碴里。男孩蹲下身想把铜圆扒出来,黄毛趁势 一推,把他推倒在满是污迹的雪堆上。男孩跳起身要冲过来,却被女孩哭着从后面 紧紧搂住。我们笑起来,正得意取得的“胜利”,身后忽然传来一个低沉、威严的 声音:“你们干什么?”穿件蓝布棉袍、围条浅驼色长线围巾、双颊冻得红中泛紫 的大姨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几个急忙退在街的一边,泥塑木雕般地站立着,垂着头, 排列整齐,想让大姨快快走过去。 “丘老师!” “大姨老师!” “你们为什么欺负人家?还想打?打了8 年还不够吗?”大姨生气地看看我、 看看小哥、黄毛他们:“凡云山、刘约翰,去把铜圆找出来还给那两个小朋友。” 小哥与刘约翰正要移动脚步,我和黄毛已经急忙走过去扒雪,找出了那个正躺 在冰碴下面的五十文的铜圆。大姨将铜圆交还给女孩。 “不要欺侮人家,”大姨对我们几个又说:“快去上学吧。” 曾经对街上的日本小孩威风一时的“同盟国部队”,就这样偃旗息鼓、自行消 失了。 我们不再在街上与日本孩子争斗了,大姨却同别人打起了官司。 大姨是个非常简朴非常平和的人。她喜欢吃臭豆腐,佐饭常常只有几根青菜几 块臭豆腐。她有头痛病,头痛起来,就吞一包头痛粉,很少见她去抓药看病。就是 这样一个与人无争,生活简朴,善良宽厚的大姨,却轰轰烈烈地与人打了场官司。 大姨打官司,说起来人们都不相信。 大姨确实得打官司,对手是旧京乡下一个姓胡的大恶霸。 打官司为的是她在娘家的20几亩沙坂地。 她才到省立三小任教时,正值青春年华。她教学认真,活泼好动,很快引起了 同事的注意,特别注意她的是年已30多岁、老成持重的徐校长。徐校长对这个风华 正茂的女教员自然高瞧一眼,接着就是不懈的追求。她们结婚了。结婚后徐校长不 想愧对年轻的妻子,思谋另图发展。此时正值刘峙主豫,福将刘峙北伐有功,一心 要在河南再弄出点政绩,让蒋介石高兴高兴。他想“励新图治”,想当“改革派”, 幕僚们给他出主意,想“改革”就要先来个“刷新吏治”,考县长,也就是选拔县 长要经过公开考试!这在民国年间不能不说是一大“创举”。凡有3 年公务员、教 员资历的,不分性别年龄均可以报考,可谓一律平等矣。徐校长前去应考,凭资历 与学识有幸金榜题名,刘峙召见后,紧接着放了一任县长。几年过去,徐县长在三 个小县当过父母官。虽说身处穷山恶水的小县,但小县县长毕竟不同小学校长,手 中慢慢积了几个钱。这时徐县长已为人父,为妻儿今后生活计,就在旧京护城堤外 妻子的乡下买了20几亩沙坂地。有幸与不幸往往接踵而至,不久徐县长患水臌病亡 故,留下了妻子、一双儿女和这二十几亩薄地。 大姨的官司拖得时间很长,大约一年多。 二十几亩薄地由弟弟代耕代管,1942年大荒,弟弟把地以十分低廉的价钱卖给 了当地胡姓大地主。姓胡的当时正替日本人做事,有权有势,乘饥民之危,贱价收 购了大量土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法令,凡在抗战期间因灾荒而贱 卖的土地,一律允许原价赎回。本是简单的事,政府有明令,照办即可,但姓胡的 于抗战后仍然独霸一方,不肯让人赎地。这惹恼了大姨,大汉奸却一点不惊,他用 金条买了一纸地下军委任状,有恃无恐,怕你这个逃亡8 年的穷教师不成?大姨一 气之下,一纸诉状递到了河南省高等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