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余静书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到大连出差的机会,大连离上海很远,在余静书的印
象中,大连是一个与上海相差无几的大城市,在北方,这个城市的地位十分显赫,
它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大连的特殊就在于,它在中国北方引领着城市现代
化潮流。事实的确如此,余静书到大连去,就是为参加国家教育委员会为期一周的
培训。
出差总是有许多好处和坏处,好处是可以顺带着观光休养,坏处是出差前,要
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妥帖,儿子的衣食住行,老公的烟酒穿戴。余静书的老公陈彬
是一家外企的白领,算是事业有成,家务事少管,每次赚了额外收入,便往余静书
面前一扔:“老婆,今天又有红包了,收起来,去买漂亮衣服穿。”
陈彬把一沓人民币扔给余静书的时候,与大多数在外面赚了钱回家交给老婆的
男人一样,带着一脸献媚的表情,好似给老婆一沓钱,便希望能换来余静书十二万
分的感恩,于是便会对他更加支持更加拥戴。事实上,余静书通常并不领情,她多
半会说:“你拿着自己用吧,我有钱。”
这句话说出来,表示着这一对夫妻的日子过得是十分相敬如宾的,但内里的意
思却有些生分。尤其是最后三个字:我有钱。
这就表明,这对夫妻之间的财务没有合并,你用你的,我用我的,互不干涉,
即便是一个给另一个钱,也是要客气一番的。金钱的给予并不显得理所当然,那是
当作礼物一样用来交涉、用来搞好和平团结的媒介。陈彬对余静书的客套已成习惯,
他的老婆向来如此,不依赖男人,他也做不了她的港湾或者靠一靠的肩膀之类的东
西。仅仅是这样一种状况:陈彬是余静书的家人,余静书是陈彬的家人,仅此而已。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十岁的儿子,另一个,是女儿,四岁。
大凡人们认为这种情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夫妇俩是海归,在外国生了两个
孩子又回国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俩人以前分别结过婚,有了孩子,现在,他们
俩是重组家庭,在上海常年生活的男女,只有再婚,才会拥有这样一大一小两个孩
子。
事实的确如此,三年前,余静书与她的前任丈夫杨益离婚,原因很简单,杨益
有外遇了。婚离得十分迅速快捷,也没有张扬宣布,更没有哭闹吵架,犹如余静书
向来的个性,干练,直接。直到离婚半年后,有几位亲戚朋友见到余静书还会问:
“杨益最近好吗?好久没见他了,代我向他问好哦。”
余静书多半会笑笑答应,懒得解释,等到亲戚朋友从别处了解到他们已经离婚
后,亲戚们才尴尬得不知怎么好了。再遇到余静书,便会躲着她,就怕照面时想起
上次冒昧的问候,怕余静书责怪他们的无礼,也怕自己十分多余地进入一起无事生
非的纠缠。遇到这样的情况,余静书便会主动上前招呼,笑脸对着人家,热情地与
人家聊几句十分乏味的家长里短,以表示自己的不介意,同时,她也想以自己爽朗
活泼的举动告诉人家:我过得很好,不必同情我,尽管是杨益出了问题,但离婚是
我提出的。
余静书有些掩耳盗铃,人们并不关心究竟是谁提出了离婚,人们只关心离婚本
身以及离婚的原因,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甚至没有兴趣去真的关心余静书的生活。那
一年,余静书就用一辆自行车载着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去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下
班时间一到,便奔跑到自行车库,飞驰到小学门口接儿子,然后,买菜做饭吃饭督
促儿子的功课,夜深人静时,儿子睡下了,三室一厅的家里便寂静到可以听见自己
的呼吸。劳累一天,疲乏侵袭而来,但却没有睡意,只脚瘫手软地窝在沙发里,看
着这个与过去没有任何变化的家,只是家里少了一个男主人。余静书没有像别的女
人那样为了抹掉前夫的影子、忘记痛苦的回忆而丢弃男人用过的所有家什,包括男
人的照片。余静书很理智、很冷静,一切对她有用的东西,她一概不丢,哪怕是杨
益穿过的一件汗衫,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带走,余静书想,这汗衫还很新,可以当睡
衣穿。穿着杨益的汗衫在家里活动,衣衫上似乎还留有他的体味,人却走了,不再
回来。这感觉多少是有点辛酸的,但余静书偏偏要逼着自己接受这种感觉,好似越
能承受男人在家里无处不在的影子,越能表示她对男人的忽视与不在意。好在这个
男人还算没有完全丢掉良心,他把房子留给了余静书,毕竟她要带着儿子生活。至
于他,只身离家,寻求他的爱情去了。
余静书心里就是这么默默地想的,只是在人前,她总是平静地分析:杨益很幼
稚,至少他诚实,当他有外遇的时候,他做不到像别的男人那样“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他无法承受两个女人占有他的生活,这说明他还纯洁,所以,我
决定,成全他。
余静书的分析显得十分理性,也似乎是在表示,她是理解杨益的。当陈彬听说
余静书已经离婚并询问关心她的现状时,余静书就是这么向陈彬陈述她的离婚过程
的。说这些话的时候,陈彬正坐在她面前玩弄着一支咖啡匙。陈彬是她的高中同学,
大学毕业后到荷兰留学,学成回国后在一家外资企业当高层管理,属于高级白领,
为鬼子干活,每月领着鬼子发给他的不菲的薪水,小日子过得既滋润又紧张。他有
一个女儿,刚出生不久,那时候,他正当着一名幸福的新爸爸。新爸爸陈彬到余静
书所在的小城,是因为一家企业邀请他开发一种节能产品。这次偶然的会面,让陈
彬这个新当上爸爸的男人走上了偏离原来生活的轨道。那时候,余静书刚离婚半年。
他们坐在蓝山咖啡馆,幽暗的空间,清悦微弱的小提琴旋律隐约可闻,桌上的
瓷花瓶里插着一枝新鲜的郁金香。这环境,让余静书忽然产生一些浪漫的怀想,仿
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用甚少的生活费去咖啡馆奢侈地泡上一夜,心里有些内疚,
却充满了幸福感,然后吃一个月幸福的咸菜。
她想起二十四岁的那个冬天,杨益第一次请她到红房子西餐厅吃饭。那一年,
他们刚开始工作,他们从来没有到高档饭店消费过,更不要说西餐。热恋中的年轻
男女决定要到红房子去吃西餐,仿佛是一个成人仪式,自己有了到饭馆吃饭的决定
权,并且也有消费的能力,他们便是成年人了。结果,这一成人仪式花掉了他们半
个月的工资,吃了一些很硬的面包,酸酸甜甜的菜,口味奇怪的奶酪和一尝就犯腻
的奶油白脱。最后的结论是,西餐不好吃,还不如以前大学校门口的排档,酱爆螺
丝、排骨年糕,奢侈一些的,买一只烧(又鸟),那是过节的时候吃的,或者父母
给生活费的第一天,往后的一个月日子将会过得越来越惨淡。然而,红房子西餐厅
的这一餐尽管价格昂贵,但高雅的环境和人们压低了嗓子说话的情形,还有吃饭时
用的刀叉餐具闪烁着冰冷而清丽的银色光芒,这些都让余静书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那时刻,她相信,她已经是一个成年女人了,她有权利谈恋爱、结婚,乃至做一切
成年女人可以做的事情。成人仪式终于起了作用,就在这个星期的礼拜天,余静书
让杨益提着水果补品去家里见了自己的父母,做了多时地下工作的新姑爷终于见了
丈母娘。
上海女孩子的父母大多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余静书的婚事办得甚至比她
弟弟还要讲究。结婚前,女孩子的父母多半会挑剔一番,再感慨一番、幸福一番,
然后开出种种条件,比如房子、车子,比如电器、存折。然后,便委委屈屈地把自
己的女儿嫁给了书上经常说的“那个幸运的臭小子”。
不知道杨益是否感觉到了自己的幸运,总之,日子过得也算平静,没有什么吵
闹,发生矛盾的机会不多。余静书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杨益常常想,别的男人要
忍受女人的唠叨,他不用。有一次坐出租车上班,杨益听到车里的电台正播放男性
专题节目,主持人插播一个笑话,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诉苦:我太太要跟我离婚,
她已经三个月没有和我说话了。另一个男人惊叹道:天啊,你太幸福了,到哪里去
找这么安静的太太啊!
杨益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样的幸福,他正好拥有。当然不致于像
电台里的男人那么可怜,他和余静书不是一句话也不说,但多半说的是这样的话:
“今天吃什么?”
“清炒苦瓜,冬笋虾米汤。”
“哦,今天单位里有事儿吗?”
“老样子,上课下课,开会。”
“儿子呢?”
“看电视呢,蜡笔小新。”
“以后少让他看蜡笔小新,这是一个日本坏孩子,会学坏的。”
“每个孩子都在看,你不让他看不行啊。”
“吃饭了。”
“好,吃饭。”
生活就是这么过的,连饭菜都显得寡淡,很少有红烧肉辣子鱼之类的浓味菜肴,
因为余静书做饭,多半以素菜为主。出租车司机笑着和杨益搭话:“做男人作孽,
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做女人好。女人不愿意干家务,做饭洗衣服会加速她们的衰老
;女人不愿意出去赚钱,赚钱是男人的事情;还有很多女人现在已经不愿意生孩子
了,这女人不生孩子还能干什么?难道还要让男人生孩子?所以说,做男人苦啊!”
出租车司机叹苦经,杨益便笑得更加厉害了。笑完停下,杨益开始回忆自己在
家里的地位,对照出租车司机的话,他发现,他还算是个男人,因为他不用干家务,
回家就有现成的饭吃。可是他又感觉不到男人被尊捧的优越地位,在家里,他并不
受宠。
平和而宁静的生活,这样挺好的,杨益总是这么告诉自己。直到出现了林卫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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