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N 大,能成为王先生的研究生应该算是一件比较风光的事情。因为,事实上 王先生当时的工资已经不在N 大拿了。他在人大和政协,都有着一定的职务,享受 着高级领导干部的待遇。在学校里,从校长,到党委书记,对王先生都是特别地尊 敬。事实上,王先生完全可以脱离N 大,但是他自己不愿意。他愿意继续留在学校 里,带着研究生。这对校方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 王先生带的研究生不多,但一个个都很牛(“优秀”)。从某种意义上说,导 师的地位,决定着研究生们的前途。所以,要成为王先生的研究生,就显得不那么 容易。 我能成为他的研究生,的确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时我只是想考硕士研 究生,但是我对英语能否顺利过关却没有什么把握。一个要好的师兄,就建议我去 找王先生。只要他发了话,考研肯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他之所以建议我去找王先生, 是因为知道我过去发表过一篇关于王先生诗歌艺术的小评论。在他的怂恿下,我又 急就章发表了另一篇。这两篇,一篇发表在北方某市社科院主办的《文论》,的确 是相当不易,而后者则是我临时根据前者进行简化浓缩后,找熟人帮忙发表在副刊 版上的,——为了考研。当我捧着这两篇拙作,找到王先生,他翻看了一番后,脸 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说:“不错,不错,你有潜力。”我的心里当时其实是非常 忐忑的。我内心最大的愿望是,他能看在我鼓吹他的份上,帮我向系里打个招呼, 让我英语上能够过关。他看了看我,突然问:“你有意愿考我的研究生吗?”这当 然很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红了脸。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没关系。你来考吧。 到时我要你。” 说起来就是这样的简单,像是天方夜谭。 原来,我一直以为王先生是不好接近的,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后来才发现, 事实上他竟是那样的平易,亲切而和蔼。原来我对他的那些小小不快,早已经化为 乌有。既然成了人家的门生,就是忠实的信徒,就得感恩戴德,尤其是我。据王先 生说,我是他那几年来唯一一个破格录取的学生。为了能让我进来,他还是费了一 些心思的。王先生一共招了五个博士生,三男两女。我算是他的特招生,研究方向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现当代文学里,我主要研究的就是王先生。成了他的研究生 后,我就经常到他的府上来。他布置我任务,交代我查哪一些资料,然后怎么去写。 应该说,在那几个同门弟子中,王先生对我是比较偏爱的。 他对我是抱有一种希望的。 王先生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三层的小楼。小楼很旧,大概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一共住了四户人家。王先生就住在二楼东面的一个单元。这样的房子,在校园里, 算是一种特殊身份的象征,但与外面的干部比起来,那就差远了。其实,王先生是 完全可以搬走的,但他却没有搬,据他自己说,是喜欢大学校园里的宁静与安适的 文化气氛。而命运捉弄人,他这一住下,就再也没能搬走,因为,在我当了他研究 生的第二年,他的个人境遇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辞去了所有的社会职务,又 重新回到校园里,当起了教授。我下面所记述的,也都是他从人大、政协回来后, 我所记住的一些事。 我把过去省略了。 王先生既然是名人,当然就有一个很大的书房。那个书房是家里最大的一个房 间,两面墙的整体书架,从上到下都是书,桌子上、沙发里、地上也都堆满了书。 我们上课的时候,就经常挤在他的这间大书房的狭窄空间里。 这是一个书海。 王先生对我们很宽松,每次上课,只是随心所欲地讲些东西。他认为,一个人 的成才,主要靠的是自己。而他作为导师,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榜样。他从来不多 过问什么。当然,对我是个例外。他常常在那几个学生走了以后,留下我,单独阐 述他的“思想”。 他对当代文坛非常的熟悉,他是亲历者,见证人。他谈起一些人物和事件,如 数家珍。同时,他对文坛里的一些人物,也表现出相当的不屑。是的,他是把自己 放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来看待这一切。慢慢地,我也发现了,事实上,先生的眼里 没有其他人。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换言之,仿佛整个当代文学史 (至少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没有了他的诗歌,新时期文学,就不再成为新时期 文学,就是一块荒地,甚至干脆就是一块沙漠。 接触的时间长了,我就更多地看到了王先生俗世的一面。他长时间一个人住, 整个屋里乱糟糟的。阴暗、潮湿,充满了一股霉味。显然,他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 是比较差的。当然,诗人嘛,情有可原的。越是优秀的学者,伟大的诗人,个人生 活就越糟糕。这几乎是一种常识。据说,王先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他们都 在外地。他们都是王先生的前妻所生。我感觉到,王先生和他前妻所生的子女,关 系并不很亲密。他们几乎不到他的门上来。当然,也许逢年过节才会来看望他。 王先生的前妻去世多年了,她是一位县城里的小学教师。在“文革”中,她受 着王先生的牵连,多次被批斗、游街,最后不忍凌辱,在一个清晨,于大街上的一 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上吊自杀了。而那个时候,王先生正被关在一个监狱里。孩 子们当时小,就在外面四处流浪。关于这段经历,王先生不愿多提。因为后来他让 我给他写传记,所以,他陆续地向我讲一些。 大红大紫过的王先生,当然有着许许多多的崇拜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 而其中,是有着不少漂亮的女文学青年的。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时,改革开放 才初露端倪,经济大潮还没有席卷神州。人们对从商者,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抵触与 鄙视(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大多是些社会闲杂人员,小商小贩,甚至是从牢狱里出 来的无业者)。一帮经济学家,还在为了公与私的问题,姓“资”与姓“社”的问 题,等等,在争吵不休。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还不是商界巨子(当然,那时候也没 有什么真正的有钱人),而是思想文化界的名人。王先生的名望与他所经历过的苦 难,这时都成了一种财富。很自然地,在众多的崇拜者中,有一个姑娘让他心动。 两个人就慢慢有了一些联系,走得也越来越近。这个姑娘最后对他,由崇拜,而产 生爱,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所以,不久之后,他们就结了婚。 这在当时的文坛上,还被传为佳话。 新妻子很年轻,几乎和王先生的女儿年纪一般大。她不仅年轻,还很漂亮。可 惜的是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很短。我听学校里的其他老师说,他们总共只生活了两 年多一点,然后她出国了。她为什么出国呢?当然是出于对现有婚姻的失望。王先 生对此肯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无法对别人言说。他知道她的想法。对她而言, 原来远看时的王先生,是高大的,光辉的,等真正在一起生活了,才发现他并不完 美,甚至,在她的感觉里是糟糕的。他们开始争吵,直到最后解体。 她通过他在英国的一个翻译家,去了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就是中国人心中的 天堂。是的,在经历了无数次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之后,贫穷的中国人,没有指望 在当初许诺的日子里,过上共产主义生活,却发现美国才是富裕的天堂。相比之下, 自己生活的环境,才是水深火热。 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于是,出国的大潮汹涌。不管是否懂得那个国家的语言,不管到了那里以后, 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生活,只要跨出国门,就是一种极大的胜利。 王先生当然不会那样想,他是清楚的。 他是反对她出国了,但是却又无可奈何何。 而这次婚姻,对王先生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越是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心理 上,越是容易受到打击。甚至可以说,这种打击,比前一次更大。前一次是正常的 婚姻在非常极端的年代的破灭,而后来的这桩极端婚姻却失败在一个正常的年代。 在后来帮助王先生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曾经试图寻找过他这位越洋妻子的照片, 想一睹她过去的芳容,但始终也没找到。看来,王先生一定是做了坚壁清野工作。 在他的家里,看不到有她生活过的任何迹象。看来,他是伤透了心,像要彻底地把 她从记忆里抹去。 但也就在这次失败的婚姻后,王先生居然在政治上得到了关照,这也就是中国 古人所说的,利害同门,祸福相邻,“祸兮福所倚”也。他从一位著名诗人、知名 教授,成为了领导,在人大、政协担任着不同的社会职务。他所以能得到这样的职 务,当然是由于他在文学上的建树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对那个极端年代的批判, 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他的提拔,有利于体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我从来没问过王先生当了领导以后的感受。其实,有些东西是不用问的。教授 和领导之间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如说,出入有车(那个年代,有小轿车 接送上下班,是件非常风光的事),有秘书安排着日常事务,大会小会的作报告, 经常性地到各地视察,等等。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点不习惯的,但后来一定是 乐在其中了。做官的妙处,想来是妙不可言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热衷于仕 途。 在当官的那几年里,王先生几乎没有什么作品。他也时时地抱怨,说太忙了, 忙得根本静不下心来,从事他所热爱的创作。但是,抱怨也只是抱怨而已。在别人 看来,那种抱怨更像是一种矫情,作秀。写作是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出人头地? 既然他已经出了,写作还有意义吗?当然,知识分子偶尔撒撒娇,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王先生担任的职务并不具体,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是可有可无的。然而, 只要他成了机器当中的一部分,就欲罢不能。他只能跟着一起转动。 然而,王先生到底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官员,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大是大非 的问题上,常常要冒知识分子的傻气,口无遮拦,时不时地会犯点自由化的毛病。 换句话说,他的思维并没有被官场完全同化(或改造)掉,仍然保持了一点知识分 子的独立性思考。所以,在后来一次历史性的突发事件中,就说错了话,站错了队。 历史性的突发事件,最容易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智慧。显然,他是一个没有什么 政治智慧的人。或者说,他进入政治体制中,原本就是一个错误。而在大是大非问 题上,最忌讳的就是说错话,站错队。 很自然地,后来王先生自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情势所迫,他似乎不辞也不行), 又回到了校园,当起了一个纯粹的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