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黄纵跟我谈论过国外的一种恐怖游戏,叫轮盘赌。该赌不赌筹码,赌的是性命,
使用的赌具不是电影里大赌场那种大转盘,是一支左轮手枪。
左轮枪怎么做游戏呢?它有一个轮盘,起弹夹作用,轮盘上有装子弹的洞槽,
装满子弹后,打一枪轮盘转一下,直到全盘子弹打光。玩轮盘赌时,左轮枪的轮盘
里只装一颗子弹,其他弹槽洞轮空,赌命者轮流拿手枪对准自己脑袋开枪,一人只
扣一次扳机,碰到轮空没装子弹的弹槽洞,他就活,谁碰上那颗子弹谁倒霉,一枪
毙命。
“很恐怖很刺激。”他说。
我不解:“这有什么好玩?找死嘛。”
我俩真不在一个水准上。
当年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讲过的事情有的早就忘记了,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例
如轮盘赌。我们俩是老同事,当年我们就在眼下我这间办公室相识,此前我在市农
业局,他在市经贸委,彼此并无关系,后来同时被抽到市扶贫办,一起共事,他的
办公桌和我的办公桌背靠背,我们俩上班时面面相觑。当年同为年轻干事,普通公
务员,两个白丁,属于需要提早上班,擦桌子洗茶杯打开水的小字辈,彼此相处不
错,很有共同语言。那时黄纵在一群机关小字辈里已经显得出类拔萃,他很聪明,
为人处事很周到,有气魄,见多识广,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像轮盘赌。他
还是那种心里特别有数的人,我们成为同事之初,他就告诉我,扶贫办干一段时间
可以,久待不行,找到机会要赶紧走。
我说:“在哪儿都得干活儿呀。”
他摇头:“那不一样。”
他认为人经常需要做出选择,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不利。
我跟黄纵共事了近两年时间,黄纵做什么都心里有数,知道权衡利弊,知道抓
住机会,机会当然总是与他这种人同在。扶贫办属临时机构,与市领导的联系却比
较直接,黄纵在此间努力表现,很快就让领导注意到了。有一位副市长对他挺中意,
把他调去当秘书,让他走上了一条快车道。几年后他又碰上时机,给派到县里任职,
当副县长,成了领导。而我则一直没有挪窝儿,始终还在这间办公室这张办公桌边
扶贫,屡屡让他批评,让我多努力。他曾经为我找过我们单位的头头儿,说庄昭平
是正经人,不能亏待人家,得给个位子,不久后我被领导委为科长。这事让我挺感
激。
他不在意:“别客气。彼此老交情,以后说不定也要请你帮助。”
黄纵虽然一路顺风,跟我却始终保持联系。这人会做人,并不一阔变脸,当了
领导,到政府大楼开会办事时,有空还愿意到老地方转转,见了旧日同事还知道握
手寒暄,问东问西,笑模笑样,让人感觉不错。几年里我曾找他办过些事,他也因
为若干事情找过我,机关工作人员与基层领导干部,地位不同,各自都有些对方不
具备的资源和便利,可以互相关心帮忙。但是认真回顾总结,盘点一下,几年里大
家彼此相烦的都是些小事情,状况都比较自然,绝对正常,不像今天这般蹊跷:厚
厚一个封了口的信封,嘴巴也封了,语焉不详,云山雾罩。
细究起来,黄纵如此古怪地让我处理这件事情,当然有其理由,除了因为两人
是老同事,还因为事情牵扯到程家驹,跟我有关系。
程家驹是我老婆的远房亲戚,年纪比我老婆小,辈分似乎还比她高,仔细画一
张关系线路表,可能推算成我老婆的表舅什么的。我在私下里跟老婆管这个人叫
“程家狗”,自嘲因为本人文化程度不够,一不留神把“驹”和“狗”两字搞混,
忘记它们偏旁不同,一个属狗,一个属马。其实我是故意那么叫,因为该小子给我
印象特别不好。这人长得歪瓜裂枣,从小惹是生非,成人后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
在一起,不务正业,东遛西逛,喝酒赌博,不时招惹麻烦。
几年前,有一天程家驹到市里,找上我家,我见了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穿上西
装,打了领带,进门还会脱下皮鞋,几乎让我认不出来,变得有些人模狗样。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人家已经成了某工程公司的经理。
“其实就是个包工头。”他自己承认,倒也干脆。
当时我们已经有几年不见,程家驹找上门来,却不是要来展示自己浪子回头,
人生巨变,弃狗返马,也不是因为忽然想起我老婆是他的表外甥女,想来续续家谱,
叙叙亲情。他有事情求我帮忙,并非什么天大的事情,就是让我把他介绍给黄纵。
他听说我跟黄纵曾为同事,彼此挺熟,他正好用得上。
我老婆的老根在乡下,到我岳父那一辈才离乡进城,到市区生活工作。程家驹
则一直是乡下人,从早年斗鸡走狗,到眼下当包工头,活动区域始终在他们老家一
带。那一块区域属黄纵那个县,黄副县长管得着。
我对程家驹有些提防,没打算跟他牵扯太多。我告诉他我与黄纵虽是老同事,
人家现在是领导,我已经不太够得着,恐怕没用,帮不上什么忙。程家驹却咬着我
不松口,还像当年那种狗样子。他坚持让我给黄纵打个电话,说不管有没有用,还
请帮助说一声,都是亲戚,这点小忙不帮一帮,实在说不过去。
“你什么事找这个黄县长?”我问他。
他声称眼下没什么事,就是想认识一下,多一条路。黄纵在县里管建筑,权力
很大,大家都千方百计跟他搞关系。搞熟了,今后用得着。
老婆说:“庄昭平你就给打个电话吧。”
关键时刻,老婆的胳膊肘还得受血缘牵制,尽管这个程家驹的DNA 跟她隔得够
远了,早就八竿子打不着。迫于老婆的压力,我给黄纵打了电话。
“是你亲戚啊?”黄纵答得很爽快,“行,让他找我。”
事情到此为止,剩下的归他们俩自己,与我再无牵扯。
后来程家驹很稀罕地又到我家访问一次,这一次不仅穿西装,还开来了一辆车。
小子混得不错,在当地包了几个工程,赚了点钱。他给他表外甥女即我老婆送了一
份礼物,就是一袋茶叶,包装一般,看上去并不贵重,也就是比扶贫的档次稍微高
一点儿吧。小子在我家坐了会儿,发了句感慨,让我老婆鼓捣我想办法,不要死待
在一个地方加班加点干活儿,应当想办法到下边当个头儿,掌点权管点事,那就不
一样了,一两袋茶叶算个啥?几万十几万拿也是行情。
“像人家黄县长,”他说,“多少人求他。”
“都拿钱给他吗?”我追问。
他笑笑,称那种事只好去问老天爷,恐怕老天爷也未必都清楚。
“你自己呢?给没给?”
他起身告辞,开玩笑说不能再坐了,表外甥女的老公不像搞扶贫,倒像审案子。
当时我是没事找事,私下办案,未有结果,不了了之。哪会想到眼下案子忽然
自己找上门来。黄纵跑到办公室陪我加班扶贫,嘴上没事,手上忽然扔下一个信封,
内装人民币,数目不详,让我转交给程家驹。别说我这种自觉加班多年的机关干部,
街上踩三轮开出租的听了这事也都能猜出个大概。包工头程家驹不是黄纵副县长发
放慰问金的合适对象,黄纵让我转交的人民币只可能是程家驹给他的礼金,或许还
是贿金,他要通过我把这笔钱退还。黄纵找我代理,却不把事情说白,显然其中有
些不便。这种不明不白的事情我当然可以拒绝,但是毕竟与黄纵关系一向不错,加
上程家驹为我老婆这边的亲戚,是我打电话让他攀上黄纵的,所以此刻我不好拒绝
相帮。把这个事情搞明白并不太困难,旁人不清楚,两位当事者自己心知肚明,黄
纵不提起,找程家驹问问也就清楚了。
我感觉需要问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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