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刘亚莉打了一辆的士从中心城来了小镇。 刘亚莉在派出所脸黑黑地办完手续,把我从留置室领出来,领上停在外面等候 的的士。刘亚莉坐在司机旁边的前排,我便坐在后排,然后直奔中心城。 我想跟她说点儿什么,可是隔着一张铁防护网,就像派出所留置室里的防护窗 一样,就像她是审讯人员我是被审的一样,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是冤,可是谁 信哪?就算我爸信我妈信那两个老革命都信,我们整个农垦师的大爷大叔大妈大婶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全部信,刘亚莉她会信? 一路上,刘亚莉侧脸向着车窗外,一言不发。 四十五分钟后,的士到了中心城。 进了家门后,刘亚莉关上门,终于开口对我说话了。 只有两个字:离婚。 从陈SIR 告诉我必须让家里人来领我出去那一刻起,我就想到了这个结果。其 实,我跟刘亚莉领了结婚证但没举办婚礼的事实婚姻,早在我搬到小镇上来住之前 半年就已经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缝,我为了不人为扩大这道裂缝,所以才暂时躲出 去一阵子,想让彼此都清醒清醒,再确定是否还要继续在一顶屋檐下生活下去。 说起来我跟刘亚莉的婚姻还曾是文友们艳羡不已的对象。刘亚莉是那种典型的 白领丽人,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经理,收入很高。当初她倒过来追我,并成功 地打败了数名年轻女性,跟我领取了共同生活的合法证件,让我在文友们中间很有 面子。我不在乎在唱歌行当的名声,却很在乎在文友们中间的面子,可是文友们不 能帮我介绍赚钱的活儿,歌手们却能帮我多跑场,我想我的确是像别人说的那样, 有点二百五。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会被刘亚莉这样的白领丽人看上。并且,来自四川的刘亚 莉可是比我这个遭了天灾的海拔要高好几厘米。 在广告公司任职时,我所在公司接了一单活儿,为一个在“非典”时期死活无 人问津的小户型为主的楼盘做推广。其实在此之前,另一家颇为有名的广告公司做 得挺好的,可谁想天灾人祸的危险时时刻刻都存在,一种名叫SARS的病毒,让所有 自住的、炒房的客户都捂着大口罩呆在家里连门都不敢出。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我们公司刚刚接下这个单,“非典”疫情解除了。深圳这 座城市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全城人口比例高达99% 以上,“非典”时期, 人员流动受到严格控制,出国或者回内地都属于被管制的行为,许多没有成家的人, 在这一时期内充分领会到了啥叫“孤家寡人”。针对这一人群特征,我提出了“我 想要一个家”的喙头,并在广告词里引用潘美辰的歌词,煽情地写道,“我想要一 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当‘非典’来临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要一个 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当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非典’之 后,重燃生活的激情”的主推广语,使得该楼盘在“非典”之后萧条的市场上异军 突起,楼价一天一涨,一个月前还愁眉苦脸恨不得去大鹏湾跳海的开发商,还有被 开发商骂得像狗一样的代理商,见了我都是一副弥勒佛的形象,他们见我时不是再 叫“唐朝”、“小唐”,而是拉着手勾着背拍着肩叫“兄弟”。 也许是我出手不凡,作为销售经理的刘亚莉提成没少拿,也许是那时我剃着光 头留着长胡子的放荡不羁的另类形象,从一个不走运的酒吧歌手转型为广告公司首 席文案的另类形象,给了刘亚莉生活在别处的可能,于是她借感谢我为名,开始主 动约我喝酒。 酒与女人,都是我所爱,在新疆跑场的时候,我不喝酒就唱不了歌儿,一喝酒, 歌儿就自动从胸腔里往外冒,像我们天山上的雪水一样连绵不绝。 于是我在某一晚的酒后,便把比我的海拔还高几厘米的刘亚莉给放倒了,就像 把那些从俄罗斯来的斯拉夫人种的洋妞儿一样放倒。过往的记忆,在那一刻不断闪 回。 姑娘啊姑娘啊/ 听我说几句话/ 可不可以留给我/ 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你是单 身的/ 我和你一样啊/ 谁都不要嫌弃谁,做个朋友吧…… 于是某一晚的第二天,刘亚莉便不再打着感谢的旗号了,而是直截了当地以女 朋友的身份出现在我供职的广告公司,之后便是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再然后便跟 我领了那张共同生活的合法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